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交通先行

1978年12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82年4月，交通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党组成员从11人减为5人。钱永昌为常务副部长、党组成员。当时，社会上思想认识很乱，左的思潮依然严重。转变观念成为改革开放一项极重要的软任务。

由于我国交通运输底子薄，基础差，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交通部深刻而又通俗地提出了“有河大家行船，有路大家走车”放宽搞活的口号，并贯彻“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一起干;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清除了极左思想，转变了观念，突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进口大量设备、器材、矿产，由于全国港口泊位不足，设施落后，到处压船压港，赔偿租船滞期巨额损失，国务院急令交通部火速改变困局。新官上任的钱永昌与部党组一班人立即行动，改革港口管理体制，下放地方，装卸效率成倍增长，同时对全国各港设施改旧更新，增加泊位，大手笔规划新建深水港口和泊位。第三步，大力壮大我国航运企业，改变了租船局面。经过这三步努力，改变了港口面貌，打了翻身仗。

一、 港口改革下地方 装卸效率大提高

钱永昌认识到，政企不分是搞活企业的一道坎。1981年，交通部开始在大连港务局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试验，把该局一分为二，即行政管理与装卸业务，分别成立管理局和装卸公司，职工积极性提高，堵港现象大幅缓解。然而，行政和企业人员工资差距大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改革受阻。但他认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是最大的法宝。

1983年的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天津市市长李瑞环提出天津港的体制改革方案：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以收抵支，以港养港。由于天津港是部属大港，每年收入2.3亿元，包括3000万元外汇，全部不再上交，用来港口建设。这个大胆改革方案得到国务院领导万里、中央书记处胡启立的赞同。

1984年4月，钱永昌正式出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天津港下放后，天津市政府非常积极，加大了改革力度，使该港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工资也水涨船高。有了钱，进口了先进的装卸设备，更新旧设备，生产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钱永昌亲自奔赴天津港调查总结，见装卸公司热气腾腾，生气勃勃，改善了压港局面，决心顺水推舟，大力推广，搞活全国港口。

1985年，国务院成立全国港口改革领导小组，由副总理挂帅，交通部具体组织实施，把全国14个主要港口――大连、营口、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天津、上海、宁波、厦门、广州、湛江、北海、防城等港口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秦皇岛港关系到一年8000万吨煤运，暂不交地方。

钱永昌对港口改革不断思考与推进，提出了调整意见，又成立了交通部港口改革小组，对余下的12个港口分批进行下放，并与地方政府签订下放协议，稳步推进。钱永昌认为：“港口下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创新与突破，它实际上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

二、决策鼓浪屿 建港迈大步

由于经济原因，我国港口建设远远落后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各港要打翻身仗，大力兴建新港口特别是深水港势在必行。

随着改革开放，运输大幅提升，国务院要求交通部加快全国港口发展。1986年到1990年的“七五”计划编制，港口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对钱永昌而言，正中下怀，可以干番事业。

1985年6月6日至9日，交通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沿海港口发展座谈会，沿海14个港口负责人、市政府相关副市长、四个特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由钱永昌亲自主持。三天讨论热烈，钱永昌把全国港口发展归纳为“六个并举”。同时，会议决定加快开发大连大窑湾、宁波北仑港、福建湄州湾、深圳大鹏湾四个深水港区。“七五”规划沿海各港建成深水泊位120个左右，总共达到320个。从此，开启了我国港口的大规模建设。

会议一结束，钱永昌雷厉风行，带领相关负责人前往4个深水港区考察，制订了相关配套设计要求。这次鼓浪屿会议是我国港口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意义深远，为我国港口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经过努力，到“十五”计划末，全国沿海泊位已达4 298个，其中万吨级847个。1985年，沿海货运吞吐量4亿吨，到2008年已达到55亿吨，其中我国集装箱吞吐量雄居世界之首。从中可以看到钱永昌把握全局，果断决策的雄心壮志，为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港口发展的滞后状态，适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打下了基础，贡献卓越。

