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服务贸易发展途径诌议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服务贸易水平及战略发展方向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一般来说，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差异、贸易模式变化和政府政策力度四个方面，而经济发展阶段是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认为我国工业比重持续提高，在制造业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我国将在未来10年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并认为在过渡时期应该将传统工业粗放型增长向知识、技术密集型集约型增长转变，使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升级，通过“立体工业化”带动农业、服务业的增长。二是我国经济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时期，指出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距离服务经济的形成还有一段距离，但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与服务经济发展特征相一致的发展趋势，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型中心城市出现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势头，为我国服务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三是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服务型经济社会。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时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10月25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整个“十五”、“十一五”时期，我国快速跨越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东西部差距逐渐缩小，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2012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5500～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依照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起点要求。但是服务业尚未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1%，尚未达到服务经济初步形成的基本水平，说明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并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阶段，制造业需要服务业的发展与融合才能有的放矢地实现转型升级战略目标。(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服务贸易水平及战略发展方向正是由于我国处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业人数比重及对GDP贡献率等指标与服务经济形成的初步要求仍有差距。作为服务贸易产业基础的服务业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显竞争力不强，并呈现出以下特征:1.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209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出口规模位列世界第四，进口规模居世界第三。同时，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出口结构来看，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比重明显下降，建筑服务、咨询、计算机服务和保险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增加，服务贸易结构由传统服务项目向新兴高附加值项目不断优化。2.服务贸易持续逆差状态，供给不足，竞争力亟待增强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逆差状态不断扩大，从2001年的59亿美元扩大到2011年的552亿美元，同时，2011年我国服务出口回落，由2010年的32.4%下降至7%，而进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达23.3%，预计未来逆差将进一步加大。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供给不足，服务的效率、质量、多样化和交易成本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此外贸易竞争力指数下滑，服务贸易竞争力亟待增强。(三)“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与改革战略目标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我们对“十二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和战略目标给出基本预判。首先，在总量上，中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将在“十二五”期间达到7%～9%，目前仅为5.2%。其次，在贸易结构上，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例将在“十二五”期末达到18%左右，目前为10.3%，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再次，在收支结构上，主要服务贸易项目逆差将有明显改善，从根本上扭转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最后，在服务贸易项目结构上，“十二五”期间要形成体系完善、配置合理、竞争力较强的服务贸易项目结构。总体而言，就是要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稳定和拓展旅游、运输、劳务等传统服务出口的同时，努力扩大文化、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流通、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建设若干离岸与在岸服务外包战略基地。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领域，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另外，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机制僵化，市场开放程度不高。改革的首要任务及核心目标应该定位在“如何推动服务贸易体制的改革创新”上，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应分近期(3年)、中期(5年)、远期(8年)来设计。在未来3年内，成立中国经济社会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委员会统筹全面改革，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促进办公室，统筹服务贸易发展改革促进事宜;5年内，筹建类似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政府管理机构，由政府、学界、行业中介组织和代表企业，共同参与到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划制定过程中来;8～10年内，从中央到地方创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经验及战略模式

