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视角下扩大居民服务消费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扩大内需的深入推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发展服务消费日趋重要。本文利用2002―2009年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家庭异质性因素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收入结构对总消费、服务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数值模拟了改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倾向的效应，最后提出了扩大服务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结构；服务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稳步提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92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4%，而2011年这一比重达到35%。此外，服务性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的拉动效应明显，1992―2011年，服务性消费拉动总消费年均增长3.6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已经成为提高我国总体消费水平、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应该充分重视服务性消费在提高居民消费率方面的积极作用，释放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十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新的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有哪些？服务消费代表消费结构升级的最终趋势，消费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服务消费，包括文化娱乐、旅游、教育、养老等（商务部，2012）。目前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均在70%以上，而我国仅有41%左右。因此，如何扩大服务消费，优化服务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内学者们对于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尹世杰（2001），孙凤和易丹辉（2000）从一般意义上全面概括了影响消费结构的收入因素，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收入差距，并认为收入水平是消费结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张秋惠，刘金星（2010）研究了不同性质的收入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具有不同的影响。周弘（2012）认为住房按揭贷款会通过“挤压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家庭消费行为，进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樊茂清，任若恩（2007）则认为应考虑家庭的异质性偏好，认为家户特征对中国消费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上述这些文献为本文研究服务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基础。国内对于服务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少。程大中（2009）认为中国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趋于上升，服务价格而非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其中的主因，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在服务消费方面已显露出“成本病”问题。夏杰长，张颖熙（2012）把服务消费简要划分为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教育四大类，对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现状、趋势及政策建议进行了一般性分析，没有对服务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盛逖（2012）同样使用粗口径服务消费定义，利用AIDS模型对北京市居民服务消费结构和服务消费价格弹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以上学者均认为收入是增加服务消费的重要途径，但扩大服务消费，应侧重增加哪些家庭何种类型的收入？家庭异质性因素对服务消费又有怎样不同影响？与国内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试图尽量减少服务消费结构的测量误差，并考虑家庭异质性因素，重点分析不同收入层次下家庭收入结构对总消费、服务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对服务消费结构分类更为细致；（2）更加重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异质性；（3）系统研究和模拟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与处理

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采用分层（地级以上城市、县级市、县）抽样的方式获得样本，含有完善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该调查采用调查户每日记账的方式收集数据，获得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更为详细和准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广东省城调队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包括2002―2009年8个年份共17841个样本。

本文的总收入为城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主要划分为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大类。收入差距为各年省内不同区域和不同出生组的基尼系数。收入增长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年省内不同区域和不同出生组的收入增长率。服务性消费支出是家庭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费用，住户调查有现成加总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数据。本文在国家统计局家庭消费支出类划分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整理，构建了七类典型的服务消费支出，包括外出就餐服务、通讯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教育服务、交通服务、住房服务、家政服务。消费贷款包括家庭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和教育贷款。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类型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在后续回归中均采用人均对数结果。

为了考察家庭异质性对服务消费结构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家庭的人口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和家庭规模。一些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不同出生组的服务消费意识和行为差异显著，我们用户主作为家庭的代表性个体，根据户主的出生年代每十年构建一个出生组，控制了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共5个出生组。广东省不同经济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程度显著不同，珠三角区域的优势显著高于其它三个区域，为了控制省内区域的影响，我们根据广东省行政规划，把全省21个地级市划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四大经济区域。此外，我们也考虑了年份虚拟变量。

我们选取了样本中家庭成员小于5人和户主在22―70岁之间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另外，我们剔除了收入和消费数据中1%最高和最低的异常值，且家庭总消费大于可支配收入4倍以上的家庭。最后，我们得到17345户样本。

三、城镇家庭服务消费结构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一）总体消费结构升级明显，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差异显著

近十年来，广东省城镇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消费结构明显升级，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通讯等享受发展型消费比重总体呈上升之势，家用汽车、现代化的通讯电子产品及高档的文化娱乐用品逐渐进入城镇家庭。2002―2009年，广东省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平均食物占比为43.5%、衣着为5.8%、耐用品为5.3%、医疗保健为5.4%、交通通讯为13.3%、教育娱乐为12.1%、住房为11.6%和其它为3.1%。为了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度，我们把城镇家庭按收入等级划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五组。

