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赣鄱地区几何形印纹陶装饰艺术之流变

摘要：赣鄱地区几何形印纹陶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土著文化独立的发展阶段，尚无青铜器出现。在商至西周年时期，受中原文化和青铜器的影响，器形和纹饰达到兴盛，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变化以及原始瓷器烧造技术的发达导致印纹陶走向衰落。

关键词:赣鄱地区；印纹陶；装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

中原夏代时，苗蛮集团的三苗氏，在与尧舜禹的征战中，从中原逐步赶到长江中下游及其它南部地区。古三苗的一支，到达赣江――鄱阳湖区，与当地土著融合，后称之古越族，从而促进了古代文化的交流。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其中之一以鄱阳湖――赣江――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一线，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注:参见苏秉琦著《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几何形印纹陶作为古代南方地区的一种重要文化特征因素之一，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至春秋时期达到兴盛，战国时期走向衰落，以几何形印纹硬陶、釉陶、原始瓷、青铜器共生为特征，构成了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几何形印纹陶主要特点：器物表面拍印以点、线、面构成的几何形图案，组织形式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样，有些器物上多种纹样组合，规整而富有变化，各种几何形纹饰构成了陶器、原始瓷器以及青铜器的主要装饰图案，研究几何形印纹陶和青铜的器形与装饰纹样的相互演化的过程又为赣鄱地区古代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程提供了直接证据。

一、早期几何形印纹陶发展

赣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印纹陶是距今八千多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注:参见江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太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一文，《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以及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太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一文，《文物》，1976年第12期。]，出土拍印粗绳纹（图1）的直口与口微侈的圆底罐,也见里外几乎都饰绳纹的陶片，粗绳纹居多及少量网结纹，稍晚又见篮纹（图2）、圆涡纹、方格纹,显然纹样的装饰只是服从于对先前编织容器逼真的模仿，还没有从模仿中独立出来，属于陶器纹饰发展的萌芽期。距今五千多年的山背文化主要分布在鄱阳湖以西和赣江下游地区[注:参见江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一文，《考古》，1962年第71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多，陶器以手工制作为主，少数器物口沿或局部有轮修痕迹，在釜形鼎、小口圆腹罐、侈口圆腹圜底罐等器物上开始出现拍印的几何形纹饰，如席纹（图3）、方格纹、曲折纹、圆圈纹、编织纹等，纹样错乱重叠、模糊不清,纹样处于拍印的初级阶段。清江筑卫城分布在赣江中游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距今约五千至四千五百年。从筑卫城遗址文化堆积的关系来看，筑卫城下层属于新石器晚期，主要盛行刻划工艺，如复线斜格纹、叶脉纹、双线对角纹、指甲纹、也开始出现少量几何形的拍印纹样，如网结纹（图4）、大方格（图、阳纹大块漩涡纹（图6）、篮纹、阴纹圆圈纹、椭圆窝纹、附加堆纹等。它的中层为新石器末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出现少量火候较高的几何形印纹陶片、羊角式把手、鸡冠形盖纽以及极少量的“釉陶”和白陶等。装饰纹样增加了篦点纹、“S”形纹、编织纹、叶脉纹、重圆圈纹、曲折纹、细绳纹、云雷纹等,陶器器脚上，划纹与圈点纹组合，戳印和刻划的装饰方法并用，出现各种组合的的复合纹饰[注:参见江西省博物馆等《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一文，《考古》，1976年第6期；以及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省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一文，《考古》，1982年第2期。]。

图1粗绳纹 （仙人洞下层）

图 2篮纹（仙人洞上层）

图3席纹（修水山背文化）

图4网接纹（筑卫城下层）

图5方格纹（筑卫城下层）

图6漩涡纹（筑卫城下层）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余江龙岗遗址，该处采集到的器物侧扁窝洞足、釜形鼎、短粗把豆、矮喇叭足豆、细长颈高袋足h、大盘粗把豆等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