为了准确地掌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制约问题及经验模式，通过对东部沿海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情况进行调研，我们总结出了下列发展经验及战略模式。(一)上海市: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高，辐射长三角地区并融合制造业发展上海市作为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口岸城市，服务贸易发展一直走在全国最前列，2011年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120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超过三成。围绕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个中心”，上海市以金融服务贸易特别是保险服务为基石，逐步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贸易结构，在维持外商为上海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主体的同时，积极增强本土企业的国际化运作能力，提高服务贸易主体的开放度，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国际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区域交流桥梁。上海市在提升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加强与国际交流的同时，注重本土的服务贸易平台建设，增强其服务的供给能力。并效仿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前店后厂”区域分工模式，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提供多样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服务，其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将辐射整个“长三角”地区，推动该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并重融合发展。(二)浙江省:传统与新兴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离岸外包与在岸外包两条腿走路近年来，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势头良好，增长空间很大。围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基地、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五大国家战略，浙江省加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力度，通过鼓励校企合作，鼓励培训基地、培训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形成政府、企业、培训机构三方联合推动共同发展的局面。浙江省注重传统与新兴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在巩固发展国际旅游、国际运输、国际建筑工程承包等传统优势服务贸易的同时，加快发展新一代与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配套的服务贸易，以服务外包、对外文化贸易，软件出口和技术贸易为重点战略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服务外包发展在注重对外接包的同时，企业也开始对外发包，离岸外包与在岸外包并重发展，两条腿走路，促进服务贸易大发展。(三)北京市:以服务贸易发展带动资源配置，提高竞争力，支撑“总部经济”北京市具备发展服务贸易的区位优势、要素优势和环境优势，借助这些优势，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导资源从重工业部门向高质量、高素质、高水平的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竞争能力强的新兴产业集聚，成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战略高地。北京市以其丰富的人力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完整的ITO、BPO和研发外包产业链，发达的总部经济等优势，服务外包发展规模较大，为我国承接服务外包项目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提供进口服务资源，发挥国际市场形成的规模效应，对全国服务业、服务贸易发展形成强烈的龙头带动和产业支撑作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将提升我国平均服务水平，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和增强竞争力。此外，北京总部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为主的金融、保险、中介咨询等生产业的发展为总部经济提供着专业化的服务，逐步形成了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动。(四)天津市:重工业城市，以生产业为突破口解决服务供给不足困境天津市作为北方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制造业基础尤为雄厚，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生产业拓展了发展空间，如天津市初步形成了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轻工纺织等优势支柱产业，已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制造业中心。这也同时为航运物流、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科技研发、商务会展等生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天津市政府也比较重视生产业的发展，一系列涉及金融保险、航运物流和商务商贸的生产业项目纷纷落地，如:空港现代服务业示范区、金融城、响螺湾商务区、于家堡金融区、小白楼商务中心区、津滨大道物流商贸区、滨海科技总部区等等。这些项目在支撑天津市制造业发展的同时，也为下一步生产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未来，天津市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发展有特色的服务贸易，即围绕制造业中心，主打生产贸易，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五)大连市:“官助民办”软件外包模式为服务贸易发展铺平道路大连市软件服务外包起步早，依靠与日韩相近地缘优势发展迅速，成为全国软件和服务外包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城市。10多年前战略投资，今天开花结果。在我国经济下行之际，2012年大连市经济逆势上扬，达到两位数增长，其中缘由与大连市服务外包的发展密不可分。大连市软件服务外包的一大特色是其“官助民办”的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官助民办”，“官”为助力，“民”为主体，是一种政府与企业联手发展产业的新型模式，成为撬动大连软件服务外包的关键杠杆。“官助”体现为政府在政策、投资环境以及人才吸引等方面予以扶助，大连市先后出台了一批促进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建立了一批软件开发、技术共享、资源服务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有力支持。“民办”体现在大连市内众多软件产业园区的建设方面，如高新区内大连软件园、东软软件园等均为民办园区，形成由企业自己开发、自己招商引资，把综合园区、商务服务和企业自主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充分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而且为推动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大连市政府开创性地“筑巢为先、预留土地”，以充分发挥软件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为全市服务贸易快速发展铺平道路，也为环渤海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独树一帜。(六)深圳市:创新供应链服务为核心的战略平台为服务贸易发展独辟新径“珠三角”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率先引进香港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形成了香港的技术与内地的劳动力、土地相结合的“前店后厂”生产模式。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分工的演进，资源向服务业倾斜，已经进入“店厂合一”阶段。深圳市以供应链服务平台为依托的整合型外贸全程服务平台，成为独具特色的创新型服务贸易模式，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开辟了新思路。