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法律冲突与选择适用

摘要：票据的高度流通性，国际票据统一规则以及不同国家票据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涉外票据的相互抵触，并制约着涉外票据纠纷的有效解决，应充分协调各国涉外票据司法管辖权冲突，选择相同的票据法律适用规则，促进票据流通和贸易国际化，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涉外票据；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冲突；适用

JEL分类号：K4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8-0101-03

一、涉外票据与涉外票据诉讼界定

对涉外票据概念的法律界定，理论界与实务界纷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民事法律关系涉外的角度出发，认为涉外票据法律关系就是具有涉外因素的票据法律关系，这种涉外性表现为票据关系的主体、客体和产生、变更或消灭票据关系的法律行为二要素具有域外性，凡三要素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与外国有关，就属于涉外票据。第二种观点以票据行为为划分标准，认为票据的涉外性表现在同一票据上各种票据行为的跨国性上；还有的学者同时将实施票据行为的任一行为人的行为不在其本国或其本法域的票据界定为涉外票据。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票据法》的规定只采纳了法律行为涉外这一认定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涉外因素的认定，与我国《若干问题实施意见（试行）》第178条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通常解释有所背离。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采用行为划分标准才能正确解决不同性质票据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按此标准，同一票据上数个票据行为中，只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外国实施，就属于国际票据，而同一票据上的各个票据行为都是在一国国内发生的，即使当事人国籍或住所不同，也属于国内票据；反之，如上述票据行为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外国发生，即使当事人国籍或住所相同，也属于国际票据。

我国《票据法》第94条第2款规定“前款所称涉外票据。是指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行为中，既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票据。”从中可以看出，在对涉外票据的判断标准上，我国没有采用三要素的判断标准，而是将票据行为这一要素作为判断标准。前述的《票据法》规定所提到的五种行为中，出票、背书、承兑、保证是我国票据法理论上所指的票据行为，也称票据上行为，或狭义的票据行为，这些行为均是以发生或转移票据上权利、负担票据上债务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意思表示：而付款的目的是消灭票据关系，付款人付款时无需在票据上为任何意思表示，因而付款行为不是票据行为，而是票据法上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第五章关于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条文中，第94条规定中所指的“行为”。是指广义的票据行为，即以票据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作为广义票据行为，既包括前述的狭义票据行为即票据上行为，也包括狭义票据行为以外的行为即非票据上行为。非票据上行为根据其发生原因及效力的不同，分为票据法上行为和票据违法行为两类。由此可以得出，第94条规定中的“等”字，应是指除了条款中列出的五种行为外，还应包括提示、追索、更改等票据法上行为与票据伪造和变造等票据违法行为。票据行为采用广义的界定，也可以从票据法第100条、第101条对非票据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的特别规定得到验证。否则，前后法条的规定将相互矛盾。通过以上广义的各种票据行为，才能形成完整的票据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合理确定票据涉外与否，并准确揭示出不同票据关系的法律冲突与适用规则。

涉外票据诉讼是与涉外票据紧密相连的概念，是指对因涉外票据的争议与纠纷，导致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遇到障碍而进行的司法救济。涉外票据纠纷审理中，遇到的经常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法律冲突问题。依法律冲突的发生阶段，涉外票据诉讼属于司法冲突阶段，是指不同法院对同一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和法院在解决具体纠纷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的矛盾。对于司法冲突的解决，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强管辖权的协调，采用相同的行使管辖权的规则。二是利用相同的法律适用规则，使在不同国家诉讼的案件适用相同的法律。

二、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协调

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票据法律制度冲突的长期存在，导致时至今日，全球始终未能达成一种国际统一的票据法律制度。直言之，票据法律冲突实为法律选择上的矛盾。任何一个国际民商事案件。都不会只有一个国家法院主张行使管辖权，因而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也必然陷于冲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原因所在。

涉外票据常常服务于跨国经济活动，票据的出票、背书、转让、权利争议往往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问。票据的流通性使得建立在同一张票据上的不同票据行为有可能由不同国家法律来调整，法院地法不一定是解决纠纷应当或合适适用的法律。如果诉讼地法院均以法院地实体法来认定票据的各项法律事实是否有效成立，涉外票据上已经建立的各种事实状态将被打破，特别是该票据如果经历了多次的跨国流转，最终被法院地法否定了一、两个中间事实的合法有效性，将使票据促进流通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影响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利于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正确解决法律冲突于涉外票据纠纷的审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为了避免这种管辖权冲突的产生，国际社会自19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求票据法的协调统一。先后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公约，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5条第1款的规定，在我国《票据法》与国际票据条约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是国际公约优先原则在票据法上的明显反映，国家缔结国际条约意味着自愿承担条约确定的某种国际义务。但我国至今尚未参加上述国际公约，因此，这些公约目前对我国并不发生效力。我国《票据法》对涉外票据作出国际条约优先的规定，应是基于对票据关系现在和未来极易发生涉外联系的一种预见性考虑。

