诗词散论 6期

改革开放以后，诗词的创作开始复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诗词的创作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现在，全国涌现了许多诗词团体，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诗词团体，各地成立的诗词团体不计其数，出版的各种诗刊、诗集也不计其数。传统诗词的作者，突破了少数名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

尽管诗词已经拥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历史的惯性，迄今为止，诗词仍然未能回归文学主流，这表现在主流文学刊物很少发表诗词作品；高校中除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外，从事当代诗词创作研究的学者仍属凤毛麟角；在各级学校中，学生普遍缺乏诗词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本应具备诗词素养的人士，如高校文科教师、刊物编辑、书画家等，大多数于诗词不甚了了……如此等等。这些情况说明，让诗词回归主流，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我看来，诗词迟迟未能回归主流，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诗词的一些理论问题还不够清晰，甚至存在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促进诗词创作的发展。

一、诗词的正名

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种事物的名称，应与其内涵相称，才能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概念。长期以来，对诗词的称呼很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诗词的理解，不利于诗词的创作。

诗词在当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称呼，或称为旧诗、旧体诗，或称为传统诗词，这些称呼都是相对于“新诗”而产生的。“旧诗”、“旧体诗”带一个“旧”字，从字面上看，至少有陈旧、过时之义，年纪大一点的人不免联想到中“破四旧，立四新”的极左口号，这种称呼明显带有贬义，为诗词作者和读者所不满。称作“传统诗词”似乎要好得多，可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但其实也不尽妥当。因为在“诗词”前加“传统”二字修饰，就意味着还存在与其相对的“非传统诗词”，而“非传统诗词”却不能等同于“新诗”。并且，“诗词”这一词本来已包含“传统”的意思，因此“传统诗词”这一词语的构成在语义上有重复之嫌。或许有人会说“传统诗词”是与“现代诗词”或“当代诗词”相对而言，但“现代诗词”或“当代诗词”的概念只可以理解为现代或当代人所作的诗词，与“传统诗词”实为相同的文学体裁，并非相对立的文学体裁。由此看来，把诗词称作“传统诗词”仍然欠妥。

按理说“诗词”概指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形式的诗歌，这一名称已有其特定意义，不必另起新名。但有人鉴于新诗的存在，又觉得将诗词称为旧诗、旧体诗和传统诗词都不妥当，故提出称作“中华诗词”，又有人认为可仿照“国画”的名称称为“国诗”。我认为这两种称呼仍然欠妥。“中华”是指中华民族，“国”当然是指中国，也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诗歌，而这里所说的诗词则主要是由汉民族创造的诗歌，不足以把少数民族的诗歌包括进去。因此，把诗词称作“中华诗词”，不太合适。至于“国画”的名称，是相沿成习，经过较长时间形成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称呼。因而简单仿效“国画” 而忽略了其历史积淀，将主要由汉民族创造的诗词命名为“国诗”，也是不合适的。

因此，主要由汉民族创造的诗歌，包括古诗、骚体、乐府、律诗、词、曲等形式，历来都用“诗词”的名称就可以概括了，本无必要另起新名，但考虑到新诗的存在，有时为了与之明确区别，我认为也可以将诗词称作“汉诗”。这样的称呼，一则与“新诗”正相对立，因为“新诗”是西方传来的诗歌形式，而非民族的传统形式（详见下节）；其次，称“汉诗”是将这种主要由汉民族创造的诗歌置于与少数民族诗歌平等的地位；再次，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都将由中国传过去的诗词称作“汉诗”。将“诗词”称作“汉诗”，有利于和这些国家进行交流。

二、新诗与诗词的关系

要明确新诗与诗词的关系，首先要明白新诗作为一种诗歌的形式，并非由诗词发展演变而来，它基本上是一种外来的形式。

王力在他的《汉语诗律学》里面指出：“白话诗是从文言诗的格律中求解放，近似西洋的自由诗（free verse）。初期的白话诗人并没有承认他们是受了西洋诗的影响，然而白话诗的分行和分段显然是模仿西洋诗，当时有些新诗在韵脚方面更有模仿西洋诗之处。由此看来，白话诗和欧化诗的界限是很难分的。”（王力《汉语诗律学》第822页）简单说来，王力所谓的白话诗，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新诗。新诗或有韵，或无韵，或有一定的格律，但其韵和格律与诗词的韵和格律相较，则要自由随意多了，二者不是一回事。

