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抑郁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老龄化水平达14.8%，属标准的“老年型国家”。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精神卫生保健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追求长寿和没有躯体疾病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老年期的精神健康，期望实现“成功的老龄。老年人群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机体功能逐渐衰退，常常伴有躯体疾患或感知觉缺陷，日常生活能力不断下降，社会接触减少，所以老年期抑郁症状易被混淆和掩盖，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导致抑郁症常未被识别、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抑郁可使机体的生理功能降低，免疫力下降，情绪低落，食欲减退和睡眠障碍。对于患有慢性躯体疾病的老人来说，老年抑郁症还使其卧床时间延长、疾病的致残性增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血管性痴呆患病率升高，自杀的倾向及因躯体疾病的死亡增加。同时抑郁明显影响着老年人的舒适感、判断力和对治疗的遵从性，也使得老年人非精神卫生方面的医疗费用增加，从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抑郁症是老年期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 （国内meta分析报告的患病率为3.86%、国外为13.5%[）[1]。抑郁是一种心境障碍或情绪障碍，它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恶劣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据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影响寿命、增加经济负担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老年抑郁症是一种病因复杂的异质性疾病，了解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促进心理健康提供合理的依据。本文从社会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方面对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

一、社会人口学因素

1、性别

在老年中，女性患抑郁症概率高于男性。在世界范围内，男人所患抑郁症占疾病负担的2.8%，而女人则占5.8%。针对这一现象，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不同的解释，但尚没有统一的理论能够完全阐释女性较男性易感的原因。Nolen-Hoeksema认为男性可能更少地报告抑郁症状，如果考虑到男女抑郁症状报告率的差异，那么抑郁的性别差异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是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男性可能隐瞒了抑郁症状，导致报告的抑郁症状数目达不到诊断标准所需的数目[2]。Bogner等证实，抑郁症患者中女性人数较多是由于报告率高所致，而且也有研究显示老年抑郁的患病率在性别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此外，现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存在性别差异是由于男女的生物学因素（比如内分泌）、社会心理因素（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等）暴露不同所致。

2、 城乡

目前在一项研究中同时涉及城市和农村样本的比较少，老年抑郁症的城乡分布特征也还没有一致的调查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抑郁症患病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龚建兵等人通过对发现儋州市老年抑郁症的流行病情况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患病率（1.6%）显著高于农民（0.48%）；[3]然而Chen对国内的老年抑郁患病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5.07%-7.13%）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2.6l%-3.08%）。造成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农村老年人与城镇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生活来源、居住方式等不一样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城乡差异。

3、婚姻状况

稳定的婚姻状况是老年抑郁的保护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丧偶的老年人中抑郁症状更多、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纵向调查发现丧偶组老年人一年内、两年内和三年内患抑郁症的危险性分别是未经历配偶死亡者的24.3倍、9.0倍、3.1。

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因失去伴侣，缺乏交流，无法及时将心中的郁闷排解出来，因而产生抑郁情绪。

4、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高，是目前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社会经济地位通常由文化程度、收入状况或职业来衡量，不同的作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Cairney等认为一个老年人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应激，并且决定了他们在应对这些应激的时候所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徐勇通过对苏州老年人的调查发现，收入高者，抑郁症的发生率要低于收入低者；

同样文化程度高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低于文化程度低的人；农业劳动者轻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低于农业劳动者重的。根据Areanl的观点，社会经济地位低者因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获得卫生服务少，获得的卫生服务少影响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4]，因为患者和医生接触的机会少，那么抑郁症被识别的机会就更少。即使进行了筛查，经济条件差的病人获得预防和治疗抑郁发作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也很少，所以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更高。

二、社会心理学因素

1、负性生活事件

现有众多研究表明：抑郁的很多社会心理危险因素都被归于生活应激。生活应激源，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一直都备受关注。马岁岁等报道负性生活事件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病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数增加，老年抑郁症发病率增高，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Brilman等发现严重的生活事件使老年抑郁发作的危险性增加22倍，中等以上强度的困境使抑郁发作的危险性增加3倍，在所有发作中有21%是归因于严重的生活事件[5]。尽管躯体疾病导致抑郁的生物学机制备受关注，但是躯体疾病作为抑郁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同样重要。疾病和其他健康相关问题可能导致老年人住院、社会活动减少、残疾增加、社会关系本质发生改变。

2、社会支持

充足的社会支持是老年抑郁症的保护因素。有效的社会支持能提高老年人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能力，降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根据Arean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区圈子必然会逐渐的狭窄，这种社会情感选择是人老龄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处于这一阶段的老人倾向于与容易相处的人相处，而尽量避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社会网络化使得老年人社会交际的质量和情感支持增加。一旦社会网络随时间开始缩小，而且情感支持越来越少，那么患抑郁症的危险性增加。

3、人格特征

Steunenberg等通过对随访6年的老年人群追踪调查发现，神经质与精神疾病的发病概率有直接相关的关系，而且这种作用在调整控制了健康相关问题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之后依然存在。对这一人群中206名老年抑郁症患者为期9年的随访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尤其是神经质能够预测抑郁的康复，而且神经质人格的作用强于认知功能下降和其他社会心理因素。还有学者发现，在没有高神经质人格特质和存在困境存在的情况下，应激性生活事件并不会增加老年人重症抑郁的危险性，而高神经质的人格特征和存在困境在没有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同样能够增加老年人患重症抑郁的危险性。

三、小结

尽管流行病学调查存在着样本来源、年龄结构、抽样方法、筛查工具、诊断标准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患有抑郁障碍的绝对人数和比例必将相应增长，抑郁障碍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经历其中一个危险因素的老年人很少。这些危险因素对老年人功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因素是否存在，也就是说危险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或者是修饰因子，但目前在老年抑郁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分析。将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相结合、分析各种危险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修饰作用，并且进行干预研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而且只有明确把握各个危险因素的作用机制才有可能有效、及时地发现高危人群，预防老年抑郁的发生，杜绝因此而导致的不良结局，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程韬，苏亮等.老年期抑郁焦虑患者生命质量的研究.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2（6）.

[2]Nolen-Hoeksema S.Sex differenc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7，101（2）.

[3]龚建兵，何忠言，李德芬等.海南省儋州市老年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5）：304

[4]Areal PA，Reynolds CF.The impact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late-life depression.Biological Psychiatry.2005，58（3）.

[5] Brilman EI。Ormel J.Life events，difficulties and onset of depressive episodes in late life.Psychological Medicine.2001，31（5）：859—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