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人间

当今中国，改革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带给这块古老土地的冲击，使亿万人为之震撼。当这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破土动工之后不久，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以其真实的面目迅速地显露出来。

1985年初，本刊表彰了百名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一年过去了，这些在改革大幕拉开之际涌现的青年改革者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今年二、三月份，编辑部在各地团组织的大力协助下，分六路对部分优秀青年厂长（经理）进行追踪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元凯同志也给百名厂长（经理）发去调查信件。我们的这份报告，综合了两部分调查材料——共计22个省市，77名厂长（经理）。

令人鼓舞的调查结果——改革在前进

1985年有些地方风传改革者。事实上，被调查的77人中，1人辞职，1人中止合同，1人被免职，7人职务提升，8人上学深造，60人在原位任职。在稳定中上升，这是目前他们地位的发展趋势。

1985年下半年，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新旧两种体制呈现出胶着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宏观经济加紧控制，企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企业领导人仍旧大胆探索，积极改革，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经我们调查的企业，1985年有87.8％增长了利润。有的企业被评为全国企业管理优秀企业；有的企业产品荣获国家、部、市颁发的产品奖。众多的企业被评为全国、省、市及同行业的先进集体；众多的青年厂长（经理）被评为全国、省、市的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

上海工艺编织厂厂长霍坚萍，从1985年9月起在企业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厂长——车间——生产组——工人”的传统型“直线职能部”，建立企业一级法人、二级管理的“事业部”，形成若干个以产品专业化为前提的生产利润中心。至12月底，全厂产值、利润分别比1984年同期增长了97.6％和138％，产品正品率达99.7％以上。原商丘市无线电厂厂长雷学斌，自1985年2月出任商丘市副市长后，制订了市工业系统的经济承包方案，试行多种工资制度，推行目标管理。至年底，商丘市建国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营企业消灭亏损，成为河南省的“无亏损市”。全市年工业总产值和上交税利分别比1984年增长了24.4％和41.3％。

改革在不可逆转地前进着，并且正在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这就是我们在调查中得到的强烈印象。“我们与企业同在。我们与改革同在。”处在改革前沿的青年企业家们，就是以他们的突出成绩，向社会表明了他们的存在和重要作用。这是在中国改革大趋势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型企业家。他们和他们的企业，作为一支浩荡的改革生力军，为我国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注入了生机蓬勃的血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例证，并且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先进分子。

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改革在深入

1985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其初露端倪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人们引入对改革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它从具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深入到了对旧体制的全面冲击，从经济领域引向更复杂、更深刻的历史、社会、民众心理等方面。改革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重要的阶段。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一：固有模式

新中国成立37年以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经济模式。要从一种封闭状态转向空前的内外开放，从长期的自然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就必须打破固有模式。改革的深入，必然和固有模式发生冲突，并由此引起人们的强烈震动。

江苏常州永红塑料编织厂厂长瞿焕林，1985年大刀阔斧地实行三项改革措施：干部聘用制和职工合同制、工资浮动制、企业职工集资入股制。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固有模式的一次突破，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使企业职工真正确立爱厂如家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思想和责任感。然而，固有模式的突破，也给习惯于固有模式的群众带来震动，全厂因此掀起了一场风波。1,300多职工中有100多人要求退厂，而“人民来信”也直接递到了市长办公室。在瞿焕林和其他领导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仍有70多人退厂。然而，改革坚持到年底便出现了成效，工厂利润比1984年增长了36.7％，职工人均收入增长了5％，参加入股的职工全部拿到了分红。1986年职代会决议继续实行改革。群众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理解改革。看来，打破固有模式是不容易的，新旧体制的胶着状态是改革的一个艰巨阶段。无论新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还是群众的适应和理解，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二：旧的传统观念

不适应改革的某些旧的传统观念严重地阻碍着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发展。新旧体制并存时期，许多改革者扮演了“过渡人”的角色，人们对改革者在价值系统的认知上是双重的。特别是改革不断深入时，改革者更多地体会到了旧的传统观念的潜在威胁。

原辽宁省灯塔县童装厂厂长洪雅娟，作为承包者与县劳动局订了在利益上3.5对6.5分成的协议合同书，自1983年承包了县童装厂。几年下来，这个小厂成为县工业中首屈一指的盈利企业。1985年该企业的利润和1983年相比翻了一番。然而，洪雅娟冒尖了，因此成为灯塔县的众矢之的，各种荒诞的传闻纷至沓来。例如，传闻说洪偷税漏税107,000元，实际上，原来因其是待业青年企业便可免税，后税务局以待业青年不足60％要税款时，洪已交付。传闻说洪有两幢小洋楼，实际上洪一家现住一个47平方米的单元。传闻说洪“喝了敌敌畏自杀，正在抢救”，结果来了好多亲戚朋友，一看，没事。……洪雅娟终于无法承受这些压力，于1985年10月与县劳动局终止了承包合同。洪雅娟说：“没有改革，我不能一年为国家创几十万的税收。反过来，我个人也不能得这么多的收入。我本人现有20万元左右。有些人认为我得了这么多钱，是新型 ‘资本家’。但我认为我和工人是平等互利的，我得的钱大部分都放在企业里周转了。而我如果赔了，不要说赔20万，连家产都得赔上。”

旧的经济体制使得职工在分配上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自然经济又使得人们习惯于满足现状，安于平庸。然而改革首先带来的竞争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些旧的传统。有的人宁可“要穷一起穷”，也不愿看到一部分人先富，“红眼病”便成为某些地方的流行病。洪雅娟的遭遇，不过是新旧观念冲突波及企业家命运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三：习惯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