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的徘徊:保留根基还是贩卖文化

[摘要]近年来，民族旅游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可是许多少数民族社区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消极后果，甚至威胁到社区本身的存在。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淳朴的民风被经济发展破坏了，有人批判少数民族的商品化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文化。本文从Gudeman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将社区和市场看作经济的两方面，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并且市场依赖于社区。对少数民族来说，社区根基是它们能够存在的基石，也是其发展旅游业的根本资源，因而其根本问题就是要维护和扩大社区的根基。最后，借鉴Gudeman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市场；社区；根基

[作者]马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73-005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多集中在西部和边疆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的特殊性，呈现出特别的自然景观。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拥有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风俗特征、生活方式上差别很大，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处比较偏僻的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风俗传统，都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和破坏，大都保留了未经人工雕饰的原始风貌。这些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氛围，因其积淀性、差别性、原始性与汉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互补，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为民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人间瑶池”的黄龙、“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壁画长廊”的敦煌莫高窟等，都是世界级的精品和绝品资源。

近年来，国内的民族旅游开始迅速发展，各少数民族纷纷开始利用自己的自然、文化资源，打起“民族旅游”的牌子，建设旅游设施，招徕、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游览、交通、食宿、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从中获得收益。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性，利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吸引旅游者。对于游客而言，他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通过民族差异寻求“真实感”，追寻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如艺术品、节庆、仪式、饮食、服饰、建筑，等等。正是游客的这种心理需求，使得民族地区日益关注并维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云南省弥勒县可邑村在“彝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建设中，彝族村民就主动穿上已不多见的民族服装，加入民族的集体活动，并自发地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进行整理、创新、传承，成为了较成功的民族旅游“文化示范点”。然而，很多现实也表明，旅游在民族地区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现在虽已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但伴随着这种繁荣，各种消极效应也开始出现并显示出其潜在的威胁。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目的地民族社区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一些民族文化不仅没有因此发扬光大，反而受到外部侵蚀，出现了衰退的趋势。如贵州省黔东南州曾经先后开发了八个民族风情旅游村寨，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外游客。20年过去了，这8个旅游景点相继出现老化的趋势，甚至倒闭。最典型的是当初参观者如云的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如今改建成了家具市场。(引自中国工商时报)民族旅游缘何在20年的发展中，不仅没能做大，反而出现了衰退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被取代，还是民族文化自身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有的学者批判某些少数民族把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当作商品出售，文化要素被商品化，只要出钱，都可以购买，他们把注意力完全放到饭店规模以及如何吸引游客、餐馆、购买纪念品等，使得当地社会道德风尚退化，淳朴的民风商品化，最后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而有的人支持少数民族的市场化、商业化进程，提倡少数民族应该和汉族一样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提高生活水平。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民族旅游?Gudeman的经济人类学视角或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经济中的社区和市场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化假设，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为了实现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将社会、道德、情感、习惯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在当代经济话语中，社区和市场常常是分离的。如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一个领域，即市场，认为正是这个单独的领域组成了经济的全部，在其中所有的物品都是有价的都是可以用于交换的。效率是中心价值观。许多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个人偏好如何影响需求，需求与供应结合在一起如何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或价值。(Gudeman，2001：5)

在谈及民族旅游发展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时，有人认为旅游开发造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古雅淳朴的民俗民风商品化。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大多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具有敦厚淳朴的民风。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比如的有些旅游地，经过旅游开发，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这本来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正常情况，但在有的地方却走上了极端。例如在牧区，科研考察人员看到藏民的小孩子，就想与他们合个影，小孩子也非常配合，可是摄影完毕，他们伸手要钱的动作却也非常的干脆和老练，让人感叹不已。(孙天胜摩永乐中国民族杂志2006/9)

