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内部治理与企业竞争优势

时间:2022-07-20 11:08:58

【前言】制度环境、内部治理与企业竞争优势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 一 )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竞争优势 对于企业而言,地方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要比国家的宏观政策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在考虑注册地点时,除了产地与市场的约束外,重要考核的就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因为各个地方有不同的优惠政策。金融危机的来势比较...

制度环境、内部治理与企业竞争优势

摘要:本文以沪深2007年至2009年的A股上市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下制度环境的不同方面对企业竞争优势有着异质性的影响,而内部治理中董事会独立性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的设置主要是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最小股东的利益,内部治理中的股权集中度、专业委员会的设置与企业竞争优势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制度环境 内部治理 竞争优势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期,波特(Porter ,1985)从产业结构出发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该价值表现为实物形态则是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在此基础上,波特提出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五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即通常所说的“五力模型”。认为企业的优势决定于所处的产业结构,包括供方讨价还价能力、买方讨价还价能力、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进入者的威胁。共同作用决定了企业最终所具有的竞争潜力。除了资源学派(ResourceSchool)还有以普拉哈拉德(Prahalad)为代表的能力学派(CapacitySchool)。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们把“核心竞争力”视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战略管理思想由结构观转化为能力观,研究的侧重点由企业的外部转向了企业的内部。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人们对公司内外部环境更为关注,尤其是在危机中如何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竞争优势 对于企业而言,地方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要比国家的宏观政策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在考虑注册地点时,除了产地与市场的约束外,重要考核的就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因为各个地方有不同的优惠政策。金融危机的来势比较迅猛,而政府的政策往往要等国家的政策出台后再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政策,反应速度比较缓慢。相比2002年到2005年的相对稳定的环境,在金融危机时期地方政府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这也可以说是政府政策的影响失灵,在转型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形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目前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政府干预,高雷和宋顺林(2007)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的干预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在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所处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则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企业所在地区政府支持市场化的程度与企业的竞争优势正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也开始放缓。在法律环境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各项政策正在推陈出新,如2008年颁布的《证券期货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法律水平越高,企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即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完善的法律体制更能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法律水平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呈正相关

( 二 )内部治理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联系 本文主要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这两个主要方面来分析公司的内部治理对竞争优势有何影响。(1)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与企业绩效的联系。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从试点阶段开始转入积极稳妥地全面铺开的新阶段。这一股权改革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并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成功地进行了股权的分置改革,这是金融危机期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股权分置规定,大比例的国有股与法人股无法流通,因此降低了股票的不合法流动性,对公司营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股权结构主要体现在股权的集中度和股权的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直接的影响来源于企业所做的决策,也就是控制权的问题,因此股权结构对于公司的效率与价值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是整个公司运营的基础,也是衡量公司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在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股权的集中程度,简称股权集中度,它是衡量公司股权的分布是否集中和分散的一个重要指标。Shleifer和Vishny(1997)提出,提高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可以使股东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控制,有益于公司的长期价值。Steen Thomsen和Torben Pedersen(2000)通过对欧洲国家400多家公司的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我国,许小年和王燕(2000)对股权的集中度与公司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江永众和熊平(2006)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周建、方刚等(2009)同样提出了此结论。除了股权集中度,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股权的制衡度,股权集中度考虑的是绝对数指标,而股权的制衡度则考虑相对数指标,主要用来检测是否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Bennedsen和Wolfenzon(2000)各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弱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决策不会出现过于控制在个别股东手中,能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对于他们的结论Maury和Pajuste(2005)给予了肯定,但他们提出股权制衡的作用在家族企业中的优势更为凸显。王海林(2007)以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制衡度,并发现其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2)董事会独立性与专业委员设立程度与企业绩效的联系。在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业绩的研究领域,早在1998年,国外的学者就将结构分为执行董事与外部董事,对应国内的制度就是执行董事与独立董事。Grey和Anne的研究中发现内部董事的比例越大,公司的治理结构越好。而高学哲和高顺成(2006)认为公司在发挥外部执行董事信息优势的同时,应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充分挖掘非执行董事人才,实现内外资源的互补。但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资金来源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外部董事的年薪一般都是比较高,但实质参与却比较少,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过多的外部董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财务负担。在早期的研究中,Tricker和Fama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降低经理们串通的可能性,从而能提高公司的绩效。Rosenstein和Wyatte通过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的市场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高明华和马守莉(2002)研究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和独立董事比例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的竞争优势呈正相关

专业委员会制度自2002年实施以来,受到了很多企业的重视。数据显示,一般大型的企业专业委员会设立得越完善,专业委员会越能提升董事会的工作质量以及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在2002年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可根据有关决议设立专业委员会,即审计、战略、薪酬和提名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程度也日益成为公司内部治理的关注点。Kose和Lea(1998)提出专业委员会的设置状况是影响董事会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专业委员会的设立越全面越能对企业实施更好的监督与控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置程度与企业竞争优势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取深市沪市2007年至2009年的A股上市作为研究样本。在数据的选择方面做了如下剔除:(1)金融保险类公司,因为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保险类公司的变化特殊,且资本结构与普通企业有较大的差别;(2)期间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因为其经营已经出现问题;(3)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4)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1的公司;(5)注册省份变更的公司。样本共包含1387家公司,使用的数据来源是樊纲和王小鲁等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和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数据。

