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创中心,上海还缺什么?

Part I 建全球科创中心

攻坚“一号课题”，上海如何补短板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三个层面的内涵需要深刻认识。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二是科技创新，三是中心城市。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上海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也是上海市委今年的“一号课题”。

管太多导致创新活力不足

外界对于上海缺乏创新活力的议论由来已久，2008年就曾掀起一场“为什么上海不出马云”的大讨论。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上海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也是上海市委今年的“一号课题”。

4月3日、7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分别主持召开两个座谈会，听取各界对于一号课题的建言，参会者包括来自部分高校、中央和上海当地科研院所、央企和本地国企、外资研发机构、民营科技企业的负责人以及草根创业者代表。两个座谈会总共6个小时，大家结合自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讲情况、提建议，气氛十分热烈。

就在3月26日走访草根创业企业“足记”的前一天，韩正在就今年“一号课题”听取各派意见时坦言，“当前上海没有真正形成激发大众创、万众创新的环境。”类似的批评已经耳熟能详。去年，韩正曾多次直言，上海的“创新创造活力不足”；他也曾多次感慨，互联网时代产业环境瞬息万变，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干部显得尤为“不适应”。

“不适应”的核心，不仅体现为具体管理技术同新兴业态需求间的脱节，更在于背后管理思维和观念中存在的陈弊。外界对上海“创新活力不足’的诟病，无外乎几个方面：体制机制限制阻碍创新者“出头”，偏重“高精尖”轻视草根的扶持方式存在歧视，创新激励不足，形式单一，以及几乎被民间用作口头禅的一句，“政府管得太多”。

对此，韩正直白表述说：“我们统得太死、管得太死，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我们一讲新的东西，还没研究透的，就习惯性地先管起来，一讲到创新项目，就习惯分钱分物。”他更坦言：“有很多市场主体反映，政府的普惠还不够，发‘点球’太多。”而上述种种，都是“对创新规律的破坏”。

这些判断，均来自其和“一号课题”调研组的实地调研分析。据微信公众号“起点创业营”透露，韩正在调研中颇为关注创业者在创业、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痛点、难点”，详细询问了起点合伙人查立“对上海创新创业环境、创业政策扶持等方面的看法”。后者直言，目前在公司注册和股权变更方面的门槛，“非常不利于早期创业公司的商业方向调整及后续的投融资进程”。

政府要搭建平台、营造环境

可以预见，在今年5月即将出台的“科创中心”建设方案中，类似问题均可能获得回应。而就打造科创中心目标而言，“创新创业环境”已经逐渐成为“硬指标”。韩正的走访亦旨在说明，“环境好不好，不是管理部门自己说了算，该由各类企业、人才等创新创业主体来评价。”

“要充分听取不同市场主体的意见，而不是关起门来找我们认为的问题。”韩正告诫上海相关职能部门官员，“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好。”

“我们建设科创中心，并不仅限于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打算怎么做，而是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在调研完上海创客中心后，韩正对上海静安区官员说：“我们要为各方共同参与搭建平台、营造环境。”

在韩正看来，所谓的环境，需“使创新、创意之苗在自然阳光下茁壮成长”。这一直是上海的软肋，也是他期望借科创中心建设之机突破的环节。至于理念和路径，韩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只是加重了语气：“开放！开放！再开放！”

与此同时，要从文化培育、环境营造、关键举措、服务机制等各方面着手深化，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要围绕增强创新主体的活力，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特别是普惠政策，使各类创新主体真正进入市场，成为市场主体。

韩正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三个层面的内涵需要深刻认识。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这就要求上海站在全球视野思考问题、参与国际竞争，既要在尊重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和上海实情的路子，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科技创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向世界的中心舞台迈进，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支持未来发展的动力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就需要科技创新。上海应当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三是中心城市。这就要求上海必须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角度谋划各项工作，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建设科创中心的基础和机遇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与国际大都市，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改革发展，在创新资源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和自身的优势条件。

在一些学者看来，上海创新的独特条件和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创新资源的全面性、具有城市群的产业依托、具有与国际创新资源的融合基础等。

与国际、国内创新中心或创新城市相比，上海创新中心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城市拥有较为全面的创新要素，尽管水平上参差不齐，但上海拥有研发、制造、销售、应用、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等创新链上的几乎所有功能。这种创新资源的综合性特征及要素的配套能力，为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基础。