我国《票据法》第95条第2款规定：“在本法和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由此可知，该款确认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关于国际惯例，这里主要是指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惯例。它是在长期商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统一编纂和解释而变得更为准确，并为各国接受和反复使用的惯例。这种惯例常常在国际上起着统一实体私法的重要作用。国际惯例可以是成文的，表现为经常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团体或非政府性的国际民商事组织主持编撰的制定性规则，由贸易各方选择适用。也可以是不成文的，表现为长期实践中重复类似的行为。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性地采用的国际惯例是双方当事人在惯常交易中熟知且经常使用的习惯法则。如：《统一票据规则》、《票据统一公约》、《商业票据代收统一规则》等。当事人选择适用上述有关的国际票据惯例，赋予其法律拘束力，是对立法的有益补充，并有助于我国票据立法的完善和国际化。

在当今社会，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协调解决主要依赖于各国家的国内法或判例，不同国家由于法系和传统差别而导致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一样。我国调整票据法律关系的法律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支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签发空头支票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等。在审理涉外票据纠纷案件时，同一张票据涉及到的票据行为及法律后果的认定可能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除了《票据法》第96条至101条的冲突规则要求选择其他国家的法律以外，均应根据《民法通则》涉外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篇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中国法律可以作为无法确定和查明外国法律时的补救。

三、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选择适用

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受理某一涉外票据案件并行使审判权的资格或权限。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首先是确定管辖案件的国家，然后，再由该国家依照其国内法确定具体管辖法院，包括确定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只有确定了管辖法院后才能由该法院进行法律选择，决定适用内国法或外国法。如果管辖法院不同，可能导致法律选择不同，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由于涉外票据的复杂性可能会牵涉多个国家间的司法管辖权，法院应根据不同的管辖原则来予以确认。

关于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确定原则，从我国《票据法》第96条至第101条规定可以看出，涉及票据行为能力的准据法适用的是属人法主义当中的本国法主义为原则，以行为地法主义为补充。即第96条所规定的：“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其本国法律。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照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此种规定防止了依据本国法可能导致的票据行为无效，损害善意相对人利益的结果发生，但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以“本国法律”即属人法为主。而涉及票据形式、票据行为、票据追索权行使期限、票据提示期限以及票据权利保全的准据法适用的是行为地法主义为原则。如《票据法》第97条第1款规定：“汇票、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法律。”就是根据出票行为所住的地点来确定行为地法律进行适用的。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第97条第2款的规定：“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法律，经当事人协议，也可以适用付款地法律。”此条规定表明，我国《票据法》对涉外票据（支票）的记载事项，允许当事人之间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来选择受诉法院，从而确定管辖权。只有在涉外票据（支票）纠纷当事人双方没有合意选择法院，并且也没有相关国际条约义务的情况下才受“票据支付地或被告所在地”规定的约束。这种允许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共同协商选择适用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并有利于法院对纠纷的快速解决，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法律适用处于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因为不同的当事人往往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不同的法律，这势必会加大法院适用法律的负担与难度，因此我国票据法是有限制地适用这种协议选择管辖权。

管辖权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是通过法律适用来实现的。法律适用是国际私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法律适用的本质就是适用何国法律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因为涉外票据法律关系涉及多个国家，即使某一涉外票据纠纷只有一个国家可以行使管辖权，该法院地国家也必然面临到底适用与该纠纷有关联的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终解决票据纠纷的关键。以下通过具体案例来进行说明。

在韩国输出保险公社诉青岛阿普罗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中，原告韩国输出保险公社根据出口商韩国世元公司与被告中国青岛阿普罗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签订67份合同约定：出口商向被告供应用于手提包的原材料及辅料，付款条件为承兑交单，按发票金额开立汇票，见票后180天付款。出口商在约定期限内将汇票通过银行提交给被告，被告亦进行了承兑。汇票承兑付款到期后，被告拒不履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义务。该汇票经汇票指示收款人“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空白背书给原告。原告作为善意持票人曾数次催促被告付款未果，遂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案件中，基本法律事实清楚，原、被告均无异议。因本案的汇票的出票地在韩国，背书、承兑、提示付款行为均发生在中国，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4条的规定，此票据应认定为是涉外票据。那么根据《票据法》第95条的规定，选择适用此涉外票据案件的准据法的顺序首先应该是国际条约，其次是国内法，最后是国际惯例。由于我国没有参加国际票据条约，因此可以选择适用国内法即《中华人民共的国票据法》，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也都认可选择将我国票据法作为准据法。那么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8条“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的规定，此涉外票据可以适用行为地法律即中国票据法的规定进行审理。在这里票据行为适用的准据法与票据行为能力适用的准据法明显不同，没有将属人法与行为地法连接起来，在票据行为有效性问题上并没有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主要是避免影响票据效力的稳定性，从而导致对其他票据当事人利益的侵害。根据《票据法》第99条“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适用出票地法律”的规定，此涉外票据可以选择适用出票地法律即韩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韩国票据法第70条第1款关于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规定：向承兑人的汇票上的请求权，自期满之日起3年不行使，则完成消灭时效。持票人如果不能在上述期限内行使追索权，将丧失票据权利，确定追索期限对于确认持票人追索行为是否有瑕疵，以及票据权利是否因此受到排斥或限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原告是在3年期限内行使的追索权，合法有效，法院最终给予支持，判决被告支付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利息。‘

由于票据的高度流通性，决定了涉外票据纠纷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应该在维护内国司法严肃性与尊重他国司法独立性的前提下，恰当、合理、有效地使用涉外票据纠纷案件的管辖权，不断减少甚至能够逐步实现杜绝世界各国在票据领域的法律冲突与抵触，使包括票据在内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突破各民族的传统、风俗、宗教等诸多藩篱而走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