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组合拳”出击稳定韩元

韩国打出了“组合拳”,旨在控制短期外债和资本流动,稳定韩元汇率,降低韩元波动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热钱纷纷涌入亚洲新兴市场,使得新兴经济体应对经济快速复苏的政策更加“复杂”。为打击投机炒作、遏抑热钱大量跨境流动,近来多个新兴经济体陆续推出了加强外汇和资本管制的新措施,而韩国更是打出了“组合拳”,旨在控制短期外债和资本流动,稳定韩元汇率,降低韩元波动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

强管外汇和资本

6月下旬,韩国企划财政部、金融委员会、韩国央行和金融监督委员会四部门联合推出了“资本进出变动缓和方案”,内容包括:外资银行韩国分行的货币衍生合约(包括远期货币合约、交叉货币掉期和不交叉远期货币合约)的交易上限为股本资本的250%,国内银行与金融机构的货币衍生合约的交易上限为股本资本的50%,此规定7月开始实施,设3个月宽限期,对于现有超额期货部分,将给予最长两年的调整期限;进一步收紧去年11月宣布的企业货币衍生合约交易的限制,交易上限由相当于企业实际对外贸易总值的125%调降至100%;银行的外币贷款只允许在海外使用;强化对银行外汇流动性的监管并收紧银行的短期对外借款。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计划成立针对资本流动早期预警的“资本进出监督本部”,并有意在今年11月于韩国举行的G20峰会上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来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尽管目前韩国的基本经济因素较强,但作为亚洲第四大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资金大量流入和流出而造成的韩元汇率不稳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构成了巨大风险。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在韩的欧资银行“去杠杆化”,对借入低息美元买入韩元的套息交易拆仓,导致今年初至新规定公布前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近10%,跌幅为亚洲10个主要货币之最,继而导致韩国5月进口物价较4月上升2.7%,同比上升11.3%,为近15个月最大压力。其次,尽管韩国政府公债占2009年GDP的比重仅为28%,处于安全水平,但由于韩国银行和企业大量进行套息交易,导致目前韩国短期外债高达1540亿美元,占外债总额的40%,相当于今年4月底国家外汇储备2788.7亿美元的55%。在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曾饱受国际资金急速撤出之苦的韩国对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自然不希望重蹈覆辙。

强化汇管已有先例

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外汇交易中,只有不足10%的交易涉及国际间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其余90%以上的外汇买卖与投机和投资有关。今年以来除日元外的亚洲10种交易最活跃的货币,兑欧元平均升值19%,大大影响了亚洲对欧洲的出口,导致亚洲多国出口商纷纷呼吁央行推出限制外汇投机和汇价波动的措施。韩国加强外汇和资本管理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收紧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加强限制市场投机炒作行为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韩国并非首个加强货币、外汇和资本管理的新兴经济体,此前巴西、俄罗斯、印尼和印度等都已推出相关措施抑制本国货币的波动。印尼央行日前采取了旨在将资金转向长期债券,及抑制短期投资的举措,其中包括,要求投资者至少持有央行债券一个月。亚洲各国央行可能相继效仿印尼的举措,遏制可能扰乱市场的投机性资金流入,亚洲的出口业者纷纷请求本国央行加强外汇管制。全球上市最大的棕榈油业者马来西亚森那美鉴于欧元兑令吉汇率贬值19%,不得不调整经营计划。此外,俄罗斯卢布兑一篮子货币汇率5月下跌近1.6%。而卢布下跌的主因并非资本流出,而是来自央行的干预。俄罗斯央行在5月买入43亿美元和11亿欧元。

根本性变革才是正道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今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可能会高达8000亿美元,而去年下半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按年化计算约为4500亿美元。

经济率先复苏预期、总体流动性过剩以及投资机会冷热不均等因素致使热钱流入。比如,印度和俄罗斯去年底今年初的通胀水平就已经达到15%,而亚洲多国房地产领域也已开始出现泡沫。热钱流入正在加剧亚洲通胀与资产价格上升风险,而这已成为该地区目前“主要的短期增长威胁”。风险最大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韩国。

不过,货币和外汇管理新措施虽有助减少银行和企业的套息交易、减少短期外债、遏抑热钱大量跨境流动和稳定经济,但外资银行也可能因货币衍生交易的盈利减少而转往其他交易限制较少的国家和地区,进而不利于实现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夙愿,当地银行也可能会面临货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指出,资本的骤然增加可带来经济和金融挑战。为对付资本骤然增加的潜在不利影响,对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资本进行管制可能是各国政府可采用的政策选择的一部分。这些政策选择包括允许货币升值、积累更多储备、变革财政或货币政策、加强避免金融体系内出现过度风险的规则,以及资本管制。

如在危机前已对资本流入采取管制措施,有助于在危机期间提高恢复经济增长的能力,但资本管制不应取代更根本的、也许是更困难的政策变革,因为这可能导致不良影响,削弱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