首先，这种看法明显是沿袭了传统经济学的看法，把社区排除出经济领域，认为社区、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与商业活动、市场经济、商品化是两个完全隔绝对立的系统，社区内部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算计，而一旦开始追求经济利益就会丧失社区的文化传统。其次，这种看法明显是在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之间作了类似于人类学学科传统的二元区分，即一方面把少数民族看作是原始的、落后的、前现代化的，而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未受到商品化侵蚀，性格中保留了人性中最本真、最单纯的部分，善良淳朴；而主流民族、城市族群则是虽然具有先进的现代文明的，但是因为受到市场经济、商品化的影响，变得斤斤计较，精于算计，任何东西都用金钱来衡量。这样，一旦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就会受到外部影响，丢掉自己的本真而变得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人性也发生了变化。

而人类学拓宽了对经济的理解，Gudeman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市场和社区两个领域以及根基、社会关系、交易和积累四个价值维度。这些领域和维度的重要性随社会和历史而变化，但是经济行为常常是置身于价值背景中的。经济的两个领域中，社区代表基本的社会关系。社区中的互动都是面对面的，经济价值观是地方性的、具体的、由社会关系建构的、情景性定义的。而市场是匿名的、短期、远距离的交换，在其中经济是非个人化的、全球性的、是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抽离出来的。Gudeman认为社区是互惠的、非标准化的领域，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区和市场通过制度和实践相联系，因为即便是最具市场导向的行为，也依赖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但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人们都是由社会成就、好奇心、控制欲以及工具性的目的，由竞争、积累所驱使。(Gudeman，2001：1)因而分别

处于社区和市场中的人并不存在人性的差别，少数民族开放社区从事商业活动，也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社区通过道德责任来维持，但并非就是平等的和利他主义的，它的内部也充满了权力和剥削。(Gudeman，2001：28)少数民族之前也并不是不懂追求利益，只不过社区和市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Gudeman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base”，即社区的“根基”。根基是群体共享的利益或价值，包括诸如土地、水等可持续资源，生产性产品和一些观念性构造，如知识、技术、法律、习俗，仪式。(Gudeman，2001：1)在经济的社区领域，根基和社会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交易、分配也存在，但个人都被置于社会关系之中，社区事业高于个人利益，利益具有稳定性、可预测性。而在市场领域，交换和分配是最重要的，个人和群体被看作分离的行动者，交换和互动都是短期的，匿名的，自我利益是首要目标。在嵌人性经济学中，也认为土地和劳动通过社会关系来进行交易。当受亲属关系支配时，是互惠；当受政治、宗教制度支配时，是在分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东西都从生产的社会关系中去嵌入化。(Gudeman，2001：18)可见社区和市场只是在一个连续统中处于不同位置而已。

保持根基和资本积累是社区和市场差异的缩影。根基的组成物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而资本的所有部分都是由金钱来衡量，在交换中可通约的。竞争性的、市场性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获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社区的中心过程是生产和维持根基，但它们都是在交易中实现的。社区交换是保证、维护与支持根基，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物品――金钱――物品”的交易；市场交换是为了增加金融资本，是“金钱――商品――金钱”的交易。

而无论在哪个领域，人们也都不可能丢掉自己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因而社区和市场在行为、制度上是分开的，但市场是依赖于社区的，依赖组成社区的群体和社会关系。(Gudeman，2001：10)市场不能离开社区的支持而存在，社区也是内在于市场的。比如在殖民统治中，跨国企业凭借政治力量来利用社区经济，同样，世界港口在某些地区经济中有特殊的地位。社区和市场相互交织，交易的合作双方希望保持一种持久的关系，这体现了社区的方面，同时希望从对方获得利益，这是商业的一方面，并且交易者自身也常常面临着利益最大化和维持关系的困境。(Gudeman，2001：11)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利用经济的两个方面。比如大型超市就是匿名的，非个人化的，满足个人交易的目的；而社区中的小店则是群体关系的体现，不仅仅是为了购物，也在购物中满足了个人与他人沟通交流，维持社会关系的目的。(Gudeman，2001：12)

Gudeman将经济看作是由民间模式和隐喻建构起来的，质疑一般的“经济”概念，认为并不存在基础的、唯一的经济，而是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多样化的、有意义的形式。(Gudeman，2001：4)

