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世俗化途径对比

一、中西世俗化路径和特征比较的前提性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世俗”是指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是指伦理政治现象，也是与精神修持、知识教养相对应的词汇。在西方文化中，“世俗”是指与“神圣”相对应的概念。本文的比较是取西方的世俗概念。世俗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与现代性概念相互重叠，既表现为祛魅化又意味着平庸化。西方社会自从文艺复兴至今的五百年以来呈现出世俗化的进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降也出现了彻底否定传统即中国式的世俗化趋势。但自现代性危机出现以来，无论中西方又都面临着一方面在世俗化，同时又为避免世俗化带来的弊端而出现的宗教复兴即神圣化的趋向。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神学家PeterBerger认为，世俗化意味着一个过程，经由这一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门摆脱了宗教建制和象征的主宰，社会和文化建制从宗教建制中脱离。世俗化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化过程，同时是文化和社会心态及其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变迁。世俗化表现为个人宗教实践的衰落；在公共生活中的撤退以及宗教性内容在文学、艺术、哲学中的衰退。同时，世俗化还表现为宗教、精神信仰的多元化，并非简单的世俗化。就当今的欧美社会来看，欧洲的宗教活动体制参与在衰退，而美国在政治实践中一直存在一个全民宗教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宗教参与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从动机上分析，美国人并非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即超自然力量的人格神，而是将上帝等同于自然神或真善美的化身，为了让孩子能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家庭的发展能获得正确的方向。他们的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理据都在于人权的观念。因而，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文化的衰退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吉登斯看来，虽然很多人不再选择通过传统教会的基准体系拜神，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宗教和精神的信仰仍然是强大而令人鼓舞的力量。PeterBerger自己也认识到自己先前的“世俗化理论”的观点是简单化了，他说：“在社会以及个人心智中，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的衰减。恰好就是这个要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帕森斯看来，所谓的世俗化“不是宗教合法性的去除”，而是“赋予世俗生活一种宗教合法性的新秩序”。世俗化还有一层意思，即精神生活超越性维度的丧失，社会生活呈现出平庸化和流俗化。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危机弥漫了整个世界，人们对的需求在二十一世纪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由于现代性在建立某种秩序的同时，破坏了人们心灵的秩序，而人都有一种意义建构的需要，人们借以想要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所以在世俗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神圣化的势头。我们很难说美国社会是世俗化的还是非世俗化的社会。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从二十世纪末至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热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信仰和意义世界追寻的一种社会心态。当然，中国社会的与西方社会的有诸多不同。尽管中国有本土宗教道教，自东汉末年进入的佛教和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又进来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但总的说来区别于西方宗教的超越性、纯精神性和彼岸性，以西方的宗教观来看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属于宗教性文化的国度。然而，这又不能否认在不同时期，中国人中尚有相当一些人是信奉宗教的，更不能否定自古至今的中国人始终是有信仰的追求即有超越精神，和意义世界追寻和构建的精神需要，只是所信仰的对象和特质不同而已。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在现代性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意义被撕成碎片的情状下需要重拾信仰，需要重新审视世俗化给我们带来的利弊和得失。更何况整个人类面临着同样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为物役等生存困境，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有一个信仰、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中西方世俗化的比较就是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有效展开。

二、中西文化传统的特质比较

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质是宗法人伦性的文化，它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契约性文化传统。宗法制度的结构与人伦文化的特征和西方自由人伦与宗教契约文化的特质有着不同的理路和特质。西周以前的“大同之世”是“天道”人伦社会。从夏禹以后“天下为公”的“天道”被“天下为家”的家天下的私有制人伦所取代。从西周直到清代实际上是宗法等级制度和人伦文化，其实质是由氏族公有制转变而成为的家族私有制。儒家把原始巫术礼仪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规范化，把立子立嫡制度、宗庙祭祀制度和同性不婚制度这三项最主要的礼仪规范系统化、严密化、制度化，使之成为“纲纪天下”的大法。宗法的实质是借宗族的血亲、世系、长幼等关系来形成君臣隶属的等级层次和大宗小宗及亲疏等差，从而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诸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它是等级森严的，又是温情脉脉的。在亲亲中讲仁爱，以实现尊尊，它“既是等级森严的又是讲团结和睦的；既把人按尊卑上下名分分离对立起来又要人按亲爱感情联系起来”。孔子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双向的。这就是亲亲为仁，他在整理先王施政实践中形成的礼文化的过程中提出和创立了“仁”学思想体系。但期间的礼是分别贵贱的等级制度，同时又是仪礼规范和人格的内在规定性，在等级森严的宗族共同生活的祭祀活动中，一面行礼，一面唱诗奏乐，贵贱的等级之礼在这里便洋溢着人伦亲密的气氛和情味。“仁”源自血亲，由“孝悌”亲情始，是有差等的爱，与西方所讲的平等博爱有着重大的区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圣王崇拜、祖宗崇拜和天命崇拜，内圣外王之学实际上是“人治”思想的基石，从古到今，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圣王”即领导，对自身享有的民利历来不太会使用。圣人崇拜造成的最大弊端是：人们习惯于依附权力从而形成依附性人格。内圣外王之道是修身之道，又是治国之道。倘若领导者内圣一旦成了问题，没有制度和机制的保障，政治治理就出现了真空状态。

西方文化源自的传统，《旧约》中的耶和华为了拯救人类于邪恶的深渊而与人类立约，立约的形式即是律法。《旧约》中的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的善良和民主的思想，《新约》中的耶稣充满博爱、仁慈、宽容、忍耐和谦恭，形成了法律(在近代演变为契约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