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传播中的信任危机

曾几何时,随着“民俗热”的兴起,“伪民俗”也悄然诞生。民俗电影《黄土地》中的“祈雨”,《红高粱》中的“颠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封灯”,这些情节虽然为影片增色不少,却被国内评论贬斥为“伪民俗”,引发了观众对艺术创作中所涉及的民俗事项的真实性的质疑,通过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媒介传播的民俗文化的可信度也因此大打折扣。

如果说电影、文学作品等属于艺术创作,允许存在一定的虚拟性的话,即使创造一两桩伪民俗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么,由政府主持的庄严隆重的民俗仪式也被不客气地打入不信任的领域就值得深思了。这些年来,这样那样的大典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并且每一场大典无不与民俗文化有关、无不“盛况空前”,却也无不引发民众的质疑,“搬出老祖宗,能医好文化肾虚吗?”①这是对民俗传播行为本身的不信任。

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信任危机的产生有其传播原理的根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者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②“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信息环境和客观环境基本处于重合状态,人们感受信息环境,也就是在感受客观环境本身,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无限扩大,大众传媒系统较为发达,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介环境’中,这时的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分离,成为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并且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代的民俗及民俗传播正存活于这样的‘媒介环境’和‘信息环境’之中,并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③当代社会,人们生活在由媒介塑造的“二次环境”中,接触到的是通过媒介“过滤”的民俗文化,而我们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储存着真实信息的“原生环境”,民俗文化还有一个真实的原生态。与原生态的疏远或隔绝导致了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不放心,因为人们无法确认媒介信息是否符合真实信息。

“二次环境”的隔绝是不信任的发端,最终导致信任危机的则另有原因。首要的是传统的消失。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缘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革所造成的传统断裂。④传统断裂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消失。传统是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传统断裂所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它从两个方面引起了信任危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逝去导致许多民俗事项不可再现,传播中的民俗信息因“死无对证”而成为无凭无据的口头传说,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传说是不可信的。另一方面,传统的消失带走了一大批仪式,导致民众缺乏共同的信仰基础。民俗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仪式是这模式中的模式,它能提供秩序、意义、价值和信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格尔兹曾经指出,以象征和仪式的意义体系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难以随政治经济秩序变动而变动的体系,相反,前者往往决定后者发展的形态。我们当今的文化恰恰是一个随社会转型而变化的体系,这也证明仪式文化已从我们的文化当中衰退甚至丢失,由此造成行为道德规范和价值信仰的缺失。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加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⑤人类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前进得越远,传统的信仰精神也就退化得越严重。离开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共同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对信任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民俗传播,尤其是心意民俗传播,对人际信任的依赖更强。抽掉了信任,传播就会陷入危机。

导致民俗传播出现信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惹的祸。商业时代,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无不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已是公开的生财之道,并且屡试不爽,而民俗文化由于其独特的魅力更是不被放过。当然,这也并非是坏事。毕竟,在商业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被包装好的文化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得到更充分的发育,更出色地实现它所负载的功能。梁祝文化节就是将民俗文化进行商业包装获得成功传播的一例。但是,也有偏离正常的商业运作轨道导致不良后果的现象。有些“搭台”的单位为了经济这出戏唱得好看,夺人眼球,不顾特定民俗的特定场合,一味生搬硬套,以致天天都是“泼水节”,到处都是“锅庄舞”,稍微有点古意的地方就整个“民俗村”、“民俗城”,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民俗的幌子贩卖到处可见的旅游工艺品。如此进行“民俗传播”,将民俗庸俗化、商品化,实在是对民俗的糟蹋,违背了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有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制造伪文化、伪民俗,例如占卜问卦、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伪民俗”的借尸还魂。伪民俗、伪文化的大行其道,民俗的不正当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以及民俗本身在其商业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扭曲,都导致了人们对民俗的商业传播行为的警惕和防范。商业意识剥夺了人们对传播行为的纯粹简单的信任,甚至殃及非商业传播行为――人们在准备接受任何一桩民俗传播之前都得仔细思量,无须引导,自然而然就会猜测在其传播行为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例。

以上是导致民俗传播遭遇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具体分析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地域的阻隔制造了文化隔阂和取证困难;作为民俗载体的人和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体缺乏可信度;民俗专业人才不足,无法从事充分的田野考察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不能对传播中的所有民俗信息进行证实或证伪,无法为大众提供权威的可信的鉴别依据……这些都可成为产生信任危机的理由。

实际上,上述原因往往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有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家里的婴儿啼哭不止,隔壁一位来自四川的奶奶抓来一撮不知名的茶叶,一再敦促孩子家长把茶叶放在口中嚼出汁液再喂到孩子嘴里,说是能立即止住小儿腹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土方法的年轻家长自然不敢让孩子“以身试法”,口中答谢着那位好心的邻居,背地里却将那撮茶叶扔进了垃圾桶。且不管那种土方法是否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俗传播”的失败原因。显然,在拒绝的背后隐藏着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播内容――治疗小儿啼哭的民俗方法的不信任,二是对传播者――来自不同地方的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邻居奶奶的不信任。试想,如果那种土方法不是随着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罕为人知,或者孩子家长可以从四川取得可信的证据,或者不是邻居老奶奶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传播效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可见,在这个事例中,传统的消失、地域的阻隔、权威的缺乏,这诸多因素合力导致了这次民俗传播在信息接受的环节上遭到信任危机的堵截而终止。

毋庸置疑,信任危机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不啻一场灾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把文化比作“水”,文化因其特质似水,柔而有力,因此能渗透人心,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沟通,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不能替代的作用。⑥然而,没有了信任,即便文化似水,也无法穿越人心之间竖起的“防盗门”。没有了信任,任何文化交流都只能望而却步。民俗文化以人自身作为载体,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堵塞的时候,民俗传播也就戛然而止了。

信任危机还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障碍。原本是“伪民俗”和“伪民俗保护”⑦引发了信任危机,“真民俗”和“真民俗保护”却不幸深受其害,人们在长期信任危机引起的“信任疲劳”状态下,对民俗和民俗保护一概不予轻信。要想真正对民俗施以科学的保护,就必须解除民众的防范心理,完成信任重建,这就徒然给民俗保护工作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困难。

信任危机不仅阻碍了民俗的传播和保护,还削弱了民俗文化的创新。“信任是一种允许作出冒风险的决定的态度,没有信任,风险就可以避免,创新行动就不会出现,有的只是为回顾性意义而采取的常规性行动。”⑧可以说,没有了信任,不仅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变得不可能,民俗文化本身也将变成一潭了无生趣的死水。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⑨民俗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之母,是人类生生不息于其间的生活文化。民俗传播是最广泛、最深层、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对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民俗传播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面临商业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遭遇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民俗传播也未能幸免。

注 释:

①人民网文化频道。

②③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第92页。

④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4)。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陈强、郑贵兰:《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⑦仲富兰:《“伪民俗保护”应当缓行》,《新民周刊》,2005(47)。

⑧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美]:《组织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⑨詹姆斯・W・凯瑞[美]:《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