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起源考

摘要:先秦诸子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自战国以来,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的说法众说纷纭,学者们各执一端,辩论不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六经说”、“王官说”、和“政治说”,我个人认为“六经说”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键词:诸子百家;六经说;王官说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27-02

一、上古文化状况

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样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期,不同的民族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成为该民族的精神领袖、精神导师。比如:古印度的释伽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华民族的先秦诸子等等。先秦诸子是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自战国以来,众说纷纭,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三种:六经说、王官说、政治说。其中,“六经说”的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有庄子、司马谈、刘勰、韩愈、柳宗元、章学诚等;“王官说”的影响次之,主要以班固、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为代表;“政治说”的影响最小,持这一说法有刘安和胡适。

要谈先秦诸子的起源,首先得回顾上古时期的文化状况。据考证,我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是从殷商时代开始的,也就是大约公元前十六、七世纪。那个时候,统治者实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文化统治政策,他们把文化典籍、学术思想全部掌控在贵族阶层的手中,剥夺了平民接受教育、阅读文化书籍的机会。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在他的两部著作《校通义》和《文史通义》中记载了殷商时期的文化状况。“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无人之学备也。” (《校通义》)“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掌……未有不用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 (《文史通义》)学者章炳麟也在《国故论衡》中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可见,殷商时期没有私人著书,也没有私人藏书,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由国家负责组织、管理,只有史官能够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书籍。陈红映先生曾指出,殷周学术文化的保存途径有两个:“一是刻写在简册上,藏于秘阁(国家图书馆)或太史家;二是靠百官畴人或儒者口耳相传。” ①学术思想的传播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学术话语权被他们牢牢地拽在手中。后来,随着奴隶主阶层的衰落,这种局面才逐渐得以改善。关于“六经”的形成,陈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后来政府的官师即太史、太祝、太卜、太师之属,把记录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汇编,就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②

真正使学术思想走向平民阶层的是春秋末期的孔子。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我国第一位教育家,他的贡献不仅仅是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兴办私学,广招平民学徒,以“六经”为教科书,从此打破了贵族垄断学术的局面。可见,殷周文化从官府走向平民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官府――缙绅――六经――百家,孔子的私人办学是重要的转折点。学术思想在民间的传播为后来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二、六经说

首倡“六经说”的是庄子,他在《庄子・天下篇》从方术的角度分析了儒家、法家、墨家、宋、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子、惠施等的哲学思想,探讨了诸子思想的渊源。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哲学批评论文,也是第一篇哲学史论文,更是我们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史料。庄子道:“其明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③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子百家兴起的时代,他的著述能更深刻地反映出诸子兴起的渊源。从这段话中,我们发现庄子对当时文化状况的叙述与孔子是大概相一致的:最早掌握学术思想的是史官;其次是邹鲁之士、|绅先生;最后学术走向民间,诸子百家兴起。“《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很显然,庄子是把诸子百家兴起的渊源归结为六经在民间的传播,这成为诸子百家兴起原因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对诸子百家实行分类的是司马谈,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也谈到了诸子百家的起源上,他说:“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④这是他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看法。接下来,他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⑤司马谈同庄子一样,也把六艺看作是儒家学说的渊源,与诸子百家的兴起关系密切。

司马谈之后,再次将六经看作是诸子百家兴起渊源的是魏晋时期的刘勰。他的切入角度与司马谈和庄子都不同,它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探讨诸子散文的起源。我们都知道,先秦诸子散文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文字载体,研究先秦诸子散文实际上可以了解到诸子思想的起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征圣》、《诸子》等篇目中,从文学的角度论证了六艺是诸子思想的起源。他在《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o,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赞曰∶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⑥

刘勰把六艺看作是“经”,是“群言之祖”,又说“经”是“恒久之至道”,他显然同庄子一样认为六艺是诸子思想的起源。

刘勰之后,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清代的章学诚都赞同庄子提出的六经说。

三、王官说

除了庄子及其追随者的“六经说”以外,在诸子思想的起源问题上影响较大的是“王官说”。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试行分类的是刘歆,他和他的父亲编著的目录学著作《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后来班固以它为基础编写了《汉书・艺文志》,从《艺文志》中我们能看到刘歆对诸子百家的分类。他把诸子百家分为十家,与司马谈列举的六家相比,多了四家。他分的十家分别是:阴阳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和小说家,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九流十家”中的十家。《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椤,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知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_者为之,则苟钩v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R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刘歆把诸子各家的思想的渊源归为王官: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守、行人之官、议官、农稷之官、稗官等等。他的这种归类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因为他把各家各归一官是任意的,找不到充分的论据。后来的汪中、龚自珍、章炳麟、刘师培等学者赞同此观点,但都无法摆脱王官说的局限。胡适曾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说王官说论者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也认为班固、刘歆的说法是牵强附会、强作解事。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看到,上古时期的学术话语权集中在贵族阶层手中,平民没有接触的机会,更没有言说、著述的可能,说诸子思想的起源于王官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指出了王官说的不足,他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基础上对刘歆的理论做了这样的修正:“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⑦

四、结语

除了“六经说”、“王官说”以外,还有一些关于诸子起源的说法,如:“政治说”、“经济说”,但这些说法产生的反响都很小。

我认为,我们在探讨诸子起源时,应该首先分析诸子产生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然后从现存史料中去探讨诸子百家兴起的必然因素,这就离不开史学著作、文学著作。因此,我赞成“六艺说”,它从学术文化的传播入手,分析了诸子产生的全过程,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

诸子思想是在学术走向民间后逐渐发荣发展起来的。

注释:

①②陈红映.先秦诸子起源新探[J].思想战线.1983(06):33-40.

③刘建国、顾宝田.庄子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648-649.

④司马迁著、王利器主编.史记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743-2744 .

⑤司马迁著、王利器主编.史记译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745.

⑥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26-32.

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3.

参考文献:

[1]陈红映.先秦诸子起源新探[J].思想战线.1983(06).

[2]宇之.先秦诸子学研究简述[J].历史教学.1994(02).

[3]刘建国、顾宝田.庄子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4]司马迁著、王利器主编.史记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6]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视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王森.荀子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版.

[9]高正.诸子百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