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家》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文本

[摘要]本文试从种族与性别权力两个方面来解读最近一部美国电影《自由作家》。在影片里，导演以少数族裔青少年的视角来揭示美国严峻的种族冲突现象，并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此平行叙述的是，表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遭遇的不公平处境：其社会角色的实现必然以性别角色的牺牲为代价。

[关键词]种族冲突；性别；权力

英国学者勒兹・库克认为，“电影是阶级、社会、种族、性别、地域和身份的再现，这意味着电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社会文化层面上所存在的问题。”最近一部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希拉里・斯旺克主演的美国影片《自由作家》正是这样一部融合了种族、性别、权力等多重含义的电影文本。

《自由作家》通过白人女教师艾琳及其少数族裔学生的故事揭示了美国严重的种族冲突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电影的开头即向观众呈现了发生于1992年的洛杉矶种族冲突事件，这场严重的暴力事件交代了影片的故事背景和主题思想。一向标榜自由和民主的美国于立国之日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人权法案――《独立宣言》，并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然而，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和现状表明：种族歧视及因此而产生的种族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论及美国黑人时谈到的，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人“道德上的一根毒刺”。

同2005年表现种族冲突的影片《撞车》一样，《自由作家》也是群像式的主人公，影片从生活在美国的有色人种孩子的经历，多角度地表现了种族歧视无处不在的影响。在电影史上，反映种族问题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以孩子的视角为切入点，但由于是置身事外的白人小女孩，她仅仅是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而且从白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必然很难了解有色人种内心的痛苦和愤懑。《自由作家》从少数族裔孩子们的亲身经历着眼，他们不仅是叙述者，更是种族歧视的直接受害者，这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批判性和思想性。影片的主人公们是一群年仅14岁到15岁的孩子们，原本是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年龄，却由于他们的“特殊的”少数族裔身份而生活在痛苦的深渊。

影片中，艾琳老师为了了解学生们的世界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日记本，让大家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里面，孩子们的日记几乎是他们青春的血泪史――家庭暴力、贫穷、街头“战争”、单亲家庭、监狱生活、随时都会遭遇的枪杀……这几个孩子的遭遇其实是美国所有黑人孩子不幸生活的缩影。在孩子们忧郁的眼神以及与他们年龄完全不符的、过于老成的口吻中，梦幻般的剪辑、流动的画面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残酷面目，电影的镜头在孩子们的叙述中掠过简陋的贫民窟、被生活遗弃的黑人母亲、街头上的暴力纷争……

这些日记记载了身为有色人种生存的艰辛――恐惧如影随形，暴力猝不及防，生命岌岌可危，本该花一样的年龄却承载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在还未享受到孩子的快乐时，现实已经把他们拉进了战争的深渊，种族冲突的阴霾吞噬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在这个白人主宰的世界里，肤色、种族、生活背景等我们无法决定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你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甚至连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也难以幸免。以往很多反映种族问题的电影都是从成人的世界来表现，而这部影片从孩子的角度来揭示种族歧视更加具有震撼力：一方面，让无辜的孩子们承受这些痛苦更容易打动观众的心灵，另一方面，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种族”的观念，这种思想被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揭示了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因此更令人深思。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自建国之初到现在，数千万的移民漂洋过海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他们肤色各异，语言不同，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种族，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然而，虽然他们为美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是以白人为核心的文化，土著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拉美裔都是作为边缘文化而存在的，从未得到公平的待遇。“尽管在美国以往的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将各种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是占统治地位的想法与实践，但爱默生所言的‘熔炉’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熔炉’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已。”尤其是黑人在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侮辱更是美国人权历史上的抹不掉的污点。黑人在美国永远是二等公民，他们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受歧视的阶层。看看《自由作家》里，那些黑人大都生活在邋遢的贫民区里，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遑论孩子能受到平等的教育。即使学校实行了种族融合方案，有色人种孩子也无法真正获得与白人孩子一样的平等――他们“理所应当”地被划为另类。少数族裔在白人主流社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显而易见，种族歧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我们思维方式，并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观念与看法。

当然，作为一部主流制片厂的电影，《自由作家》不会让这种敏感的政治话题愈演愈烈。导演并没有简单地站在白人或黑人的立场，谴责谁对谁错，而是站以“普世价值”的高度，用爱和正义的原则摈弃一切差异与偏见，用“人性”的善良来指引人物的所作所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尊严和平等。同时，影片的叙事策略也暗合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艾琳的成功离不开黑人上层领导柯尔博士的支持与帮助，黑人是受歧视的阶层，而柯尔博士却是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黑人代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种族和解的一种表征。但他的权力毕竟是有限的，艾琳最终的胜利来自于一个更高级领导的支持：教育委员会的白人女性卡琳。这就是主流电影的价值观念――作为拯救者的形象来施以公正的总是白人角色，黑人仅仅起辅助作用，即使黑人的自救也要在白人的指导之下。

影片的配乐主要是说唱音乐(hip-hop)、摇滚乐，它一方面以其叛逆和活力表现了种族冲突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动荡生活和暴力人生，另一方面也是黑人文化的表达。黑人音乐是在主流文化的强烈挤压和制约中形成的，是在黑人文化无法进入主流话语的情况下，非裔亚文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最初，音乐只是黑人族群抒发生活苦闷、排除内心苦闷的途径，但是今天，黑人被白人社会最广泛接受的就是他们的音乐，其次是他们的篮球。在《自由作家》里，我们看到在说唱音乐的欢快节奏中，学生们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肤色一起跳舞，一起庆祝，就连影片结尾的歌曲竟然也以说唱音乐的风格唱出了黑人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这无疑是对黑人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张扬。

除了种族的不平等，《自由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了性别权力的不公平。影片将艾琳的学校生活与她的家庭生活平行叙述，其对工作的热忱投入使丈夫和家庭受到冷落，随着学校工作逐渐好转的同时，是夫妻情感的日渐隔膜。开始丈夫对妻子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当艾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后，丈夫自觉过于平庸，他无法接受妻子的人生比自己更伟大，最终提出离婚。“男人念念不忘让自己显得像个男性，显得重要和优越”，他害怕女人超越自己，拒绝生活在女人的背后，因为这会威胁和伤害到他作为男性的尊严。这就是身为女人所要面对的处境：男权社会使得女人永远只能处于从属的、被动的、顺从的、无助的依附地位，女人总是为迎合男人的欲望和需求而存在的客体。男人在创业的时候女人只能在背后默默地予以支持，而如果女人从事一项事业，尤其是成功的事业，那么男人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人格和权威的挑战。在电影里，当艾琳哭泣着对丈夫说：“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这边，像妻子支持丈夫一样支持我?”丈夫平静地回答道：“因为我不是你的妻子。”这就是主流社会、男人世界的法则，永远是男人主动，女人被动，一旦女人占据了上风，那么她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社会规范要求女人首要的身份是妻子，其他的角色只有在不妨碍这一职能的时候才能存在。这就是社会对女人的不公平：“男人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必须放弃成为主体的权利要求。”同样，女人实现自己主体的权利要求，必然也意味着女性气质和爱情生活的结束。影片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经过了几个世纪，尽管女人有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工作，但却注定要痛苦地、孤独地实现自己的自由价值。

[作者简介]马楠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20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