钱永昌大力支持国内航运企业购船，壮大企业规模。如，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船舶拥有量达到一百艘。上海海运局开始融资造船，船队规模两年内扩大一倍。1983年，龚鎏任广州海运局局长后，在交通部领导下，大胆改革，购进很多二手船，到1985年底，航运资产从7000万元发展到3亿元。国有航运企业壮大了，靠租船运输进出口物资的局面改变了。

三、调查研究神州行

水陆运输上快道

钱永昌长期在基层工作，到了交通部后，为了尽快掌握全国交通情况，他采取“听看走”的方式，不顾劳顿地深入全国各地与大河大江去视察，实地调查研究，现场办公，效果立竿见影。因此，他在交通部工作9年中，有计划地走遍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考察，指导工作，促进了全国边远地区公路与水运的发展。

1986年10月，对两江考察后，钱永昌提出了《关于开发汉江和湘江航运若干问题的报告》。其中，根据湘江的特点，他提出了以“建设湖南的莱茵河”为主题的《湘江开发规划》执行较好，通过航道整治，货运量从1994年的1015万吨到2004年达到1901万吨，增长了87.3%。钱永昌指令上海远洋公司帮助湖南省建立远洋船队，现在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已建成千吨泊位35个，500吨级泊位62个。

1987年8月和1990年8月，钱永昌不畏艰险和辛劳，考察西南，提出了不少开拓性建议。1987年12月，海南建省，交通先行，钱永昌带队考察海南岛，提出海南岛公路与水运发展建议，概括为“三纵四横，四方七港”，其中建设洋浦大港及八所、秀英、马村、三亚、清澜等7个港口。如今，海南省“三纵四横”公路走上钱永昌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升级为高速公路，交通方便发达，可见当初钱永昌用心良苦。

钱永昌走遍神州大地，深入调查研究，对全国主要公路状况及大河大江水运状况胸有成竹，为全国公路与水运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全国公路建设打翻身仗，彻底改变了面貌。

四、“三主规划”成法宝 伟大工程载史册

改革开放前，我国公路状况是非常落后的，全国仅有低等级公路近一百万公里，人均拥有长度约一根火柴棒长短。经过十年改革，公路发展也仅为还账与补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钱永昌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依靠公路，而公路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小打小闹的做法，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远大的目标，使公路建设变成重大工程。要改变公路的低等级状况，苦于缺乏资金，过去国家每年投资公路建设仅二三亿元，杯水车薪，基本上要依靠养路费的征收维持，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钱永昌面对全国公路也来个“三把火”。第一，千方百计发动建设新公路，没有资金也要上。那时候，建公路靠人海战术。钱永昌支持副部长王意展提出的以工代赈的办法，即利用上级拨下的国库里积存的大量粮食、棉花、布匹、日用品，作为贫困地区建公路的雇工工资，代替国家对贫困百姓的救济，解决了建公路缺乏资金的燃眉之急。从1984年起，以工代赈共建扶贫公路12万多公里，使全国公路总里程增长了11%。第二，没有资金和批文，打球，开拓财路。公路建设缺乏资金，靠国家拨款实在无法满足，钱永昌十分苦恼。1972年，山东省将公路养路费从8%提高到12%，因此该省公路搞得好。广东省于1983年起也如法炮制。钱永昌觉得这是集资发展公路的好办法，与部党组讨论，“以宣代文”加以推广。各省纷纷效仿，最高的省份达到15%。长期受困扰的公路发展资金有了稳定的来源，真是聪明之举，这是我国公路发展史上带有突破性的重要决策，对加快我国公路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钱永昌又向国务院提出，集资和贷款修建高速公路和主要交通大桥、隧道等，并通过征收过路费还贷，得到国务院的支持。第三，钱永昌认识到，公路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远大的目标，使公路建设迈入快车道，大志成大事。1988年7月16日起，交通部借制订“八五”规划之机，在黄寺招待所召开座谈会。钱永昌苦思冥想多日，对部计划司司长卢希龄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求他把全国分三片召开各省市交通局长座谈会，每次十天左右，他与部相关人员都参加。会上，各地同志发言热烈，提出了发展公路的计划和长远目标。每次座谈会结束，钱永昌都要求作总结发言，提出要求，提出建议。

