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

[摘要]少数民族牧民因旅游开发搬迁定居参与旅游业，是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模式。本文选择新疆两处重要生态旅游区为实证点，研究了牧民对政府实施的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发现，牧民在定居工程和参与旅游态度上总体水平为良下，各类因子中社会福利和生活便利程度因子态度水平较高，而定居后新生产方式的认同水平较低。比较分析了牧民属性特征对各因子水平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属性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定居工程；参与旅游；少数民族牧民态度；生态旅游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7-0028-07

引 言

为改善新疆、内蒙古、等各大牧区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各地各级政府组织实施了一项长期的传统游牧居民的定居安置政策，将牧区内少数民族牧民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以实现牧民居有其所、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增收致富的目标，这被称之为“牧民定居工程”。近年来，新疆在部分牧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如天山天池、伊犁那拉提等。一方面，牧区功能转变成为生态旅游区，为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原住少数民族牧民停止游牧活动，减小畜牧业规模，区内牧民异地搬迁安置问题随之而来；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亦为牧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部分牧民逐步参与到生态旅游的经营服务中，开办“牧家乐”，在旅游区售卖土特产品，并逐步转变为定居居民。在此过程中牧民对政府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如何?影响他们态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通过多次深入牧区的实践调查与思考，在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了牧民对于安居政策及参与旅游态度的理论框架，筛选出了代表性因子进行问卷调查和社会统计学分析，定量研究牧民对于定居政策和参与旅游的认知和态度。通过研究，本文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完善安居的政策和实施方案，为实现定居牧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长远目标提供政策依据。

1　研究概述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始于1985年墨菲《旅游：社区研究方法》一书问世，相关讨论自此开始演化，至今考察的主题范围包括旅游参与的类型、开发和规划的范例、旅游管理实践、当地社区居民生计资产的影响和变化、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旅游初始产权结构等多方面内容，且出现多重内容的交叉与叠加。2004年，墨菲提出从社区角度看旅游与社区的关系，应更多是在商业管理理论规律的指导下和采取战略管理的措施才会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国内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型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的模式、影响社区参与旅游的因素、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的感知与行为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定居牧民参与旅祷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就完成了游牧民族的定居安置。所以关于牧民定居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rto]。国内关于牧民定居问题早在1991年即已引起学者关注，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与民族学视角的牧民定居理论与模式，定居给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及定居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宏观层面研究，定居牧民对参与旅游态度及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

事实上，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参与旅游面临诸多挑战，如参与形式多为家庭自营型食宿接待、农家乐经营、土特产品或工艺品的手工加工与销售等，这种小规模自发组织的经营形式同时受高季节性市场需求的严重制约，其抗风险能力和经营利润水平十分有限。认识和了解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对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定居与参与旅游的相关机制有重要意义。

2　实证研究

2.1 调查区概况

本研究选择天山天池和伊犁那拉提两处新疆品牌生态旅游区为实证点。这两处旅游区也是新疆天山重要的草原牧区，居住有世代游牧的哈萨克等民族牧民。旅游开发后牧民渐次搬迁定居，根据政府制定的“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游”的方针进行了安置。

天山天池生态旅游区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内博格达峰的半山腰，海拔1980米，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规划面积548平方千米，2007年被评为5A级旅游景区。区内居住有隶属于阜康市三工乡和水磨沟乡的4个行政村的少数民族牧民约2000人。

那拉提生态旅游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镇境内，距新源县60千米，国家4A级旅游景区，面积400平方千米。旅游区自南向北由高山草原观光区、哈萨克民俗风情区，旅游生活区组成。

2.2　数据来源

笔者于2008年5～8月进行了生态旅游区牧民定居与参与旅游问题的综合性社会调查，内容涉及定居政策实施与参与旅游情况及态度、牧民参与旅游业的内容和水平、定居参与旅游业后牧民对变迁生产生活的适应等多个层面。本文主要选取定居政策实施与参与旅游情况及态度数据资料开展研究。

