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 极不公平的边缘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

贺铿指出，与2000年时的“总体小康社会”相比，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不仅指社会经济的各项指标要求更高，更重要的是发展要均衡，即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应该发展均衡。这并非“被平均”达到某一水平，而是要真正均衡。

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经济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超过0.5（警戒线为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

此外，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排在最后的20%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在俄罗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倍。

增加百姓收入才能提高消费

“当前我们实现这个转变最重要的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现在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好了而是更恶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中国消费一直处于偏低水平，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使得低收入向高收入倾斜。同时社会保障不完善，公共服务不到位，使得居民不得不提高他们的储蓄不敢消费。”

郑新立表示，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保持了14%这个比例，也就是说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每年经济增长的“蛋糕”在切的时候有问题，就是在初次分配的时候，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在再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

郑新立以江苏省为例，例举了江苏省制订的“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17年，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来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消费驱动为主转变。

政府、企业都要让利

在如何提高消费方面，郑新立说：“我们要通过政府向企业让税，企业向职工让利，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要继续把住房消费、汽车的消费以及相关的教育、文化、旅游各方面的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继续实行2008年和2009年扩大消费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要扩大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来增加职工收入。”

真正能刺激消费的是“国家福利化”，只有把国家每年的新增财富相对均等地让全体国民公平享受，国民才敢于主动消费，能够对未来保持希望的消费才是持久的消费。

针对收入分配不公，贺铿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要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渐调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其次，要规范公务员、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制度，并严格按个人所得税进行征缴；最后，要加大财政税收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引导资金和人才向需要发展或者欠发达的地区流动，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