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城市群长期积淀形成的服务于全球的制造能力，使得上海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的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区域内具备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商贸流通业，较为完善的科技市场和服务环境，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以后制度优势的确立、示范效应以及外溢，都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机遇。

上海本地的研发机构、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与国际资本、人才、市场的互动能力较强。截至去年底，上海9700家企业中，1500家设立了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约10万人。在沪外资研发中心有379家，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120多家，分别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已有70多家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包括GE、飞利浦、陶氏化学、微软、英特尔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将上海作为其全球研发引擎之一。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有助于上海形成基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基地的全球研发网络节点功能。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空间转移和网络布局，往往预示着世界科创中心的兴衰趋势，而上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杜德斌说，一些跨国公司在沪研发机构已从早期的“服务中国”，发展到“服务亚太”或“服务全球”，这一反向创新模式成重要趋势。例如GE上海研发中心是其全球七大研发中心之一；罗氏制药上海研发中心是其全球五大研发中心之-；AMD落户上海的研发中心，是其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研发机构。

软硬创新领域皆存短板

人们印象中的“外资企业重研发，国内企业轻创新”现象，正在渐渐改变。内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的上海排行榜中，无论是研发机构数量、研发人员、研发投入、技术改造支出，还是有效发明专利数、创新成果的数、注册商标等创新成果指标，国内企业已略胜一筹。

华为、商飞、中兴、联想、阿里巴巴、海尔等一大批国内新兴的“重量级”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创新中心或研发总部，网罗的研发人才数量众多，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巨大。上汽、宝钢、上海电气等上海本土大企业，也纷纷成立企业研究院或创新中心。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积极与本土企业合作，联合成立技术研发平台或创新中心。不过，细看企业在沪研发排行榜，国内企业还有两个指标明显落后：创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销售额，仅为外企研发产值和产品销售额的一半。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般都是其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有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区位优势。杜德斌指出，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标杆，之所以创新活力四射，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本土创新型企业。上海还需不断借力和借鉴外来创新研发活力，营造更宽松与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培育本土的创新“引擎”企业。

尽管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与资本驱动能力相比，上海的创新驱动能力仍显薄弱。在侧重资本控制功能的多项国际城市排名中，上海已稳居全球城市第一集团，其在英国“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排名”中位列第九，“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第六，日本“全球实力城市GPCI指数”第12。而在强调创新驱动能力的全球城市评价中，上海尚未进入第一集团。其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仅居第43位，澳大利亚“2thinknow创新城市排名”第24位。同时，上海在创新领域的短板不仅反映在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等硬创新领域，在文化创意等软创新领域也同样存在短板。

综合自身优势条件以及“资本一一创新”双驱动的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上海在建设全球城市的过程中，应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崛起，重点建设全球领先的、政府引导与需求导向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使自身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集聚区，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国际性领军企业的发展区，全球领先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以及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试验区。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创新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不是靠管出来的，不是靠政府的计划排出来的，不是靠财政资金扶持出来的。如果我们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上，改革就不可能成功。”韩正说，创新的活力在于改革，动力在于市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靠的是开放。改革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政府自身改革，要更有利于深化改革、更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这样才会有持久的动力、长远的活力。“比如，打车软件、互联网金融，是管出来的吗？是计划出来的吗？是财政资金扶持出来的吗？它们的出现，是对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一种颠覆性挑战，将倒逼政府加快转变观念，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

韩正说，我们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当前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尚有诸多不适应，特别是不适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四新”经济，不能很好地服务“四新”企业。管理要向服务转变，打造完备的政府服务体系，搭建更好的政府服务平台，建立科学的市场发现机制、投入和退出机制，大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应用。突破口和主战场是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各类企业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一座能够集聚各类人才的城市，一定有良好的创新土壤。”要围绕人才的价值体现和社会认同，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创造的社会氛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我们的城市精神，这样的城市精神，有利于我们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他强调：“科技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应该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的系统创新。”

