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移民思想浅探
时间：2022-07-13 02:07:35
中国的先秦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这几个历史时期，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人口思想虽然萌芽较早，但是发展比较慢。相传夏朝时，为了战争和满足奴隶主管理国家的需要，已有人口统计，而关于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从商代的盘庚迁都算起，距今也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并且在殷商时期，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已有百姓、民和小人的划分，另外在这一时期，多子多福的思想萌芽，奴隶主贵族认为只有多子多孙，才能“奉先思孝”。但是在这一时期，人祭之风十分盛行，大量奴隶人口被杀害用于陪葬，人口的多寡并未受到重视。到了西周时期，周人为了发展生产，在人口数量问题上采取了几点措施：一是开始注重人口繁衍，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重男轻女思想；二是为了增殖人口，开始重视男女婚配，设立了专管男婚女嫁的官职，规定同姓之间不允许通婚；三是建立了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还有了关于“国人”和“野人”的划分，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关于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划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奴隶制被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所替代，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我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战争不断，人民流离失所，死亡枕藉，人民迁移的主要原因有战争、饥饿等，且这一时期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大大提高，各诸侯国为了补充兵源，扩充实力，以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大都推行人口增殖的政策。例如越王勾践在和吴国的战争中战败，为了复国而推行早婚和对子女的优待政策，这有力地刺激了越国人口的增殖。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思想绽放的时期，人口迁移思想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古代中国地广人稀，统治阶层都希望能够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因此都不希望人口外流，反而希望引进外来人口。例如管仲的人口思想，他认为，只要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让农民安心农业生产，那么人民就不会流动和迁移。管仲的人口思想核心内容就是“定民之居，定人之事”，即强调对被统治人口进行严格的职业划分和居处限定，这样有利于社会安定。孔子则是我国历史上谈论人口问题较多的第一人，在人口迁移问题上，他也认为人口外流不利于社会治理，最好的办法是增加本国人口，而只有当国家得到有效治理时，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口不仅不外流，反而会使远方的人前来投奔。如果说管仲支持增加人口是从军事目的出发，孔子主张增加人口是从“孝”的观念出发，那么墨子主张增加人口则是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出发。而老子则提出了与上述几位思想家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主张“小国寡民”。虽然各思想家主张不同，但都不希望人口发生迁移。
到了战国中后期，由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且各国统治者实行增加人口的政策，人口增长较快。这一时期，人口集中于黄河流域。故秦孝公时，商鞅实行“徕民”政策，招诱三晋之民，以缓解秦国地广人稀的矛盾。
在中国先秦时期，关于人口迁移的思想比较多，但是也比较杂乱，存在的形式较散，但其中也不乏系统的论述，主要有商鞅的“徕民说”思想。
二、商鞅的“徕民说”思想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商鞅既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掌握大权的人物，所以他的主张都曾以实际政策推行过。在商鞅的思想之中，人口思想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实行变法的重要根据之一。在人口政策方面，他实行一系列移民措施来增加秦国人口。
早在战国初期，与秦国毗邻的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已是人多地少，“土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采取“徕民”政策，不仅可以在短时期内大量增加本国人口，还可以把新招来的其他诸侯国的农民安置在后方，专心务农，供给军需，使秦国原有的农民去服兵役，对外作战，做到富国强兵，即“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如果采取人口自然增殖，那就会费时久，收效慢，满足不了需要。
采取“徕民”政策可以削弱敌人，赢得兼并战争的彻底胜利。商鞅认为自魏襄王以来，三晋（指韩、赵、魏三个诸侯国）虽累败于秦，割给秦国的土地也很多，但仍不臣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采取“徕民”政策，大量“徕三晋之民”即可以减少敌人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缺乏军需供应，又可使敌人兵源枯竭，迫使敌人完全臣服。
为了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商鞅还主张对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商君书・徕民》），从经济上给予他们以田地、房屋和减免赋税、徭税等优遇条件。他认为就人的本性来看，都是追求自利的，“民之性，饥而求食，荣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如果不从经济上进行引诱，不能“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商君书・徕民》），是招不来移民的。除此之外，商鞅为了防止人口外流，还制定了一些政策，例如禁止开设旅店和不准人民擅自迁徙。
在商鞅以前，越王勾践为了增加人口，也曾辅之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口的办法，但招来的对象主要是士人，“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国语・越语上》），而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人口。与商鞅同时的梁惠王也曾希望减少邻国之民，以增本国之民，但他只是坐等其诸侯国的人民自发入境，没有任何具体措施以广招徕。商鞅的“徕民”政策则是以从事生产的农民为主要对象，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这就为秦国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富国强兵和后来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三、先秦时期移民活动和当今人口迁移的不同
先秦时期移民思想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派，即鼓励移民的思想和禁止移民的思想，鼓励移民主要是为了开发疆土，扩大版图，增强国力；禁止移民则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便于社会管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由于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比较低，所以当时的人口迁移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通过奖励或者强制性的政策进行，因为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所以古人自身有着较为严重的安土重迁思想，对土地感情深厚，除非迫于生计，否则并不愿意轻易迁移。然而，当时的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会组织人口迁移，主要目的有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和军事性移民，有的移民会同时包含多种目的。例如《商君书・徕民》中：“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这充分体现了其军事目的和经济目的，既可以让外来移民及其后代进行农业生产，又可以不断补充兵源，保障秦国的战斗力。
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可以实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需要统治者的正确决策，还需要有允许迁移的客^条件。先秦时期，虽然诸侯割据，但主要疆域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那个时期，中国的人口比较少，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朝成立，人口达到1200万，到公元元年，即西汉末期，中国人口上升到5900万，占世界的1/5―1/4。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还是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而且人口自身的消费能力较低，所以资源较为充足，周边还有很多未开发地带。所以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才有向四周迁移的可能性。
历史发展到今天，由于迁移等各方面的条件更加便利，人口迁移也愈加频繁，然而和先秦时期的特点却大相径庭，人们对迁移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迁移现象本身，更上升到理论层次，研究出迁移的规律。
“移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秋官・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其本义是指移饥民于丰收之地。而现代人口理论中的“移民”是指以改变定居地点为目的而进行的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可以发现，“移民”本身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现代移民活动的范围更广，但仍还是一种人动现象。
现代社会的人口迁移，除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政府主导的，例如三峡移民和新疆建设兵团等，大部分主要是自发的小规模活动，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倾向于去社会资源丰富的地方，例如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四、先秦时期移民思想对当今人口迁移的启示
人口流动是任何时期都会存在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现代中国的人口迁移活动，从数量方面来说，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1995年～2000 年省际迁移人口规模为3228.21万人，到 2005年～2010 年已增加到5499.39万人，10年间增长了2271.18 万人，增长率达 70.35%。如此巨大的人口迁移量，对中国的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每逢节假日“农民工返乡潮”以及“学生潮”，使很多人都感受到中国人口数量的庞大；从流向方面来说，大部分都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中西部流向东部，这就给东部地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胡焕庸线”，中国人口的分布极度不均衡，而现在还有大量的线外人口向线内迁移，人口密度太大，必然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从迁移的距离来说，人们迁移的距离也在拉长。
现代人口迁移给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问题。对比先秦时期的移民，我们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示，对于有大量人口往外迁的迁出地来说，应加强自身的建设，留住并吸引人才，而对于人口压力较大的迁入地来说，应加大产业转移的力度，这样会使迁出地和迁入地都获得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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