通过互联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通关、物流、退税、外汇、融资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和一站式综合套餐外贸服务，在帮助广大中小企业降低外贸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能解决贸易融资难题，提升企业竞争力，使中小企业实现业务管理流程升级，重塑核心竞争力，带动第三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在看到“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服务贸易呈现出多样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在发展中所遇到问题:一是服务贸易领域内部发展结构不平衡。运输、旅游等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贸易增长迅速，其贸易额已经约占服务贸易总额的70%，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进出口额在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二是服务出口和进口发展不均衡。这两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代表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造成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短板”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规模尚小且服务能级较低;高端服务行业在产品、业务、工具、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不强，导致我国在高端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体现得还不很明显，尤其是对高端服务贸易的拉动效应尚未显现;生产业、金融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尚未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高端服务行业的专业人才匮乏;高端服务行业的垄断现象依然严重，不仅表现为有形的市场进入存在壁垒，如对投资规模的限制、对行业经验或技术资质的限制等，而且还体现在因缺乏透明性管制导致所谓“明宽暗管”、“玻璃门”等无形进入壁垒呈现出难以遏制的趋势;中央层面的政府服务和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政府针对服务贸易发展尚未建立包括税收优惠制度、信用等级制度、监管奖惩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贸易便利化与法治环境等一揽子系统和促进体系;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软件信息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企业面临成本涨、融资难、税费高、人才缺的四面夹击，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服务出口业务发展。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政策机制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保障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部门繁多，而且内部各行业所要求的服务制度环境千差万别，我国服务贸易创新管理体制严重缺位，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应该在中央层面上拟建国务院服务贸易委员会或服务贸易促进发展办公室，像当年“六五”时期建立国务院机电出口办公室促进机电产品出口那样，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体制和部门协调部际委员会机制。应在构建充分竞争且开放完善的国内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借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设立服务贸易权威“圆桌会议”制度安排的经验，统筹全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一切事物，避免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分配，明确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政策(二)打破垄断，调整利益结构，促进服务市场充分竞争当前高端服务行业垄断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有限制的服务市场进入壁垒和无协调机制导致的无形壁垒。针对服务壁垒，要改变国有垄断企业“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进一步细化社会分工，要实施有利于生产业分离的有效措施，推进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发展;对于无形壁垒，要调整利益结构，改变政府干预市场过多的固有利益格局，打破服务市场与服务行业的行政性垄断，降低服务贸易进入门槛，积极引导服务领域向民营资本的开放，促进服务市场的充分竞争，完善市场的竞争秩序。(三)以生产业为抓手，为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夯实产业基础我国作为一个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还不具备消费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发展消费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时代还需待以时日。同时，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决定了制造业仍然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需要突出发展的产业。研究表明现代制造业没有体系健全、功能完备的生产业做支撑，难以取得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焦点和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主要增值点、赢利点已逐渐集中于生产环节。生产业是连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桥梁，既能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也能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紧扣生产业，通过大力发展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会展等生产贸易，有效促进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同时要合理发展生活贸易，借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品质。(四)提高服务贸易水平，满足对高端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要在继续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发展，重点加强金融、保险、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生物技术、国际物流、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出口能力，引导服务贸易各行业均衡发展，将资源向多样化、高效率、低成本的高端服务贸易倾斜，构建起以供应链服务为核心的整合型外贸全程服务平台，通过为中小型服务企业提供解决方案，降低外贸交易成本，带动第三方服务业发展，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水平，满足对高端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五)创造新供给，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素禀赋差异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伴随经济的发展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要素禀赋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环境、资本等硬性资源，而更多在于人为创造出来的软性资源。例如澳大利亚的“教育游”，韩国的“美容游”、马来西亚与中国台湾的“医疗游”，不仅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也创造了新经济增长点。教育、文化、医疗等居民消费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为我们提出了创新开放模式的新思路。创新是服务贸易发展的灵魂，我们应该注重服务贸易各领域的融汇结合，具有创造性地将各种新型服务贸易项目连接在一起，以期创造新资源禀赋，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于立新 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