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对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而言，食物和住房等生存性消费资料占家庭消费结构比重最大，交通通讯和教育娱乐的生活需求仍不能得到很大程度满足；然而对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而言，除食物外，交通通讯、教育娱乐等发展享受性消费资料占家庭消费结构比重最大。总体说来，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享受发展型消费，特别是享受发展型服务消费是消费增长的发展趋势，然而总消费结构并不能准确揭示出服务消费的结构。

（二）服务消费结构不断改善，但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不升反降

根据测算，2002―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服务性消费支出从2897.53元增加到5110.35元，年均增长9.6%左右，增幅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8.4%，但低于人均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10.1%，且人均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0.4%下降到29.8%。说明服务性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广东省近年来服务消费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不升反降，值得我们关注。

虽然人均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服务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外出就餐、通讯服务等七类服务支出均增长较快，在外饮食服务、通信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教育消费和交通消费是城市居民服务性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占广东省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80%以上。近十年来，除在外就餐服务外，通信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始终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显示居民家庭的消费正向享受型、信息化的方向过渡。需要注意的是，家政服务仍然很低，随着我国城镇老龄化的加剧，促进社区的家庭服务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三）收入差距和收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服务消费的快速发展

2002―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33上升到0.38，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6.74倍上升至7.88倍。收入差距较大且日益严重必然会影响服务消费差距。不同收入层次家庭的服务消费差距较大，高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最高且增长速度最快，人均服务消费一直在7000元以上，平均增长速度为16.91%，说明高收入群体仍是服务性消费尤其是享受型服务消费的主体；而低收入家庭的服务性消费支出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服务消费基于稳定在1000-1200元之间。就人均服务消费支出收入比而言，以2009年为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分别为18.9%和18.3%，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分别为24.1%和24.6%，高收入家庭为21.6%。显然，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的服务消费倾向要大幅超过高收入组。但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使许多中等收入群体因为实际收入制约了服务消费能力，而高收入群体的服务消费需求日趋稳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得工资性收入比重在下降，其它收入都有一定程度上升。2002―2009年，人均工资收入是广东省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把它称为基本收入来源；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水平的比重较低，我们把它称为非基本收入来源。一般而言，相比基本收入，财产性收入等非基本收入的大幅增加会快速引起服务消费的增长。而广东省虽然地处东部沿海，房产、股市、保险等财产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收入结构比例看，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81%，而低收入家庭仅为1.22%。显然，收入差距和收入结构影响服务消费需求，但具体效应大小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一）收入结构对总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影响

本文除重点关注收入结构、收入水平、收入差距、收入增长率等收入因素外，我们还考虑了消费信贷、户主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以下回归结果，所有结果均是混合OLS的稳健估计结果。我们主要分析各表中控制了时间、省份、出生组和收入组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1报告了收入结构等因素对总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影响，表2中第二至四列是人均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五至七列是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模型（1）和（4）仅考虑了收入类型对两种消费的影响，而模型（2）和（5）加入了家庭人口特征等其他影响因素，模型拟合效果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模型（3）和（6）又控制了时间、省份、出生组和收入组的固定效应，估计效果显著改善，我们发现四种收入对总消费支出和服务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与人均总消费支出相比，各种收入水平的增长对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刺激效应更大。以工资性收入为例，居民收入增加1%，人均总消费提高0.0078个百分点，而人均服务消费将提高0.0171个百分点。此外，我们发现总消费支出受基本收入和持久收入冲击影响较大，而服务性消费支出受非基本收入和暂时性冲击影响较大。

包括住房、汽车和教育在内的家庭消费贷款对总消费和总服务消费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收入水平增长率对总消费和服务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收入增长率对服务消费的增长效应更大。而收入差距越大，越会显著降低家庭的总消费和服务消费。

从家庭人口特征的影响来看，与家庭总消费一般存在“倒U”型趋势的生命周期效应相符，家庭户主年龄越大，会显著增加总消费支出，但会显著降低服务消费。家庭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增加家庭的服务消费，可能原因是由于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和掌握新型服务消费品。与非技术人员、农民工相比，户主为企业主、公司高管、专业人士等收入相对高的职业，更有利于家庭增加服务性消费支出。家庭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增加家庭的服务消费。

（二）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的影响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各种收入来源的边际服务消费倾向显著不同，因此，明确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影响的差异，有利于针对性制定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增收政策。