王力只是从格律方面来谈白话诗（新诗）与诗词的区别，而二者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词汇体系的不同。关于诗歌的词汇问题放在下文再集中谈，但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即新诗的词汇来自翻译名词较多，继承传统词汇很少；而诗词则主要承袭了传统词汇，主要是历代的书面词汇。

蜀中诗家滕伟明先生说过，新诗是舶来品，非常准确地说明了新诗的来源。

在四川省诗词学会的一次编辑工作会上，马识途先生谈到了他对当代诗歌创作的看法。他说，他考察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诗歌创作的情况，发现这些国家的诗歌创作几乎都沿用传统形式，即使内容随时代而有变化，即使有外来的形式传入，传统形式始终处于主流地位。而中国在之后，诗歌的外来形式——新诗——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而传统诗歌——诗词——逐渐被边缘化，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根据世界各国诗歌创作以传统形式为主的情况，预言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必将得到复兴。

我相信马识途先生关于中国传统诗歌——诗词——将得到复兴的预言，复兴的主要标志便是诗词重新回归主流。但诗词回归主流并不意味着新诗受到排斥，新诗发展到现在，已成气候，相信这一外来诗歌形式仍将继续存在发展。新诗和诗词在相当长时期可能会各自发展，“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新诗与诗词并行发展，对中国的诗歌创作应是一件好事，二者也许在某个时候如同回旋加速器里的粒子发生碰撞产生出新的粒子一样，产生出新的诗歌形式；即使这样的碰撞迟迟不至，中国的诗坛也会因形式的丰富多彩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诗词的格律

诗歌是有形式的，而诗词的形式主要依靠格律来表现，取消了诗词的格律，也就取消了诗词。

诗词格律主要是律诗的格律，要讲究平仄、粘对、用韵等；古风也有格律，主要是句式的变化以及用韵换韵等，但相对于律诗，其格律不那么严；词曲的格律在某种意义上比律诗还要严，不同词曲牌的句数、其句子的字数、每句的平仄等等，都有一定的规定。试想，如果把律诗的平仄、黏对、用韵等取消，把词曲牌的形式取消，那还有律诗、词曲吗？虽然古风要自由一些，但也有一套作法，实际上写好古风，往往比写律诗和词曲更难。

由于诗词的格律难于掌握，这就为学习诗词造成了困难。前些年，有些诗词团体提出一些方便法门，希望让诗词创作变得容易一些。他们的主张主要有两点：

一是放宽用韵，即律诗用韵可以不依平水韵，而按照普通话的读音来押韵；一是放宽平仄，即按照普通话的四声来调平仄。因为最令当代诗词作者头痛的事是押韵和平仄。他们认为，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写起诗来就容易多了。

这样的方便法门，我则期期以为不可。这样的主张对诗词创作是极为不利的。

首先，诗词的平仄与用韵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格律形式已与其内容融为一体，十分和谐，轻易地改变，必然会破坏其和谐。普通话的读音大致从元代开始形成，中古音的入声字在元代派入平上去三声，因此普通话的阴平声和阳平声字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中古音的入声字。诗词中若将当押平声韵处却押成入声字，或句中当是平声字却用成入声字，是很不和谐的。这样的不遵守格律的诗词，在懂格律的人读起来会觉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在一些方言区，如吴方言区、粵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的人，读起来更是觉得拗口碍舌，因为这些方言里还保留了不少中古音。若按这些方言来诵读合律的诗词，就十分和谐，不合律的诗词读起来是不和谐的。

其次，会造成阅读与创作的分裂，必然会影响鉴赏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我们要作诗，必然要取法前人，而前人的作品大都严格遵守格律。而我们在创作诗词时却不遵守这些格律，这等于放弃了可供借鉴的典范。在格律的规定下，前人往往用字用韵都十分讲究，如果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格律，会使我们在阅读前人作品时难以体会前人用字精妙之处，同时也使我们在创作诗词时无所适从。

