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合作:阴霾中的荧光

“合作带来双赢”，这个过于天经地义的结论看上去是如此朴实无华，以至于很多人无暇去深思它在经济周期中的内涵变化，而“中心一(Core andPeriphery)”理论和“脱钩(Decoupling)”理论的盛行更让很多人觉得国际经济合作并非至关重要，毕竟无论是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还是体现出“内生增长”特性的新兴经济体，似乎都具有在全球化浪潮中独立发展的能力。

但次贷危机的冲击让“独立增长”变得有如空中楼阁般飘摇不定，在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和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命运似乎重新被拴在了一起，“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和“越南危机”就像是次贷危机最新的衍生梦魇，让世界经济的南北两区共同笼罩在滞胀的朦胧阴霾之中。而这个时候，经济合作就像是阴霾中的荧光，体现出更加光彩夺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虽然点点荧光不足以照亮天际，单纯的经济合作也无法解决全部现实问题，但至少它有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风险规避。美国经济：在长期中已经死了?

次贷危机会将美国经济打入多少层地狱?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持悲观论调的研究者们认为美国经济即将或者已经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阶段；而另一部分略显乐观的研究者(包括笔者)则认为美国经济在长期中并不会重蹈“大萧条”的覆辙。现有数据似乎更多地支持了后一种观点，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既没有出现单季负增长，也没有发生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其韧性出人意料。但美国经济最现实的尴尬在于，尽管长期基本面可能并没有全然恶化，但正如凯恩斯所言： “长期中我们已经死了”!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传统宏观经济维度均不同程度恶化的背景下，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短期困难。

首先，短期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继2007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至-0.2％之后，2008年前两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9％和1.9％，不仅大大低于2007年二、三季度的4.8％和4.8％，还低于2000～2007年32个季度2.4％的平均水平。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源在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萎靡：2008年前5个月，美国新房销售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31.5％、-30.2％、-39.1％、-42.1％和-40.3％，现房销售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3.4％、-23.8％、-19.1％、-17.5％和-15.9％；住宅开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5.5％、-24％、-33.6％、-33.7％和-33.6％；建筑支出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5％、-6.4％、-62％、-5.1％和-6.0％。房市萎靡直接拖累了投资，并通过财富效应抑制了消费，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其次，通胀压力大幅加大。受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大幅降息并注入大量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物价形势大幅恶化：2008年前6个月，美国CPI同比增幅分别为4.3％、4.0％、4.0％、3.9％、4.2％和5.0％，平均为4.23％，大大高于前8年96个月2.77％的平均水平；美国核心CPI同比增幅分别为2.5％、2.3％、2.4％、2.3％、2.3％和2.4％，平均为2.37％，高于前8年96个月2.20％的平均水平：美国PPI同比增幅分别为7.4％、6.5％、6.9％、6.5％、7.2％和9.2％，平均为7.28％，大大高于前8年96个月2.85％的平均水平；美国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分别为13.6％、13.5％、15.2％、16.9％、18.8％和20.5％，平均为16.42％，大大高于前8年96个月2.99％的平均水平。

再次，就业状况不断恶化。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美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2008年前6个月，美国失业率分别为4.9％、4.8％、5.1％、5.0％、5.5％和5.5％，平均为5.13％，大大高于前2年24个月4.63％的平均水平：美国平均失业周数分别为17.5、16.8、16.2、16.9、16.6和17.5，平均为16.92，高于前2年24个月16.85的平均水平：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净变化分别为11.9万、-23.2万、-2.4万、46.2万、-36万和-24.8万，平均每月净减少4.71万，而前2年24个月平均每月为净增加13.71万。

最后，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受原油价格飙升、进口需求不减和出口增长缓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2008年前5个月，美国贸易逆差分别为578.6亿、605.7亿、564.9亿、605亿和597.9亿美元，平均为590.4亿美元，不仅高于2007年12个月583.5亿美元的平均水平，还大大高于前8年462.3亿美元的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脱钩还是挂钩?