( 二 )变量定义 (1)竞争优势变量。为了全面考察资产的效率,本文采取了总资产收益率方式,并将其扣除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体现的是一种竞争优势上的对比。(2)制度环境的因素变量。制度环境因素变量的量化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等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及调查而建立的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指标。其中地方政府的度量使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其中经济法律水平因素则用市场化指数中其他四项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分别是法律制度环境、市场中介组织、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指数越高代表法律环境越好。(3)公司治理因素变量。董事会独立性采用独立董事占整个董事会成员的比例来考察。专业委员的设立情况按设立的个数来考察。(4)控制变量。首先考虑的是公司的规模,因为不同的公司规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公司规模用人民币单位元计量数据比较大,因此对其取对数。其次是企业的成长性,一个公司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主营业务的发展状况,因此采用主营业务的收入增长率。而资产负债率主要考察债务的处理情况,最后是年度的控制变量。具体使用的变量的定义及符号见表(1)。

( 三 )模型建立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SCAs=?茁0+?茁1Govi+?茁2Enviri+?茁3Shareci+?茁4Sharebi+?茁5Indri+?茁6Scni+?茁7Lnsizei+?茁8Mbi+?茁9Levi+?茁10year07i+?茁11year08i+?茁12year09i+?着i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是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统计结果看,竞争优势SCAs的最大值为0.363,最小值为-0.595,极差为0.958,表示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间竞争优势的度量值的差异比较大。制度环境变量在各省间的差异显著,最大值为10.3,最小值为-3.73,标准差达到了1.316.股权集中度的平均值达到了52.633%,说明股权集中度较高。股权制衡度为0.690,小于1,说明股权制衡度低。董事会独立性最小值大于0,说明全部的样本都有非独立董事。专门委员的最大值为4,最小值为0,说明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程度的差异也很大。另外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很大,说明企业的成长性差异很大,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最大值为153.835%。

( 二 )回归分析 表(3)是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支持市场化的程度与企业竞争优势呈负相关(系数为-0.002)。这一结果与原假设H1矛盾,说明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支持的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呈负相关,因此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对企业的干预在当时对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培养是有利的,这也凸显了政府的干预在市场失灵后是有一定效果的。企业所在地的经济法律环境水平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呈正相关(系数为0.001)。这一结果与原假设H2相符合,这说明在金融危机这个低迷的时期经济法律水平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说是这样一种关系,经济法律水平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发展。但是这种相关性按本文的量化指标来看还是不强的。董事会的独立性与企业竞争优势呈负相关(系数为-0.051)。这一结果与原假设H3矛盾,并且系数的绝对值相对其他因素系数的绝对值更大,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董事会的独立性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言显得较为重要,公司的董事会越独立相对而言对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一个不利的影响。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与专业委员会的设置程度与企业竞争优势呈正相关(系数为0.002)。这一结果与原假设H4一致,可见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对于公司的治理有帮助,并且专业委员会设置的个数越多、分工越明确,对于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有利。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市场化的程度、董事会的独立性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呈负相关;但经济法律环境水平、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专业委员会的设置程度与企业竞争优势呈正相关。由于在非金融危机期间得到的实证结果与金融危机期间得到的结果有差异,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在面对金融危机这类市场手段无法控制时,政府应当积极扶持企业渡过难关。推出适合危机情况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加快从依靠出口向拉动内需发展,这样才能更加有力地抵抗危机的侵袭。企业内部治理方面。公司应当保持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的平衡,在保持股权集中度的情况下要配比合适股权的制衡度以便充分发挥股东监督与决策的效率。企业设置比较完善的专业委员会有利于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培养。公司应当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的制度,保证制度的实施力度与成效,从而提高效率与降低成本。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朱恒朋:《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高雷、宋春林:《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2007年第3期。

[3]高明华、马守莉:《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4]高霞:《股权分置改革下的公司治理》,《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3期。

[5]江永众、熊平:《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6期。

[6]李维安、孙文:《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累积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2期。

[7]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8]王艾青、王涛:《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分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

[9]王海林:《价值链内部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王鹏、张俊瑞、李彬:《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山西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11]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12]许小年、王燕:《中国上市公司的所有制结构与公司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赵昌文、唐英凯、周静、邹晖:《家族企业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14]周建、方刚、刘小元:《制度环境、公司治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12期。

[15]Bennedsen, M., et al.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lose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16]Berle, A., et al.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Macmillan, 1932.

[17]Hoskission, R. E., et al.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18]Meyer, J.W., et al.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

[19]North, D.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20]North, 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and Oxford: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22]Prahalad, C. K., et a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23]Shleifer, A., et al.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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