社区的根基――民族旅游的资本

伴随着旅游的开发，现代化所具有的普遍商品化原则，使得文化产品更加标准化，这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度商品化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退色。旅游形象为了迎合大范围的游客爱好而发生改变，开发商让当地社区改变自己传统习俗及一些仪式的原有功能，使之变成商品。例如婚俗、节日等，目的地人民不分时间和地点地把一些旅游者希望一睹的习俗礼仪表演一番，或者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多年一次的神圣宗教礼仪时，有意识地把这些活动包装为商品，出售给游客，使得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习俗商品化，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例如一些旅游点将少数民族的婚俗进行开发后成为游客可以参与的一项表演活动，但在一些地方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需要，竟出现了只要给钱，游客就可以摸“新娘”的怪现象。这些对民族文化缺乏尊重的做法让许多游客大倒胃口，扭转了游客最初的追求真实的旅游兴趣，那些抱着寻找真实文化想法的游客难免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其次，有些少数民族社区受到外部的影响和同化，改变了生活方式。由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遗产价值缺乏认识，缺乏自信心，转而盲目追求所谓“现代化”，对民族文化造成了破坏。例如，贵州镇山作为一个民族旅游点，其布依族服饰文化集中表现为，没有冗繁的图案，青布服装清新淡雅，服装上的绣花简洁明快。但随着旅游的发展，年轻人受到都市潮流的影响，牛仔衣、牛仔裤大量流行，更有甚者，都市里一些极为暴露的服装，在镇山也时时可见。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山寨，拆了古老的木楼，盖上贴了白瓷砖的新房子等。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一些民族村寨，汉文化的侵袭无所不在，村民们讲的是汉语、穿的是汉装。这些行为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遗产，满足不了旅游者求知求异的心理需求，久而久之，对游客缺乏吸引力，市场效益也会日趋下降。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就失去了旅游资源的生命力。

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遗产正在慢慢绝迹，如在贵州省台江县的一个村庄，一个八十多岁的苗族老太太，没有文化，她的剪纸图案就有上百件，但老太太的这一绝技却没有继承人，这种断层让人担忧。(引自中国工商时报)

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文化的逐渐消失。现代物质文明的入侵，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习俗和信仰陷入了迷茫。在一些地方传统文化只在节日中被形式化的表演出来，而以现代文明的产品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民族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一个社区创造并共享一个根基，根基是群体共享的利益或价值，它是一个社区的遗产，是社区成员的物质和社会，包括诸如土地、水等可持续资源，生产性产品和一些观念性构造，如知识、技术、法律、习俗，仪式。通过物品、服务、观念体现出地方性的价值维度，表达了群体认同，是非价格化的，异质性的。(Gudeman，2001：7～8)虽然根基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它体现了临时性和持续性。根基是一群人所共有的物质或知识，它不是偶然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事件，没有一个根基，就不存在社区。(Gudeman，2001：27)

社区根基的核心部分“sacra”，它是一种象征物，可以是一面旗帜，一部宪法，一个徽章，一顶王冠，想象的圣杯，祖先或具体化的精神，被看作一个神圣的、神秘的世界，通过仪式呈现出来，并被当作财富保存下来。作为sacra的食物具有神圣性，它传达、维持了群体认同和社区的权力，处于社区的中心地位，被一些禁忌围绕、保护。这些事物不能被交易，甚至不能在社区内部流通，是被限制的和不能转让的。(Gudeman，2001：32)它不能被用于交易，象征着社区本身不能被出卖。(Gudeman，2001：28)Sacra与社区是同一的，sacra的破坏，对一个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夺取一个社区的sacra，如同破坏了这个社区。(Gudeman，2001：30)

根基常常具有双重意义：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延续性的财产。根基具有社区价值，它是群体认同的象征，是价值的体现，是物质的来源，但可以用于市场用途。(Gudeman，2001：29)当今经济的一