3月31日和4月2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先后赴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和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杨雄强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传统的科研管理制度和产学研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甚至成为阻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对照科创中心建设的要求，包括传统科研管理制度在内的很多体制、机制都必须作出变革。”杨雄与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座谈时说，上海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等都要反思，审视自身现有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是不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能再重复沿用老套路，必须针对主要瓶颈和矛盾，在科研管理和产学研的组织机制、运作机制、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

创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特别需要宽松、平等、自由、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称，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不能仅仅体现为追求“高大上”，更不能盲目排斥，而是要学会彼此欣赏。美国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人口混杂度、波希米亚指数等与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力呈正相关关系。上海应加快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人才制度，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灵活和柔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大幅度提升国际化人才比例。还要深化创新人才的评价机制改革，避免行政化“参公式”管理约束科研人员，打破科研人才“双轨制”，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互联网正逐步影响着产业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上海政协委员徐达认为，“互联网+”的产业及商业模式即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建议上海抓住互联网高速发展机遇，借势助推下一步的万物联网，同时结合上海优势资源，聚焦城市信息化发展特点来建设创新中心。

上海政协委员吴建中认为，“一说起科技创新，我们的目光往往聚焦大产业，其实能让上海成为全球有影响的科创中心的，不一定是大产业。相反，数据将成为下一轮发展的动力之源。”

新技术正推动一些领域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以往，大家认为看病必须医生亲自问诊，也常常嘲笑马云‘三十年后让医生找不到工作’的论断。”上海政协委员朱同玉说，现在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医生可以不与患者面对面接触，就能对患者进行基本生命体征的准确检测。

在上海政协委员郑龙看来，“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他说，传统产业如果赋予创新活力、增添技术内涵、引领需求发展，同样会成为朝阳产业，而新出现的产业如果不持续创新发展，也会被淘汰，所以创新是生命线，唯有创新才不会被颠覆。

上海政协委员李昕欣建议，创新不必死磕在以新替旧。他认为，科技创新过程中，原有学科内部已很难再产生新成果，大多数成果都出现在多个学科的交叉处。当今世界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和商业载体，打破原有行业界限，在行业交叉边际产生新的高科技经济模式，已成为经济转型提升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安全，这也是国家战略需求。上海政协委员曹珍富在书面建言中提到，网络安全和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密切相关，上海在网络安全以及其他很多科技创新问题上都应为国家分忧。一味等待，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上海还需要建立前瞻性的发现机制。曹珍富以信息领域为例，上海可提取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共性问题进行研究、开发，做出国际一流的产品。他表示，“由于这方面共性问题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所以，解决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模式下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成为该领域的抓手。”

“上海的创新创业环境究竟怎么样？我们不能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要走出办公室，去充分听取创新主体的意见。”韩正强调，要以开放的理念，以“互联网+”的思维研究和推进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市场机制就起不来，这一点，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必须拿出自我革命的精神，坚决转变职能、创新管理。

尚待突破的五大瓶颈

3月25日下午，上海市政协举行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议，聚焦“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协商议政。上海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课题组在会上作主旨建言。课题组提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是立足于国际化和市场化两个战略基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就目前上海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突破解放思想、市场作用、人力资源、创新治理、创新主体等五大瓶颈制约。

自去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政协确定由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牵头，与上海市科协、上海交大、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几个月来，课题组组织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先后到有关单位进行16次调研、召开18次研讨会，在反复调研、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据课题组介绍，2013年财富500强中，总部位于北京有48家，东京46家，巴黎、伦敦和纽约均超过20家，而上海只有8家，即便上海已经集聚379家外资研发中心，但这些研发中心“尚未在全球技术创新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课题组认为，要注重解放思想，破解开放力度和开放有效度不足的瓶颈，根植于上海运营全球的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集聚度不高，科技创新平台资源建设滞后，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自主创新平台，是阻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一大瓶颈。

课题组说，上海还须突破的瓶颈包括：注重市场作用，破解政府和市场定位不清的瓶颈，政府习惯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行政审批相对繁琐，多头管理不利于创新资源自由流动；注重英才汇聚，破解高端人才不足和作用发挥不够的瓶颈，严重紧缺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注重创新治理，破解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不力的瓶颈，重数量不重质量，专利潜在价值开发不足；注重创新主体，破解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强的瓶颈等。

