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社会心理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了大众心理。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为此记者最近访问了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同志。

记 者 大林同志，今天来打搅您，请教几个问题。

童大林 不要说“请教”，我们一起讨论。

记 者 前些天我到下面跑了跑，发现现在一些老百姓当中、一些青年当中蔓延着几种情绪，一是对改革的前途不那么乐观，一是对改革的现状有不少牢骚，再有一个就是在工资、奖金上搞攀比。有人把这叫社会心理不平衡。我觉得这种不平衡是个大问题，在我们改革过程中，不应当长期存在这种不太稳定的因素。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童大林 这方面的情况我没作过调查，不知道在多大范围内、多深的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过作为现象，我相信它们是存在的。比如说对改革抱观望态度，不要说青年中有、老百姓中有，就是我们的干部中也有。再比如说抱怨改革，也不新鲜，岂止是抱怨，物价一涨，奖金一少，有的人意见就大了。攀比现象历来如此。这个行业、企业工资高了，别的行业、企业的职工就有意见，个别人就撂下工作不干了。

记 者 表面看来，这都是改革带来的，因此不少人说，改革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童大林 如果说这些现象是在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我可以同意，但是，说它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就不能同意了。

记 者 那就请您分析分析原因吧。

童大林 当前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原因很复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如果从体制改革本身找原因，那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改革正处在新旧体制相交替的过程中。现在旧的体制还在起作用，新的体制还没有占优势，是均衡状态，或叫僵持。在这种状态下，磨擦、矛盾、分歧和各种困难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在某种情况下，由于旧的体制还占优势，我国的经济工作要走回头路很容易。事实上，进一步，退一步的情况是会时常发生的。所以改革者的日子往往不好过。这似乎成为一个大的改革潮流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记 者 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一帆风顺。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既然新的体制优于旧的体制，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好处，为什么还有人怨这怨那呢？

童大林 议论纷纷是好事，是人民民主的一种表现嘛。对改革措施和后果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正常现象。这说明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总是有利有弊，只要利多弊少，对利多的方面，扩大战果，对弊少的方面，加以克服，那不是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吗？中国改革第一功，是大体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应列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迹。但总的说来，我们还处于贫困的状况，所以，我们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即过上不穷但也不富的日子。因此，人们对改革寄予极大的期望，企盼早日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大好事，它可以成为改革的一种强大动力。但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也包含你所说某种社会心理中的不平衡因素，只从个人或局部利益出发，看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依靠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但其前提是后者。这一点，还不为全体人民所共识。

记 者 是啊！当前一些职工认为工资低、物价高。他们习惯于物价不动，工资上升，或工资不动，物价下降这样的变动方式，当然更希望工资一直上升，物价一直下降。

童大林 这种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树立全局观点，即如何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统一起来，而以大局为重。

记 者 那么，您对工资问题是怎样看的？

童大林 在所有的经济改革的环节中，工资改革是最难的。旧经济体制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是旧体制的一个要害。但我们要知道，“按劳取酬”这个社会主义原则是很不容易贯彻执行的。社会主义要讲公平，但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我们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又要讲共同富裕，不能使贫富过于悬殊。至于企业，有的赢利很多，有的亏损严重，这又往往不仅是主观因素造成的，还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所致。所以，只把企业利润多少和工资高低直接挂钩，又会产生其他问题。总之，工资改革这个问题还有待我们继续调查研究，进行试验，不断总结。老实说，低工资不行，高工资也不行。同时，工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必须同其他改革配套进行才行。在工资问题上的社会心理不平衡，很不容易解决呀！

记 者 把这个问题的困难讲清楚很重要。还有一个物价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听说您对消费品物价问题一直持乐观态度，是吗？

童大林 是的。去年11月，我到广州。当时，全国消费品市场大多开放了，不少地方物价一下子都涨了。广州被认为涨得最高。我去后，到处听听、看看，后来《广州日报》和广州电视台的记者来看我。我说，价值规律在广州开始起作用了。什么叫价值规律，东西多了就便宜，少了就贵。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广州的蔬菜一放开，价格一下涨得厉害。为什么？菜少，当然要贵。最近《羊城晚报》的报导，广州的蔬菜很充足，又便宜了。但价格不能再降了，再降，菜农就不干了。所以东西有时贵了不一定是坏事，东西贵了就刺激生产。这就叫价值规律。在价格问题上要说有失误，主要是缺乏组织，放任自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看市场上什么东西少，什么东西赚钱多就生产什么。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欠缺。东西多了也好，少了也好，似乎与政府经济部门关系不大，至少没有切肤之感。我们现在出现不少优秀企业家，还有经济学家，但我认为现在更需要一批非常能干的经济组织家。什么人当这个“家”呢？市长、经委主任、计委主任、商业局长等等。市长们应该管市场，天天都要知道什么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少了，少了就组织货源，建立生产基地，并采取鼓励生产的措施。市长们的办公室里要建立市场信息网络，哪种商品农贸市场价格多少，国营商店价格多少，都要知道。去年冬天，广州副市长邓汉光有一次告诉我，广州市民吃不上鸡蛋，他这个副市长就要“滚蛋”了。我说就凭你这句话，说明你滚不了蛋，你一定会去组织鸡蛋货源。所以要在物价问题上克服心理不平衡，最重要的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有一批精明强干的经济组织家来组织市场商品供需的大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