再次，轻易改动诗词的格律，从长远来看，会造成继承诗词遗产的断层。人们若接受对格律的轻易改动，必然会对前人的作品产生隔阂，难于理解，这对继承诗词遗产是不利的，对发展、繁荣诗词创作也是不利的。

有志于诗词格律改革的人，即使觉得原有的格律非改不可，也必须遵守自然形成的规律，让新格律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逐步形成；同时也应尊重他人对原来的格律的沿用。至少在目前，任何对诗词格律轻易地改动，都不会得到普遍地承认和接受。

先前有人认为诗词这种体裁束缚思想，故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诗词束缚思想的主要原因无非是诗词有一套格律，掌握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其实际后果是有可能导致诗词这种民族文学体裁的消亡。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说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当年的青年也成了老年，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因相信这样的说法而失去了学习诗词的机会。其实诗词格律并非难于掌握，一般说来半年左右就大体可以掌握，比掌握汉语拼音也难不了多少。在日本有许多汉诗作者，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迄今为止，日本汉诗的总数达数十万首。这些汉诗“语言之流畅、格律之严谨、修辞之精妙、形象之鲜明，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黄新铭选注《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前言》）。而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却因诗词格律有一定难度而企图走捷径，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

四、诗词的词汇

诗词是中国古代形成的文学体裁，其词汇体系是以古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为基础，王力先生把诗词称之为“文言诗”，就是这个原因。文言词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极为稳定的词汇系统，数千年流传下来的诗词，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读懂，就是由于这个词汇系统十分稳定的缘故。

诗词的词汇虽然十分稳定，但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诗词的词汇系统不断吸取新的词语，因而又成为一个极其丰富的词汇系统。诗词具有这样的词汇系统，也就具备了极强的表达能力，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事件过程。

近些年来，有人鉴于诗词的词汇是文言，不能做到大众化，为一般群众所难理解，故提出诗词的发展方向要让诗词逐步口语化，使这个传统的文学体裁成为一种广大群众都能读懂的文学体裁。

我认为，这一主张有可能把诗词创作导入一个新的误区，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知道，口语相对于书面语言，其稳定性要小得多，处于经常的流动变化过程中。上了一定年龄的人都感觉到，现在人们的口头语比自己小时候的口头语变多了，这就是口语变化较快的明证。口语中常用的一些词语，有的过不了多久就令人难以索解。如四川某诗人喜用口语，有句云：“晨炊先拨蜂窝煤。”这是十多年前作的诗，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知道蜂窝煤为何物了。已故著名文史学家缪钺先生曾说过，唐以前的白话文比文言文难懂得多，其原因就是白话文不及文言文稳定。因此，假如我们让诗词口语化，可以想象，一首口语化的诗词有可能再过十来年就很少有人读得懂了，再过百把年就只有专家经过考证才能明白其意思了。这说明诗词口语化是行不通的。

同时，要使诗词口语化，必须要建立适合诗词的词汇系统。这样的词汇系统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应看到，当这样词汇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又演变成为书面的词汇体系了。因此，诗词口语化必然会陷入不能实现的怪圈之中。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诗词口语化的主张是不可行的。但我认为诗词以口语入诗，或以俗语入诗则是可行的，并且还是值得提倡的。白居易以口语入诗，以至“老妪能解”；杨万里“假辞谚语，冲口而来”，其诗也能通俗浅近，自然活泼。口语入诗与诗词的口语化有本质的不同：口语入诗是将口语或俗语吸收到诗词固有的词汇体系内，故能与诗词的格律水融，自然妥帖；而诗词的口语化则是要用口语词汇替代诗词词汇，这无异于取消诗词这种体裁，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总之，诗词的词汇体系是以文言为基础，不断地吸收新的词语，从而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十分稳定的词汇体系，这就保证了诗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流传下去。而希图将诗词口语化的主张，由于口语的不稳定性，也就使口语化的“诗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其传播会受到很大的时限，因而这一主张是不可行的。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