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减负之难的伦理思考

摘要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全社会普遍关心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伦理的视度探析这一现象，认为造成中小学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有：“学而优则仕”的求学观，“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学观，“父慈子孝”的家庭观等。

关键词　中小学生　减负　伦理

“减负”即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意见》，随后，教育主管部门又发了几道“减负令”，但是到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最早出门的是我，最晚回家的是我，最辛苦最可怜的人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这首在初中生中流行的歌曲，反射出学生负担过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的形成有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是教育体制的原因，笔者试从伦理的角度中探究“过负”的成因。

一、是 “学而优则仕”的求学观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从隋唐开始一直延续至清朝，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当时的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值得奋斗的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孔子有感而发：“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道：“盖学者之大患，在志于利禄。一有此心，则终身务外欲速，其志趣卑微，德心不广，举念皆温饱，萦情皆富贵，成就抑可知乎矣。而人情多为禄而学，此圣人所由叹也。” 《论语・子张》中说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做官了，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就去做官。后人只看重了后一句，把它视为“圣经”，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才能爬上社会的高层。“范进中举”就是最精彩的例证，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类似的语言太具有诱惑力了！理解了这样的语言，就理解了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发疯。

虽然现在的社会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在人们心目中仍保留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中国人，尤其是出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历来把读书作为改变自己或子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敲门砖”，认为读书就可做官，做官就可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样的“读书哲学”几乎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里。

“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一位农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就是累死，我也要把儿子供出来，希望他将来也能读大学，当大官。”官本位思想目前依然“流行”，因为“金榜题名”意味着地位的根本性改变，不仅带来荣华富贵，更可以光宗耀祖，“一人飞升，仙及鸡犬。” 长久以来，“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直到目前仍有相当的市场。镜头一：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2008年4月“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镜头二：2009年11月29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正式开考。约104万人报名确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实际参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考录比约为69∶1。 录取比例如此之低，无疑将有太多人不能如愿以偿。过去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高考之难，现在看来，这样形容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更合适。

为了“学而优”，目前在中小学的教学中表现为：教师为了考而教，加强灌输，题海战术；学生为了考而学，作业压身，死记硬背，疲劳“驾驶”。学校、老师、家长已经感到学生不堪重负，却毫无“慈悲之心”，甚至给学生继续加压。对此三方各有“道理”：学校要发展、要声誉，当然要靠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教师背着校方的任务，顶着家长的压力，哪还能让学生“歇一会”，一旦学生考不好，那就是被指责为没有责任心，误人子弟；家长望子成龙之心切，还嫌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够，请家庭教师，上辅导班，唯恐孩子落人之后。

二、是“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学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提出“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古人也颇为赞同劳逸结合、有张有弛的学习，但“苦学观”始终是占上风的。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苦学观”。中国人特别能吃苦，这是不争的事实。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文化之中。中国传统伦理阐发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自强不息的典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等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耳熟能详的俗语。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精神，程门立雪、凿壁偷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历史典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刻苦学习，奋发图强。这种苦学观念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威力，在学习上必须“勤”与“苦”已成为老师、家长、学生乃至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伦理背景下，学生吃苦被认为理所当然，加重学生负担更是天经地义。封闭式管理，超负荷的训练，没完没了的作业，应运而生。“两眼一睁，学到熄灯”，通过打“时间战”、“疲劳战”来提高学习成绩是中学的普遍做法，在毕业班尤为严重。因为，谁不堪重负，谁就是老师眼里的差学生；谁不堪重负，谁就是父母心里的坏孩子；谁不堪重负，谁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三、是“父慈子孝”的家庭观

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可以概括为“父慈子孝”，也就是说，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之责，大家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 家，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根。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孙中山先生说过：“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孝”的基本内容有三：第一，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即所谓“追孝”、“享孝”。第二，必须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赡养侍奉父母。第三，必须“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在子女心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生活在中国大家庭的中小学生来说，当然受到了孝文化的熏陶。他们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都把父母视为最爱的人。虽然大家都明白“玩是儿童的天性”“只学习不玩耍，孩子会变傻”的道理，可是，一旦学生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就好像戴了“紧箍咒”，家长要名次，要的是考上好的学校甚至是名校。家长心里知道孩子的苦，可是更明白：“都是为了孩子好”。在这种善良动机的驱使下，家长加大了对孩子的学习上的监控力度，加强了学习上的作业量度，家教能请则请，辅导班能上则上……而作为学生，还是理解“天下父母心”的，绝大部分学生虽然有苦，但一般不诉，默默地辛勤地在学习天地里耕耘，希望有个好成绩，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

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切，作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这个“最棒”的指标主要就是学习成绩。“成者王侯，败者为寇”、“成者龙，败者虫”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上依然保留其地位。这应该与中国人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资源稀缺，有直接的关系吧。你的成绩要非常出色，才可以考上大学；而要是你上不了大学，你就不如考上大学的那样有机会，你的生活就不会像上过大学的人那样好。所以会出现“学校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纷纷要求增负”的怪现象，与这些家长的心态有关。家长、学校一门心思打造“考神”，培养应付各种考试的“超人”，是整个教育在变态中运营。5岁的孩子就进了学前班，语文、算术、外语、音乐、美术的启蒙教育就开始了。不顾孩子个人兴趣，“逼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小学起，所有的孩子的兴趣必须是一致的，别人的孩子去“奥数班”，我的孩子也去“奥数班”，不管孩子是否有兴趣。学习音乐、舞蹈、美术，并不是培养孩子的欣赏能力和兴趣，而是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的目的，因为考学时可以加分。游戏的目的都被异化、丑化。

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汪风雄说，学生家长们总认为在学习上多付出，就会取得相应的成绩回报，而学习成绩是学生最重要的事情。这其实是唯分数论心理在作怪。在当今时代，人才的多样性决定了人才培养渠道的多样性，读书应试只是其中的渠道之一。对于成功来说，应试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情商（意志力、协调能力等），而非简单的智商。

综上所述，中国的伦理文化和教育模式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对学校教育和学生的影响一时还无法抹去。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主席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的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对当前的“减负”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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