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入刑事和解的误区

2007年最高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到“强化诉讼调解-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自此，“刑事和解”审判改革与“民事调解”并行推进，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践也全面铺开。

在改革推进的博弈期，“实验”可以先行，但更需要对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保持的清醒认识，需要慎思、深思：慎思刑事和解的制度内涵和利弊权衡，深思刑事和解的推动路径。

1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现状

2008年此改革进行试点，2009年度，据粗略统计，我省高院二审期间成功刑事和解，对被告人改判死缓的案件30件左右。自2010年此类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1.1 典型误区。

1.1.1 刑事和解的目的不当。

首先，为追求刑事和解率而和解。

其次，为适应死刑政策而和解。但如“因为死刑政策收紧避免不被核准而和解”，则会强化可通过适用和解改判死缓，以避免报最高院核准的观念，进而弱化对案件质量的关注，降低死刑案件证据审查的标准。

1.1.2 刑事和解的程序不妥。

1.1.2.1 现阶段刑事和解的程序完全处于规范、监管之外，法官可以单方面与被告人家属、律师或被害人家属接触，程序上对公正的保障欠缺，给司法腐败留有余地。

1.1.2.2 刑事和解现有程序未实现“受害方利益受保护对谅解被告人、被告人的真诚悔罪”的制度价值。

刑事和解的惯常程序现主要有两种：一是，被告人家属与受害方达成和解协议提交法庭，被害人一方同意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二是，法官根据一方要求或在认为必要可能的条件下作为被告人家属与受害方的调解者促成刑事和解，一般在庭外开展。

上述两种适用程序存在几方面问题：首先，双方和解内容仅针对物质赔偿，和解的基础即“钱”，触及中国传统道德底线。其次，没有给予被害人或家属参与诉讼、表达意愿、获得慰籍的环境，很难真正让被害人或家属真诚谅解被告人。另外，相关程序繁琐，未体现便民原则。

1.2 产生误区的原因。

1.2.1 法官刑事和解的主导意识不当，减弱了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首先，对刑事和解的内涵把握不深，未认识制度优势规避不利因素。其次，刑事和解对刑事政策、“和谐社会建设”等相关政策因素的关系理解不当。再次，“为人民司法”观念不强。

1.2.2 适用程序不规范，实施过程未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1.2.3 司法公信力不足。现阶段，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大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态度正反皆存，在公信力不足的环境下，适用刑事和解可能更让公众认为“以钱买命”、“以钱买刑”，引发道德危机及深层次的价值冲突。

当然，实践中也积累了值得推广的经验因素。首先，对司法社会功能的强调。其次，对于法官司法能力的强调。这对建设职业化的法官队伍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2 慎思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内涵

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就是“保护受害方利益、促使加害人悔过自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以“保护受害方利益”为核心，“促使加害人悔过自新”是基础，“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是最终目的。

谈刑事和解制度不能不说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是法院量刑的风向标，“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给下级法院适用死刑定了一个基调。同时，在现阶段刑事附带民事制度失效、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缺位、大量被害人上访闹访的严峻形势下，“刑事和解”可谓临危受命。在控制死刑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矛盾中，“刑事和解”似乎让法官找到了一个桥梁。

首先，“慎用死刑”刑事政策是对死刑案件质量及适用条件的强调。

其次，“刑事和解”以高标准的案件质量为基础。刑事和解保护被害人利益时更不与严格案件审理相分离，而恰恰是也应当以扎实的案件质量为基础。

第三，通过“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优势的体现，让公众逐渐接受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控制。

3 深思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中国路径

3.1 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以落实“慎用死刑”刑事政策为先导。“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顺应了时展的需要，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过程。“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与“死刑政策”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两者应统一于高标准的案件质量。而刑事政策的贯彻在现阶段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以贯彻落实死刑政策为先导，能在积累司法公正、公信大环境的同时，促进刑事和解制度以高标准的案件质量为基础，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3.2 关注犯罪所涉各方要求，以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为落脚点。

3.2.1 对不应、不宜判处死刑的案件，法官充分发挥主动性，推动、促成刑事和解。部分后果严重的案件可能因为证据、起因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法律层面不应或不宜判处被告人死刑，在这类案件中，受害方的利益最易受到忽视。一方面，无法通过死刑判决获得心理慰籍；另一方面，附带民事部分判决通常无法执行。这就更需要法官发挥主动性，为受害方争取一定的利益补偿。

3.2.2 在适用刑事和解的程序中，充分给予受害方表达意愿、获得慰籍，尤其是心理慰籍的机会。正如程序正义在司法进程中日渐受到重视，程序对于实质的体现以及其独立价值得到理论及实践的认可，在刑事和解中，法官更应当借鉴诉讼程序设置的原则，在程序上体现刑事和解保护受害方利益的价值特点。

3.2.3 对未判处死刑又未能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被害方、死刑案件中通过现有执行等程序事实上无法获得经济补偿的被害方，通过国家救助制度提供物质帮助。

3.2.4 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做好被告人家属尤其是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家属的宽慰工作。

3.3 保证基本程序要素，体现刑事和解制度优势。

3.3.1 给予受害方与被告人面对面的环境。

首先，面对面是受害方能够直接表达情感、要求的环境，同时被告人通过与受害方的接触也能直接刺激其内心，更好的达到真诚悔罪的目的。

其次，双方面对面能够消除因法官在其中传达而造成的隔阂，以及对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的疑虑。

再次，给予公开参与的开放程序，更利于监督。

现阶段，在庭审过程中开展刑事和解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3.3.2 和解形式不应局限于物质补偿。

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应当融入赔礼道歉等方式，以实现被告人真诚悔过，受害方真诚谅解的社会效果。

在此基础上，应当尽量减轻因“刑事和解”给受害方带来的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