2.2.1　态度的测度结构

态度是“社会对象或社会群体概念与评价性属性概念之间的联结”，可分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态度结构具有可及性、矛盾性、情感／认知基础，以及作为态度基础的价值与态度功能。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态度是指牧民个体在搬迁定居过程中形成的对定居工程相关政策实施效果综合表现的一种评价和行为倾向。文献资料显示，牧民定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与牧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子女上学、生活便利等，对政府定居政策中就业培训、务工、经商、贷款等优惠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合作医疗、交通等社会福利问题及定居后新的生产方式适应等。牧民参与旅游的态度是指因生态政策等因素搬迁定居后从事第三产业的牧民对参与旅游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根据牧民个体态度差异主要对参与旅游的利益和限制参与的因子两类进行分析。

2.2.2　问卷设计

本研究根据态度的测度结构，以探讨实证区牧民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态度为主要目的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问卷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共计27个题项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牧民对调查项的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由20个题项组成；第二部分是关于调查样本的社会统计特征，由7个题项组成。第一部分题项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请被调查牧民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意见，1代表非常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非常同意。

2.2.3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政府相关部门访谈与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分析阶段。通过与当地旅游相关部门及乡村政府的电话访谈及国内牧民定居和参与旅游问题相关研究的综述分析，整理提炼出定居

后牧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及参与旅游相关问题的态度指标，编制初步调查问卷并进行专家意见征询，剔除了表述重复、含混不清或与研究无关的题项，同时又进行了陈述句表达和格式的调整，经过3次修改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汉文版，鉴于调查对象多为哈萨克族牧民，在问卷汉语版完成后又请通民语的哈萨克族大学生翻译成哈文版。

第二阶段为现场问卷调查与牧民访谈阶段。调查采用整群抽样，对居住在天池和那拉提旅游区沿线内从事旅游接待的少数民族牧民，开展了问卷的现场发放、填写和回收。同时，根据牧民和乡政府提供的信息，对调查区内参与旅游牧民的协会负责人、村干部、重点旅游接待户等进行了访谈。此过程分为两个时段进行。2008年8月1日至4日，对天池旅游区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政府相关负责干部、骏马村、阔克胡拉村和毡房公司等地参与旅游接待的少数民族牧民进行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2008年8月21日至26日在那拉提生态旅游区，对相关政府干部和10户夏天居住在空中草原以放牧为主、接待旅游为辅的哈萨克牧民及68户加入阿拉善村雄鹰哈萨克族庄园毡房公司、以旅游接待为主的牧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两地调查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问卷210份，其中有效问卷184份，回收有效率87.6％。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PSSll，5和Excel2003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资料进行社会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1)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α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变量结构和分类分析。在SPSS11.5中对调查统计量表中牧民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态度的两类问题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软件系统默认设置)，这样既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又可使因子具有最大的可解释性。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1、变量载荷值大于0.5为标准对因子进行提取和变量选择。

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首先对本次调查的牧民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进行牧民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态度分析，主要从态度的总体水平和单项态度维度两个层面展开，同时比较分析牧民不同属性特征对态度水平的影响。

3.1　调查样本统计特征

统计发现，调查样本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家庭人口多为4～5人，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家庭负担较重；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不高，家庭收入以经营旅游为主放牧为辅，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SS11.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态度项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86，表示量表的可靠性为可接受；KMO为0.615，巴特利特球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用于因子分析。

3.3　态度结果与分析

3.3.1　总体分析

本文通过统计资料分析了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定量研究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总体态度。

(1)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

问卷题项“我对国家的牧民安居工程很支持”的调查结果，是牧民对定居工程态度的总体反映。调查结果显示(见图1)，牧民对此题项的总体态度均值为3.78，其中持同意、非常同意态度的比例之和为66％，表明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支持水平为良偏

(2)总体态度分析

由结果可知，定居工程的11个态度题项总体均值为3.52(见表2)，其中“我现在住的房子有电有水，到县城的公路也修通了”的认同均值最大，表明政府在牧民定居的生活环境和交通改善方面政策落实较好；而在“我经营旅游的房子是政府盖的还让我们免费用”问题上认同水平均值最低，这与调查区域牧民定居住房采取“牧民自建，政府补贴”的政策相关。参与旅游的6个态度题项总体均值为3.57，其中“我准备学一些汉语，然后去旅游区工作”的认同态度均值最高，反映了景区定居牧民较强烈的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和期望；对开发旅游不能接受的态度均值最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景区旅游开发基本得到牧民的理解和支持。