早期印纹陶的制作主要是在木棍上捆绑绳子在陶坯上拍打、挤压，使器物更耐用，并在器表留下绳印的痕迹，尽管纹饰在初期阶段不规则，但审美的意识已初具睨端。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拍打的工具已发展成刻有纹样的陶拍或木拍，通过拍印，胎质致密，又达到装饰器表的效果。几何形纹样产生有多种观点，张朋川先生认为“几何形纹样的产生源自对编织器物的摹拟，编织器物的肌理纹样也是一种几何形纹样，且保留着原先编织器的肌理纹样的骨式和在器物上编织纹的原位置……早期陶器上的这类摹拟编织物的变化了的仿生性纹样几何形纹，尽管已几何化，纹样特征的局部依然保留着有具象痕迹” [注:参见《再谈装饰纹样的起源》一文，张朋川著《黄土上下》。]。结合其观点，赣鄱地区早期几何形纹样源自对自然物的摹拟的纹样有：叶脉纹、漩涡纹、网结纹、方格纹、细绳纹、席纹、编织纹。古越族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秩序及形式规律的熟悉，使外界的规律性和主观的目的性达到统一，通过劳动生产，赋予纹样以新的形式，并增加了一些抽象的形式，且还有些纹样的产生可能与古越族氏的蛇图腾相关，如：S形纹、云雷纹、圈点纹、篦点纹等。这些纹样不再表现具体的形体，把握事物的内在结构的基本形式，建立起与人们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早期几何形印纹陶在陶器总数中的比例较少，纹样的种类不多，以阳文为主，纹样都是由简单线条的组合，比较疏松、零散、重迭，没有固定的模式。拍印的技术不高，纹饰印痕浅显，模糊不清。常见的陶器有鼎、豆、壶、h、釜、罐、盘、B、杯、器盖、纺轮等。赣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只见石器，还没有早期青铜器出现的迹象，无论是筑卫城、樊城堆中层文化都是渊源于自身下层文化基础之上。虽然由于中原夏文化的南传、影响和渗透，给土著文化抹上中原文化的烙印，但其主要器类和基本器形仍然是赣境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特征的延续和发展。

二、青铜文化融合时期的几何形印纹陶装饰

青铜文化融合期包括商周两代，以吴城遗址[注:参见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一文，《文物》，1975年第7期。]和新干商代大墓[注: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一文。]为代表，吴城文化出现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属于商文化的一种主要类型，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吴城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分为三期，吴城一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吴城二期相当于商代后期，吴城三期则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从出土的器物类型来看，在新石器末期还未出现的鬲到了吴城文化已成为一种主要器形，且吴城一期的鬲、豆罐、盆等，与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同类器物较接近；吴城二期的鬲、深腹盘、直口绳纹缸等，与安阳殷墟及河南辉县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接近；吴城三期的扁体瘪裆鬲、圆腹罐等带有中原地区商晚期至西周初期出土的器物风格。吴城青铜文化是中原商文化和吴城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根源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其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其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特征。

被誉为“长江中游青铜王国”的新干商代大墓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和印纹陶瓷，文化性质上属于吴城文化。印纹陶瓷器基本上类同于吴城遗址第二期，青铜器年代则涵盖商早期到商代后期早段。装饰纹样类型与装饰位置特征上两者有共同之处。地域特色不太明显的圆圈纹和圈点纹，构成上极其相似，组成二方连续，超常量的使用在吴城文化的青铜器和陶瓷器上，造就了独特的串联如带的装饰艺术风格，其装饰部位集中体现在器物的颈、肩等轮廓线上。如青铜分裆圆肩鬲，斜折沿，方唇，束颈，分裆、空袋足下尖，肩部饰连珠纹一周，以三腿的中线为中心，足腹部饰三组由云雷纹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圆乳钉目特别突凸出（图7）。青铜器上圆圈连珠纹多作为辅助纹样，以分割主纹的界限，形成特定的区域空间，与主纹形成大小、动静、繁简、粗细的视觉对比效果。如：如兽面纹虎耳铜方鼎，腹壁四面布满纹样：每面四周均以连珠纹为轮廓线，轮廓线内一周卷龙纹，上下各四，左右各一，正中一对分别组成兽面，壁中央部位环以连珠纹的兽面纹，环柱角，“臣”字目，圆眼作乳钉状凸出（图8）。在陶瓷器的装饰上，圈点纹作为主纹广泛运用，如：连裆鬲，泥质灰软陶，通身素面，方唇上饰凹弦纹一周，颈下部饰圈点纹一周，上下各饰凹弦二周边额（图9）。硬陶折肩罐，颈下饰圈点纹一周，上饰凹弦纹一周，下饰两周，折肩处饰圈点纹两周，之间以一周凹弦纹分割，上下各饰两周凹弦纹（图10）。联系到新干商代大墓同时出土了原料来自千里之外的小玉珠、玉管、玉泡和绿松石等串珠式小饰品，古越先民装饰类型丰富，有腕饰的镯、颈饰的项链、身系的腰带和串珠等，我们可以推断：古越先民对身体上的装饰有其精神上的表达需要和独特的审美标准，习惯把用于自身的串珠式装饰偏好的审美意向贯注到陶器和青铜器的装饰上，赋予器物以生命的形式。