PartII 科创中心：全球城市的转型方向

“全球城市”的概念源于上世纪90年代，现多被概括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以及交通枢纽等，更多是强调其国际枢纽的控制功能和服务功能，关注金融、房地产、证券等生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全球城市各方面都受到重大冲击，为摆脱困境，资本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双驱动”便成为主要选择；后危机时期，主要全球城市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创意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升级

“全球城市”的概念源于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迅速拓展的上世纪90年代。20余年来，这一概念和内涵研究多被概括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以及交通枢纽等，更多是强调其国际枢纽的控制功能和服务功能，关注金融、房地产、证券、保险等生产业的发展。国际金融服务水平、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发达程度、跨国公司网络连接度成为全球城市的判定标准。整体而言，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模式，成为长期以来全球城市形成的基础，也形成了既有的以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作为全球城市评价的基本思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全球城市的经济实力、对外影响力、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受到重大冲击。地方财政与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赤字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带来城市整体发展速度的停滞不前。相关城市过于依赖外部要素流动，经济结构“高端化”、“虚拟化”、“外向化”的弊端也暴露无遗。从根本上看，全球城市过多依靠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路径需要调整与创新。尽管从当前全球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资本驱动仍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依赖单一动力，资本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双驱动”便成为主要选择。

这种变化与宏观层次上全球城市建构基础面临的重大变化有关。这一变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全球城市的核心组织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开始进行研发的全球布局，以通过产业创新保持国际引领、导向和控制地位。相应地，全球城市网络的联系基础也从资源、商品、资本的流量枢纽、控制节点，向知识、信息和人才意义上的流量枢纽、控制节点升级。在这种新的网络发展趋势下，创新中心功能的注入，有助于全球城市强化自身对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表率、影响、导向和控制作用，使其产业影响范围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向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扩张，推动城市环境营造和产业融合、联动、复合、集成发展。

“城市特质”成主要创新资源

在这种格局下，新的全球城市竞争力对比体系开始更多将创新能力融入其中，如何通过全方位创新保持国际引领、导向和控制地位，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根据《国际城市蓝皮书》对全球70个国际大都市的指标研究表明：顶级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正从资本控制能力转向创新能力；而后发城市与先进城市的主要差距也正从资本控制能力转向创新能力。已经有一批城市主要依靠创新能力而非传统的资本控制能力，有望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第一梯队，包括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波士顿、旧金山、慕尼黑、里昂和哥本哈根等。纽约、伦敦、巴黎则基本达成了资本控制能力和创新中心能力的良性配合，得以继续保持顶级全球城市地位。

后危机时期，主要全球城市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创意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以全球城市典型代表纽约为例，其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之一。2007-2011年间，在包括硅谷在内的全美主要创新城市风险投资成交额绝对下降的同时，纽约的风险投资交易额却有34%的上升。2012年纽约的新增科技就业岗位在全美排名第二，仅次于硅谷。曼哈顿下城以围绕新媒体产业形成了新的创新集聚区“硅巷”。

如果说前危机时代，硅谷是创新中心，其地理带的模式是创新要素集聚的标杆与示范，那么后危机时代明显存在一个转移，即创新要素从“地理带”向具有“城市特质”的全球城市集聚。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以及科技创新的未来发展需求来看，全球城市对于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将提供更有利的支撑作用，也将成为科创中心的重要空间依托。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位于中心城市的创新区域整合了企业、教育机构、创业者、混合功能开发、医疗创新、高回报投资等一系列要素，“由交通体系连接、由新能源支撑、由数字科技联网、以咖啡作为媒介”，体现出“城市特质”（cityness）。相比环境优良的绿色区域，知识密集型的著名企业更倾向于将关键部门布局在接近其他企业、研发实验室以及大学的区域内，进而分享创意，形成一种有利于“开放创新”的氛围。在这种开放式创新的发展趋势下，全球城市由于自身的要素集聚能力、综合配套能力以及环境塑造能力，具有更强的“城市特质”，自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空间载体。

全力打造新一代科创中心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对澳大利亚2thinknow、美国普华永道的机遇之都指标、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全球实力城市”评价体系等多维度评价的综合研究，全球创新中心城市可细分为四个等级：顶级全球创新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全球创新枢纽、全球创新节点。第一等级的两个顶级全球创新中心分别为纽约和伦敦。