根据表2，从同一收入阶层不同性质收入对服务消费影响效应的大小来看，对于低收入家庭，只有转移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政府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1%，服务消费会增加0.0209个百分点。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服务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四种收入对服务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无论增加哪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扩大都会显著拉升服务消费规模。而对于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家庭而言，增加家庭的经营性收入，能显著增加这些家庭的服务消费。

而从同一收入类型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服务消费影响效应的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对各种类型家庭服务消费影响有正有负，说明不是盲目增加哪种收入阶层的工资性收入就能显著刺激家庭的服务消费。增加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会显著增加这些家庭的服务消费。值得注意的是，转移性收入对各收入阶层服务消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这种暂时性非基本收入来源的收入弹性很大，相比其他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的服务消费效应最大。而财产性收入仅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具有显著影响。

低收入、中等偏下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贷款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0173、-0.0126和-0.0096，这意味着住房按揭等消费贷款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教育等政策上的倾斜，能有效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服务消费。

五种收入层次家庭的收入增长率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各城镇家庭的服务消费远未饱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服务消费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但从收入增长率的影响来看，相比中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更能显著增加家庭的服务消费。此外，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尤其会显著降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

（三）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结构的影响

为进一步了解城镇居民各类服务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因素，我们分别以城镇家庭人均外出就餐服务、人均通讯服务、人均文化娱乐服务、人均教育服务、人均交通服务、人均住房服务和人均家政服务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人均收入结构等为解释变量。

从不同收入类型对同一服务消费支出效应的大小来看，据表4可知，四种收入对家庭在外就餐服务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家庭在外就餐服务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大，而转移性收入的正向影响较小。

对于通讯服务而言，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李海闻，杨第（2010）认为价格补贴政策对家庭耐用品购买和福利具有重要的影响，转移性收入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正向影响最大，估计系数为0.0483。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服务影响较大，而转移性收入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教育服务，而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最高，说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亦会降低教育差距和服务消费差距。近年来，汽车消费旺盛，与汽车维修、汽车使用相关的交通服务在总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日益增加，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交通服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居民家庭的居住服务支出，四种收入对其影响大多为负且不显著。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家政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1%，家政服务支出就会提高0.0715个百分点。说明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家庭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加追求便利性、信息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加消费支出。

从相同性质收入对不同服务消费支出的效应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七类服务支出中的通讯服务和教育服务影响最大。转移性收入对七类服务支出中的文化娱乐最大。财产性收入对七类服务支出中的文化娱乐正向效应最大，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增加1%，家庭文娱服务提高0.0173个百分点。

（四）数值模拟

我们以2002年为基准，模拟出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增加1000元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加1000元，而其它收入层次家庭的各种收入不变，其它影响因素也不变时居民服务消费的动态变化路径，然后与真实居民服务消费动态路径进行比较，可分别得到改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结构对服务消费的定量影响。模拟结果如下图所示：

上图左边为改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得到服务消费的动态变化。2002―2009年，低收入家庭人均服务消费基于稳定在1000-1200元之间，服务消费倾向在21%左右，如果每年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1000元，低收入家庭人均服务消费将增加至1700―2150元之间，服务消费倾向将上升至35%左右。上图右边为改变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增加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得到的服务消费的动态变化。2002―2009年，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服务消费维持在3000―3400元之间，服务消费倾向在23%左右。2002―2009年，如果每年增加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1000元，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服务消费将增加至3300―3800元之间，服务消费倾向将上升至31%左右。

五、政策含义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能显著增加我国的服务消费和促进服务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收入分配视角进一步扩大居民服务消费：第一，应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居民收入差距。各种收入对不同收入阶层服务消费的乘数效应或拉动效应显著不同，基于刺激消费的收入群体对象来看，应侧重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来提高实际消费能力。第二，应改善收入结构，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基于收入结构视角扩大总服务消费，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可以侧重增加转移性收入；对于中低、中等和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可以侧重增加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可以侧重增加经营性收入。第三，培育新的服务消费增长点应与建立扩大服务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相结合，而长效机制则应注重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灵活制定扩大服务消费的短期刺激政策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总之，家电下乡、印发消费券和旅游券、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等短时性的直接刺激消费措施固然有用，但更需要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