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始于心灵:金斯利的文化观

在现存的关于文化批评的专论中，金斯利很少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来研究。更令人遗憾的是，他还多次被划入“非利士人”——即阿诺德当年称作“与文化为敌者”的范畴。事实上，“非利士人”所崇尚的，恰恰是金斯利所反对的，这种对立的根本缘由可以从金斯利的文化思想中找到。金斯利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不过，在改革的起点问题上，他所持的观点与当时的大多数改革家不同。他始终抱有一个信念，即改革始于心灵。这一信念构成了他的总体文化观的灵魂。

[关键词]文化观；金斯利；非利士人；改革始于心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82－07

殷企平(1955－)，男，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西方文论。(浙江杭州　310036)

本文系国家“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文化辩护书——文化主义传统中的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项目批准号：06BWW021)的阶段性成果。

在现存的关于文化批评的专论中，除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之外，查尔斯·金斯利很少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来研究。像约翰逊和哈特曼分别所著的《文化批评家：从马修·阿诺德到雷蒙德-威廉斯》和《文化的重大问题》等相关作品，竟对金斯利只字未提。然而，金斯利是19世纪英国的主要文化批评家之一。离开了他的贡献，文化批评史会逊色许多。

对金斯利更加不公平的是，甚至有人把他划入了“非利士人”——即阿诺德当年称作“与文化为敌者”的范畴。例如，希拉·史密斯就这样说过：“金斯利身上有阿诺德批判过的非利士主义的味道。”又如，霍顿也曾经把金斯利看作阿诺德的对立面，批评他“被商业生活的魅力感染”，“成了反理智主义的使徒”。当然，也有跟史密斯和霍顿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如琼斯就从阿诺德曾经归纳的非利士主义的四大特征人手，一一证明金斯利跟这些特征相反的品质，并强调“他和阿诺德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也就是说，要探讨金斯利的文化观，就要首先澄清他是否“非利士人”这一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进而探究金斯利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及其主要内涵和外延。

一、金斯利是“非利士人”吗?

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和“非利士主义”这两个术语都是阿诺德针对他心目中“文化的敌人”而设定的。“非利士人”指“单调乏味、墨守成规、与光明为敌的人”，而“非利士主义”则泛指中产阶级的信念、主张和价值观，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把财富等同于伟大；鼓吹个人自由，轻视国家的作用和利益；高傲自负；趣味平庸低俗。至于金斯利是否“非利士人”这一问题，我们只要加以对照，看一看上述四个特征是否适用于金斯利，就能予以澄清。

虽然琼斯已经做了上述对照工作，但他未能紧扣上举四个特征背后的文化命题，所以，他的分析过于零散；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用以阐明金斯利的“反非利士主义”特征的所有例证中，没有一处直接出现过“文化”一词。应该承认，金斯利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对文化概念的直接界定，就连威廉斯似乎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界定——《文化与社会》一书引用的金斯利的所有文字中，都未出现“文化’一词。不过，金斯利实际上是给过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的：

用诗体表达思想的习惯不但表征文化，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层次很高的文化。它教会写作者简明并确切地思维；它能唤起优雅而和谐的感觉，使人变得仁慈博爱。

这一定义看似特别，其实，跟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概念一样，其内涵深深地扎根于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引起的焦虑，或者说机械文明引起的焦虑。我们这样说的理由，基于上引定义出处的上下文。金斯利是在《彭斯及其流派》一文中给出上述定义的，此前有一段值得深究的文字：

我们发现，彭斯的诗歌丝毫未提蒸汽船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丝毫未提从事伟大制造业的城市的崛起，丝毫未提苏格兰的农业革命，甚至未提苏格兰玄学领域的革命。不过，他是对的，毕竟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事物的历史；那些人的历史是他们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他们钱包的历史，甚至不是他们头脑的历史。

此处的“蒸汽船”、“珍妮纺纱机”和“制造业”都象征着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金斯利赞赏彭斯，因为后者注重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工业发明，不是钱包，甚至不是“头脑”——“头脑”一语应指脱离了心灵的观念和思想，这让人想起卡莱尔所说的“受机器主宰的……精神世界”。一旦我们把金斯利对彭斯的赞赏跟他的文化定义结合起来，就不难从中捕捉到他的“文化焦虑”。跟卡莱尔一样，他质疑自己所处的“机械时代”，他把文化定格在“优雅”、“和谐”以及“用诗体表达思想的习惯”这一层次，这分明就像阿诺德那样，是在强调文化“首先是一种内向的行动”，或者说要用文化“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对机械工具的信仰”。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即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首次成了“文化”命题。本文前面所说的“非利士主义”的四个特征(尤其是“把财富等同于伟大”和“鼓吹个人自由”这两个)，也都和这一文化命题有关。此处仅就财富问题略作分析。在“非利士人”看来，有了财富，就是幸福，就是高品质的生活。这正如阿诺德所说的：“如今十个英国人中有九个相信我们的伟大和福利由我们的富有程度得到了证明，此前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坚定地抱有类似的信念。”对于这一信念，金斯利在上举引文中已经明确地表了态：人类历史不是钱包——即财富——的历史。在他的小说、诗歌和演讲中，他都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例如，他在一次布道中强调，为了私藏或囤积而聚敛的财富，要比贫穷“给人性带来大得多的危险”。又如，他借小说《水孩子》的叙事者之口，对美国人痴迷财富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舒舒服服过日子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也不一定能让人变好啊。说实在的，日子太安逸了会让人们不安分，就像美国人一样。”可见，金斯利对财富／安逸是怀有警惕的。他绝没有像“非利士人”那样，简单地在财富和“伟大”之间画等号。更确切地说，“非利士人”崇尚的，正是金斯利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