根据综合排名的分析，全球顶级的创新中心并非一般认为的旧金山（硅谷）、波士顿、特拉维夫等创新明星城市，老牌综合性全球城市仍在多维度、综合性的创新评价中占据顶尖位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强弱对于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具有重大影响。

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对创新区域建设的不遗余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球城市对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作用。如纽约市2010年就提出打造成为新一代科技中心的目标，并提供土地与资金用来吸引一流的院校与研究所。

曾经衰败的伦敦肖尔迪奇（Shoreditch）地区，现在却被称为科技城或小硅谷（Siliconroundabout），成功转型为一个新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地。伦敦金融城2012数据显示，肖尔迪奇集聚了3200家科技类公司，提供了4.8万个就业岗位。巴黎的Paris-saclay创新集群作为“大巴黎”的创新中心，已经形成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与创新集群，集中了法国公共研究资源的15%，拥有17000位学术和研究人员，38项欧洲研究委员会补助项目，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以及雷诺、标致雪铁龙、液化空气集团、泰雷兹与阿尔卡特等众多知名企业的全球研发中心。

其他创新资源

在多样性的“城市特质”之外，全球城市具备一般城市难以企及的其他创新资源：其一，具备大量集聚高水平人才的优势。由于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大量人才积聚于顶级的全球城市之中，从而形成创新需要的多样化“人才池”。其二，雄厚的资金与完善的服务。全球城市是国际重要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大量的风投资本和专业化服务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创新创业企业集聚，并帮助其站稳脚跟。其三，政府支撑与政策环境。相较于中小城市，全球城市一般都具备较为强有力的市政部门，并具备相应的财力、物力以及政治资源，以制定、推进有利于企业与创新发展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开放式创新的政策环境。

Part III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能够在上海集聚并产生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机构、企业、人物和成果，从而吸引全球人才来上海创新，并能对长三角、对全国乃至全球产生辐射力，这样才能被称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让我们来借鉴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纽约市的一些经验。

全球科创中心的特征和内涵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表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是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的应有之义。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加速形成，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正成为世界主要城市的战略选择和标志，但目标各有侧重、路径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上海无法简单翻版或移植。比如，硅谷是公认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但纽约也无法翻版硅谷，何况上海。

当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和内涵。寿子琪认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主要包括“五个力”，即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兴产业的引领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和区域创新的辐射力，能够在上海集聚并产生标志性的科技创新机构、企业、人物和成果，从而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上海创新，并能对长三角、对全国乃至全球产生辐射力，这样才能被称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寿子琪说，科技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肯定是放出来的，是执着求索出来的，是市场竞争出来的。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大多在于构建了“创新成功三角”（分别为商业环境因素、政府监管因素和创新政策因素），具有“4T”（税收Tax、贸易Trade、技术Technology和人才Talent）方面的完善制度体系。结合上海实际，要统筹好科技和经济、政府和市场、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用更具吸引力的创新创业“机会成本”优势，克服“商务成本”的不利因素。

加拿大安大略省创新研究厅是一个和国内地方科委功能定位相类似的政府机构。安大略省创新厅科技成果产业化主任乔治・卡迪特介绍说，他们的主要职能涉及三大领域：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的项目人才、支持高新技术成果通过企业实现产业化、支持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支持的方式也非常类似：有面向企业、研究机构的直接支持，也有通过搭建一些公共的技术研究平台，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

支持创新要讲究方式

安大略省创新厅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以面向省内科研机构的“安大略省卓越基金”为例，平均每个项目可获得100万-400万加元的政府资金，折合人民币约500万-2000万元。在过去10年里，全省共有143个项目获得支持，投入总金额约5.62亿加元。

对于刚刚萌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安大略省创新厅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由几名多伦多大学毕业生创办的OTI公司，是一家从事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技术开发的初创型企业。自从报名参加一次展会后，就被政府部门相中，后者不仅提供了项目支持，考虑到主创团队中有两名中国籍学生，还介绍他们参加“安大略省经贸访华团”，走访了中国各大城市。