美国经济的短期困境会给中国带来几多共振?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对此，国内外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较小”，毕竟资本项目非自由兑换的政策防火墙部分屏蔽了外部金融动荡的冲击，而中国金融机构对次级债市场的涉足也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能完全置身于国际洪流之外而独善其身，对经济波动相关性与经济周期的研究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对称的独立性”。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易借由外部助力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增长独立性较强：而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外部冲击将极大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结构改革，进而减弱增长独立性。1970年至2007年的38年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繁荣和复苏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表现相比美国更加强劲，而在美国经济萧条和放缓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曲线就会大幅趋近甚至重合。

就中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而言，两个潜在特征值得强调：一方面，从长期历史的演变看，中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与日俱增，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测算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易通过检验，表明两国经济相关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从短期数据的波动看，在美国经济短期大幅放缓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往往也是乏善可陈，自1994年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的54个季度里，美国经济一共出现了5次“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特征事实，这5次无一例外地与“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一个季度的下降”如影随形，甚至其中有两次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率下降。

如此特征表明，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某种

程度上看更多的是一种间接影响，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信心渠道、投资渠道和政策渠道的风险传递， “美国困难”在上升为“世界困难”的同时给中国经济带来间接影响。

这种间接影响可能体现在：一是美国困难导致世界经济放缓，进而减小了中国贸易“多元化”的风险分散效能；二是美元贬值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紊乱，进而给保障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带来困难；三是美元贬值导致欧元、日元加快升值，进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对美升值，对非美贬值”的结构性矛盾；四是美元贬值刺激油价和粮价快速上升，进而给中国物价稳定的维持带来外部冲击；五是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进而让中国资产市场面临更大的外部投机性风险；六是美联储在加息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加大了美元贬值见底时机的不确定性，进而给人民币汇改稳健前行带来外部风险；七是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而加大了中国贸易遭遇更多摩擦的可能性；八是美国资本市场走弱导致全球市场联动，进而加大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九是美国困难导致全球恐慌情绪蔓延，进而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美经济：困境中的趋近?

在美国经济深陷短期困境并对中国经济产生间接影响的背景下，以加强双边各层次对话互动为主要形式，旨在增强货币政策协调性和双边贸易度的中美经济合作，显然有助于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并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共同目标。但对于中美经济纽带的两种片面认识可能过低地估计了这种“合作收益”的重要性。

一种片面认识源自从美国角度看中美贸易，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较小贡献使得一些人认为中美经济合作对美国而言并不重要。这种认识的数据证据是：自1975年至2008年的最近131个季度中，净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32个百分点至4.09个百分点间波动，平均贡献仅为-0.2个百分点，其中有78个季度净出口提供了负贡献。相比之下，消费更像是美国经济的主旋律，在这131个季度中，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5.58个百分点至5.68个百分点间波动，平均贡献高达2.21个百分点，其中仅有7个季度消费提供了负贡献。但这种认识的片面之处在于忽视了贸易贡献在次贷危机之后的重要性上升以及中美贸易在美国贸易中的长期地位上升：从短期变化看，次贷危机爆发后的2007年四季度和2008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6％和1％，同期净出口的增长贡献高达1.02和1.79个百分点；从长期结构看，中美双边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官方数据，美国对中进口占全部进口比例、对中出口占全部出口比例和对中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比例分别从1993年1月的5.14％、1.76％和3.61％上升至2008年5月的15.11％、5.82％和11.55％。

另一种片面认识源自从中国角度看中美贸易，中国贸易“多元化”趋向使得一些人认为中美经济合作对中国而言重要性有所下降。这种认识的数据证据是：自1999年1月至2008年6月，中国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从21.65％下降至17.53％，对美进口占全部进口的比例从12.10％下降至6.55％，对美进出口总值占全部进出口的比例从17.21％下降至12.57％。但这种认识的片面之处在于忽视了贸易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要性的大幅上升。根据中国官方的年度数据计算，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同期GDP的比例已从1981年的15.75％大幅上升至2007年的63.57％。

如果综合考虑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中美贸易在全部贸易中的分量，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应该忽视经济合作的可能收益，因为从经济纽带的变化来看，困境之中两者正在趋近，而非渐行渐远。这种趋近甚至体现在主要经济金融指标的趋势变化上：美国最新季度经济增长率较次贷危机前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国2008年二季度10.4％的经济增速也较上年同期回落了1.8个百分点：美国2008年上半年月度CPI平均增幅为4.23％，大大高于最近174个月平均的2.67％，中国2008年上半年月度CPI平均增幅为7.9％，也大大高于最近174个月平均的4.67％：自2008年初至7月22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了13.55％、14.19％和14.05％，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也分别下跌了45.79％和41.07％。

总之，对于趋近的中美经济而言，合作就像是阴霾中的萤火，因为困境中的黑暗才更显光芒。因此，在各种层次加强对话、建立互动机制、形成中美政策协力，次贷危机及其衍生梦魇才不致于将滞胀由短期苗头变为长期趋势，中美经济才能在博弈环境变化中实现共赢的优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