过去，我国经济建设常因各种政治运动而中途调整、整顿，中断延迟甚至下马造成很多工程报废，我国各种投资近一半浪费，令人痛心。钱永昌和分管公路的王意展、卢希龄、杨盛福等人总结历史教训，决心制定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分几个五年计划实施。对全国断头公路延伸接通，对废弃的下马公路重新修整连接，事半功倍。钱永昌在分片讨论的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了“三主”规划，经部党组讨论通过，又报国务委员邹家华修改同意。这个科学的“三主规划”，经过多年奋斗，大大发展了我国公路建设，也促进了沿海、长江、珠江、京杭大运河的主通道形成，开发建设了四个深水中转港区，建设了南京、重庆、武汉等内河枢纽港，沿海泊位达到2 000个，深水泊位达到1 200个。这是钱永昌在交通部工作9年中，和党组一班人对交通事业突飞猛进所作的贡献，也绽放了他的才华。

经过多年努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终于建成全国“五纵七横”共12条计10万至10.5万公里国道主干线系统，形成全国现在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巨大工程。这是我国公路建设的里程碑工程，也是钱永昌等人高瞻远瞩，统一规划的重大成果。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满足了轰轰烈烈的全国运输大物流需要，为改革开放吸收外资创造了条件，也为国防建设加油使劲，为全国发展航空和铁路运输创造了条件。真可谓新中国交通史上的标杆，必将永留史册，钱永昌的“三主规划”功不可没！

五、沈阳会议来动员 高速公路借东风

高速公路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标志。美德意日法英等国早已建成高速公路网。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对我国发展高速公路阻力很大，钱永昌出任交通部部长后，开始规划高速公路，决心大干一场，可是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和财政困难，步履维艰。1986年，辽宁省在省长李长春和书记全树成支持下，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初级的高速公路沈鞍线。他们组织领导干部乘车试行，获得好评。

1989年7月18日，钱永昌决定在沈阳召开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由副总理邹家华进行动员。钱永昌讲了建高速公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部领导的决心、规划措施等。辽宁省介绍了尚未竣工的沈大高速的建设经验。钱永昌不立即开展讨论，为了改变大家的观念，他组织会议代表分坐十几辆大巴士，从沈阳开到大连，让代表们亲身体验高速公路快捷、安全、经济、舒适的优越性。与会代表纷纷表态，回去立即规划本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钱永昌在会上鼓动大家心动不如行动，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经济发展，交通必须先行，大家回去加快高速公路的规划。”

1990年9月1日，沈大高速公路举行全线通车典礼，这是东北一条重要的运输大动脉，实现了我国高速零的突破。钱永昌的积极性很高，他乘机抓紧策划其他重要高速的规划与实施。其后十年内，相继建成的高速公路有上海-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重庆-成都、北京-石家庄、北京-沈阳等，至2006年，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4.5万公里。

在这些高速公路建设中，钱永昌和交通部克服了各种阻力，特别是资金上捉襟见肘，当时真是穷当家。1984年夏，国务院通过了交通部提出的征收车辆费为公路建设解决了资金的难题，从此，高速公路迅速铺开。

如今，高速公路成为全国公路网主要组成部分，形成我国交通大动脉，使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如虎添翼，也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促进了汽车工业发展。钱永昌借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高屋建瓴，果断决策，提出了“三主规划”，为建成全国高速公路网倾注了大量心血。建设高速公路的艰难岁月永志不忘！

出生于上海的钱永昌早年立志航海，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上海航务学院，从此驶上了挥洒才华的航程。1960年，27岁的他升任船长，在海上工作21年。1974年，奉命登陆，在中远系统任职。在交通部工作9年，思想解放，主张务实，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敢于担当，成绩卓越，使我国远洋运输事业、航运、公路、内河交通获得了重大发展而面貌一新，为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助力。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交通事业。（长荣摘录并作文中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