再来看美国波士顿。以波士顿为首府的马萨诸塞州，拥有哈佛、麻省理工等300多所高校，而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以及介入程度也令人刮目。新英格兰六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麦克尔・托马斯认为，从美国文化的承袭而言，以波士顿为代表的马萨诸塞州，与欧洲大陆文化亲缘性更近，理念偏传统保守，因此也更认可政府的权威性。相比之下，以加州硅谷为代表的西海岸地区，本身就是西进拓荒时代的产物，其文化基因就是“野蛮生长”，与政府的依附关系较弱，自然就会孕育出如苹果、谷歌那样的互联网公司。

麦克尔・托马斯认为，加州硅谷模式和麻省波士顿模式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但从城市文化相似性而言，波士顿模式可能更适合上海借鉴。

既然中外政府都在做相似的事情，为何从实际效果看，还是会有很大差别？还得从具体细节和方法说起。就拿安大略省创新厅来说，他们支持创新固然不遗余力，但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

例如上面提到的“安大略省卓越基金”，对于获得支持的研究机构或企业而言，卓越基金只负责解决整个创新项目1/3的资金来源，剩余的2/3，必须由被支持者另外向私营机构或基金寻求帮助。而且对于非基础研究项目，政府在直接支持前，必须先确认，该项目已有其他社会资金的支持一一这说明该项目的潜在市场价值被看好，从而巧妙地借市场的判断来为政府的决策“背书”。

此外，安大略省还有一套完整的创新支持网络覆盖全省，称为“安大略省企业家网络”。它的顶层是创新厅，中间是一批独立的非盈利机构，如“安大略卓越中心”（简称OCE），有点像上海的科技孵化器或是某些科技事业单位。除了省创新厅直接支持的少数项目之外，其余项目的发放权都在这些非盈利机构手中。

再下面一层，就是遍布全省各地区的小型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由于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定位相当了解，可以给出针对性的建议。例如，对于符合本地区产业导向的科技企业，他们会从“企业家网络”中寻找投资者、研究机构、政府项目，给企业以支持；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他们则在商贸方面提供支持。

资金会跟着创新而来

在号称“政府什么都不管”的美国，在创新活动中，同样看得见政府的影子。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一个名叫HARLEM生物空间的孵化器，由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创设。来自哥大生物医药工程系的副教授赛缪尔・K・谢是这里的主管，他介绍说，政府给予的初始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科研基础设施，之后的赞助投资、租赁经营均为市场行为。每个创业者可以每月花费995美元租用一张课桌大小的办公台，并共享空间内所有的科研装备。价格低于当地房租，创业者完全可以接受。更令创业者兴奋的是，这里每周两次开研讨会，专利律师、注册会计师、大公司风投及研发部门负责人都会受邀前来。其中包括针对创业者申请联邦基金的短期辅导课，加之20小时申请书预审核查。“这套服务价格在市场上约需1万美元，很值。”而如果赢得激烈竞争并申请成功，创业项目可获得一份小微企业研发基金，在9个月内接受两期共200多万美元的投资，而且政府也不参股，完全无息无偿。

纽约大学城市规划与交通政策专家郭湛说，经常有人询问政府该如何决定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方向，或是询问某地某个产业是否应该淘汰。他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技术的革新、产业的更迭都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具体某个产业的生与死。

在纽约城市发展历史上，就有过相应的教训。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玛丽・斯坎隆举例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为了鼓励工业界投资建厂，出台了投资税减免法。结果，随着郊区新厂的建立，纽约的制造业工人也随之外迁，导致纽约制造业水平的滑落，无形中扼杀了大城市发展工业的可能性。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对于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政府应该拥有灵活调整的能力，甚至是预判能力。例如，当谷歌等科技公司看中纽约昔日制造业留下的旧楼，准备改造成供科技公司使用的商务楼时，政府可以立即出台相关法律。再如，在城市宜居度上下功夫，比如，提高公共交通效率、降低犯罪率、改善空气质量，等等。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有相似的经验。安大略省前省长麦坚迪在2004年时曾顶着压力，在安大略建立了加拿大首个“研究与创新厅”。当时，很多反对者甚至同僚对此并不理解和认同，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更需要的是“搞钱”，而不是其他什么。而麦坚迪坚持认为，财富是产生于创新与研发过程中的。如今，事实证明了安大略省当年的明智，“世界其实并不缺钱，资金会跟着创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