图7青铜联裆圆肩鬲

图8兽面纹虎耳铜方鼎局部

图 9连裆鬲

图10硬陶折肩罐

云雷纹是几何形纹样中一个主要的纹样，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印纹陶和青铜器上存在着清晰的脉络。云雷纹最早出现在江浙良渚文化早期，在吴兴钱山漾下层遗址发现豆类圈足上刻划的云雷纹和石斧上有墨画的云雷纹。赣鄱地区新石器末期筑卫城中层开始出现拍印在陶器上的云雷纹，纹饰比较松散，飘逸（图11）。吴城文化时期云雷纹成为一种主要的纹样，装饰在印纹陶与青铜器上，风格也在不断的演化：一期印纹陶上多为细小、粗放、规整（图12），二期则出现大块云雷纹（图 13），并由云雷纹进一步演变出勾连雷纹、回字纹和重回字对角纹，云雷纹派生出来的回字纹，变得更大块，更松散，并衍变出菱形回字纹和回字凸点纹等。施与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多作辅助纹样，也有少量作为主纹。作为主纹时则皆为阳文，如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联裆圆肩鬲，腹上部饰两层由云雷纹组成的纹带，上下界以连珠纹，纹饰线条较细（图14）。辅助纹样多为线条纤细的阴文，常作为二叠三叠纹饰的辅助纹样，施与鼎、鬲、卣、、壶等礼器之上，以连续式云雷纹填于隙处，构成兽面纹的背脊，身体及足部位（图7）。西周开始浮雕式拍印纹饰成为主流，凸大块云雷纹（图1、变体云雷纹盛行（图16），风格不如吴城青铜文化时期拘谨，显得更飘逸，遒劲有力，并由云雷纹演变成宽带兽面纹（图17），线条粗狂，转角处成尖翘的锐角，与凸方格、凸方块、菱形凸棱纹、凸回字等组合，以突出其狰狞、威严、神秘的心理效果，是这一时期几何形纹样的重要特点之一。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吴城文化印纹陶瓷的装饰纹样有几个特征：

一、几何形纹饰更得到充分的发展，保留了新石器末期的质朴、率真的写实风格外，抽象形式纹样大量运用，增加了兽面纹、夔龙纹、菱形纹、重回字对角交叉纹等。滥觞于印纹陶上的几何形纹样，大量运用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基本作为辅助纹样，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云雷纹、云雷纹演变的兽面纹、钩连雷纹、蕉叶纹、倒三角纹、连珠纹、燕尾纹、方格纹、曲折纹、漩涡纹等，其中青铜器纹饰的变体云雷纹组合的兽面纹在中原青铜器上比较少见。

二、吴城在商代已经使用龙窑烧造陶瓷，炉窑的改进，扩大了窑炉内的容量和提升了陶瓷的烧成温度，为大型器物的烧造提供了可能，器物装饰空间的扩大促使装饰纹样演变的更大更清晰，受青铜器纹饰的立体装饰风格的影响，新出现的浮雕式的拍印工艺，特别西周之后有的器物上，集仿铜纹样和凸浮雕式纹样于一身。

三、装饰纹样构图疏密得当，层次分明，组合纹饰增多，器物上饰有四种以上的纹饰，纹饰风格由早期的严谨、规整、纤细转变为后期的疏散、粗狂、流畅飘逸。每一种纹样形象是一组飞动线纹之节奏的交织，且融合在器物纹样的交响曲中，极其注重纹样姿态之节奏和韵律的表现。