个特点就是将建立根基和积累资本的冲动的融合，将不可通约性与统一性相结合，将地方性与全球化相结合。经济的一端是普遍换和全球化，另一端是有限交换和地方性实践，两类是交织在一起，外部的、标准化的实践是在地方情境中实现的。(Gudernan，2001：121)比如市场中一些的“基础产品”――汽车、牛奶、纸巾、剃须膏以及汉堡等都可以在任何地区被制造出来，但是对于另一些产品来说，原产地就非常重要，决定了它们的品质和价值。比如酒，往往就比较强调原料产地和酿造工艺，因为它们传达了社区产品的信息。产地作为一种标志，表达了与历史遗产的联系，包含了继承性技能和地方性资源。比如佛罗里达的橙汁，就是宣称这种果汁是合作加工生产出来的，暗示它包含更精心的培育和制造，作为社区继承物具有更好的品质。(Gudeman，2001：159)

而民族旅游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异质性、原生态的自然、历史、文化传承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品牌。从游客角度来看，人们出游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差异性”，希望能够观光、体验和经历与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二者的差异越大，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少数民族地区奇特的自然生态和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由于与客源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反差，因而对游客具有无穷的魅力。购买者通过消费，使社区和对它的品质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被想象为神圣的，满足了消费者通过共享一个社区物质加入一个社区的愿望。换言之，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地方性的一种追求，在现代化世界中对原生态的一种回归，在标准化场景下对异质性的一种探索。因而这种异质性、原生态和非标准化可以说是这些少数民族社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保留根基、形成认同是关键，正如跨国市场通过标准化和商品化的过程扩大其领域，社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创造社区认同，保留根基产品。(Gudeman，2001：159)公园和纪念碑都改为收费项目的问题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公园和纪念碑是国家的根基，如果将这种根基商品化，就会失去公共性，失去我们的社区。国家的承诺之一，就是使少数族群、穷人和主流群体、富人一样，共享根基。这种居住在社区中的价值是没有市场价格的，这是社区何以成为社区的根本。(Gudeman，2001：163)以上提到的那些例子，正是该少数民族社区只一味注重商品化、现代化，而丢了自己的根，从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出路：以两个社区为例

然而民族旅游究竟应该如何在市场和社区之间进行抉择，如何既利用市场机会来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不被背上“卖文化”的骂名，维护和拓展了社区的根基。

Gudeman的书中提到Guatemala西部的两个高原城镇的例子，表明通过转变市场行为，市场可用于维护地方遗产，从而用资本维护了社区的根基。这两个城镇具有宗教上的兄弟关系，它们都有一系列偶像崇拜仪式，这些独特的仪式通过吸引游客，使地方经济获益。但是举行仪式所需的乐队、舞蹈、小船等等花费都很高，会增加社区的经济支出，使社区面临经济危机。

在第一个社区，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要求当地人只能在非宗教日为游客表演，游客为这种娱乐性表演付费。作为回应，当地人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廉价的物品来完成宗教仪式，因为这种表演是一种义务，但是对游客的表演会收费高一些。由此，他们把市场性支付与社区服务区分开来。

在第二个社区，旅馆、饭店、和商店一致同意支付仪式所需的花费，但是当地人回答说他们对宗教服务不收费，建议企业提供一些捐赠。通过将社区语汇施加于互动，将商业活动引进了社区，同时获取了商业财富。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当地人都拒绝出卖他们的根基。在第一个社区，他们将社区和市场相分离，在第二个社区，他们推动市场行为者在报酬进入社区时改变其意义。(Gudeman，2001：131～132)表明即便在市场占优势的经济中，社区也可以通过限制消费者需求或改变进入社区的商品交易来维持自身。具体的做法根据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会有所差异，但是这两种思路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如何不只是让社区成为市场的资源，而社区也可以利用市场来扩大自身，跳出为了增加金融资本，“金钱――商品――金钱”的市场交换，实现为了保证、维护与支持根基的“物品――金钱――物品”的社区交换。

另外，作为一个社区根基核心部分的“sacra”，具有神圣性和象征性，不可交换，并且有一定的禁忌规则。所以，在开发民族旅游的过程中，应该遵循这些禁忌规则，并保护社区的sacra，不能让它沦为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