三、春秋至战国几何形印纹陶衰退期的器形装饰

春秋以降西方的荆楚和东方吴、越的扩张，给赣鄱地区的青铜文化带来强烈影响。器形有“楚”和“吴越”两式，青铜器少见商周时期狰狞神秘的纹饰，铭文在青铜器上的逐渐普及导致了装饰的衰弱，青铜器的装饰趋向抽象和简练，以钟鸣鼎食的组合方式，向生活日用器物方面发展，器形轻灵多巧，纹饰纤细清晰，线条流畅，由象征走向写实，以反映现实生活为题材为时代风格。原始青瓷烧造的质量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胎质坚密，器形规整，釉色莹润，烧制价格低廉，有利于洗涤和口唇接触的优点，这些因素促使了几何形印纹陶走向衰退。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以九江沙河大王岭遗址[注:参见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和贵溪悬棺葬墓[注:参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一文，《文物》，1980年第11期。]为代表，出土的陶器上的几何形拍印纹样大为减少，陶器以素面为主，有方格纹、叶脉纹、米字纹、蕉叶纹、重回字对角交叉纹、以及少量的云雷纹、边指纹、网结纹、麻布纹和一些组合纹样,和战国中、晚期几何形主体纹饰基本一致。贵溪悬棺葬墓的印纹陶器则两种以上的组合纹样也比较盛行，S形纹和云雷纹等主要拍印在仿铜器上，出土具有代表性的一套泥质仿铜黑衣陶器。由于泥质陶土的可塑性，色泽上与青铜相接近，捏塑水平的提高，泥质黑衣陶以仿铜器式造型为主，如：兽首黑陶鼎，蛙形嘴，无鼻，眼珠外突，额横立火焰形冠，尾作菱形，长方形竖耳，兽蹄形三足。通体饰云雷纹，中腹饰纹一周（图18），整个器物造型精巧、制作细腻。提梁B，弓形提梁，梁顶两侧有锯齿形棱脊，脊面刻旋涡纹，流作兽首，实体，短尾作锯齿状，圆饼形盖，环形钮，S形钮座，饼间隔突起纹两周，纹区内均刻云雷纹，中腹刻变体S形纹一周及凸起纹三周，下腹附兽面蹄形三足（图19）。可以看出纹饰则是印纹陶传统的延续而仿生器形却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蛙形嘴、锯齿形棱脊、兽蹄形三足、兽首流、锯齿状短尾，形制皆源自对蛙、兽、鳄鱼等动物的身体部位的模仿，以不同的设计组合方式构成形态沉重肃穆、典雅和美的器物，古越先民的审美意识、造物思想可见一斑。兽首鼎、提梁B与浙江绍兴一带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兽首鼎、提梁B形制完全相同，频繁的文化交流，江西在春秋时期的文化性质以越的因素为主。西周时期印纹陶先从青铜器的“纹饰”上有意识的模仿开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青铜器形制的变化，青铜器“形状”成为几何形印纹陶模仿的另一个视觉符号，以寻求与青铜器在功能和性质上的同一性，实现替代青铜礼器的目的，导致仿青铜器造型成为风靡一时的典型器物。

图18兽首黑陶鼎

图19提梁B

四、结语

几何形印纹陶在赣鄱地区出现在新石器晚期，在新石器末期得到发展，属于土著文化的独立发展的阶段，虽然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但其器形和纹饰的演变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进入商代之后，中原青铜文化给土著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赣鄱地区出现青铜器，器类、形制等方面与殷商式大部分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不同程度加工改造，在形制上带有一定地域特色。滥觞于几何形印纹陶上的纹样，大量运用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印纹陶器出现鬲，豆罐、深腹盘、直口绳纹缸、圆腹罐与中原的器形相一致亦受青铜器造型的影响。进入西周之后，受青铜器纹饰的立体装饰风格的影响，印纹陶拍印技术的提高，出现浮雕式的仿铜器纹饰，且纹样多达四五十种，达到几何形印纹陶发展高峰时期。春秋以降西方的荆楚和东方吴、越的扩张给赣鄱地区的青铜文化带来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仿青铜器造型的泥质黑衣陶，具有时代的典型特征，印纹陶器数量减少，原始瓷器增加，拍印纹样散乱、随意、模糊不清。印纹陶纹样减少，以米字纹、麻布纹、蕉叶纹盛行，并开始走向衰弱，到秦汉时期结束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