3.3.2　态度的因子分析

根据研究方法，第一轮因子分析后去除了不符合因子归类标准的3个题项，对余下的17个题项进行了第二轮因子分析，分别得到降维后的两类问题的6个综合因子，分别命名为牧民态度的6个维度，量表各变量的共同度水平多较高，说明所提取的因子能反映原变量较多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具体结果见表2。

(1)对定居工程的态度

此态度中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的认可程度最高，均值达3.89(见表2)，结合文献与访谈调查发现，新疆政府在牧民定居点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较多，水、电、医疗等条件在牧区已有较大改善；而牧民对定居后生产方式的态度水平均值最低，仅为2.52(见表2)，说明牧民对定居后自身后续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前景的适应尚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须加强生活条件改善后牧民变化生产方式适应的干预。在政府定居扶持和定居后生活便利两个因子上，样本的态度水平均值较高，是本区牧民定居方面实施的扶持政策和生活安置水平较好的一种量化反映。

(2)参与旅游的态度

参与旅游的态度方面，利益与限制因子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差异表现，一方面从参与旅游的主观能动性上来看两类因子是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对立矛盾面，另一方面从统计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利益方面均值水平较高，限制因子均值水平略低，总体上表现为愿意参与旅游态势下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结果的出现，或许是牧民从游牧生产到经营旅游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农业生产价值观与旅游服务价值观的碰撞与调适过程中的正常反应。

3.3.3　牧民特征对态度的影响

心理学认为，社会个体对事物的态度水平因性别、年龄等客观属性而有差异。以下选取牧民社会统计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4个特征进行分析，以测定这些特征对牧民态度水平的影响。

(1)年龄和性别对态度的影响

统计发现，年龄对定居工程各态度因子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规律(见表3)。具体说来，年龄在15～25岁之间的牧民对政府定居扶持因子认知态度最高，这与此年龄段牧民相对受教育程度高、信息来源广、接受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强等因素有关。年龄在45～54岁之间的牧民对新生产方式认知的态水平最低，仅为2.24，分析发现，此年龄段牧民因多年游牧已形成生产生活的固定习惯，定居并转而从事旅游经营的适应过程延长，难度加大；同时，此类型牧民作为家长也承担着赡养老人培养子女等家庭重任，经济重压下他们渴求更多的途径实现收入 增加，而定居后的现实与梦想之间巨大的反差，也造成了这一重要态度因子水平偏低。安居工程态度的其他两个因子的年龄差异不大，说明定居后社会福利和生活环境改善的态度水平较为均衡。

参与旅游的态度方面，年龄在55岁以上的牧民态度水平有独特表现，均出现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结果(见表3)。分析发现，这部分牧民因多年游牧所形成的乡土情感比较强烈，适应变化能力相对弱化，新技能、新事务接受能力亦受影响，但生活和发展的现实，又迫使其参与旅游以寻求困境的突破。

牧民性别差异对定居工程态度水平的影响中，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对定居后新生产方式的态度认知水平比男性更低。对参与旅游态度的影响，性别不同的牧民差异较大，表现为女性对利益因子态度水平高于男性，而对限制因子态度水平低于男性，具体结果见表3。结合文献及访谈资料分析，定居后牧民生产和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变化，特别是在参与旅游业的接待工作中，女性掌管着招徕、接待、服务等工作，她们有积极主动性，有韧性，能吃苦耐劳，对参与旅游的利益及限制感受深切。

(2)家庭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态度的影响

家庭收入水平对定居工程态度的影响，表现为收入水平渐次升高而生活便利因子的态度值小幅递增。新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因子的态度却反向弱衰减的态势(见表4)。调查发现，牧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同参与旅游业位置距旅游核心区远近密切相关。距离近的牧民搬迁定居和参与旅游时间较早，获得的收益水平相对较高；核心区优先发展建设的政策，为牧民生产与经营提供了各种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客源需求，收入的增加激励了牧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更渴望提高获利水平。

牧民受教育程度对态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牧民，在定居工程的政策扶持、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态度水平略高，对定居后生活的适应力更强；他们对参与旅游的态度表现得更趋冷静客观，他们愿意定居参与旅游，但对收入的预期更高。主要原因在于牧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后其综合素质改善，政策适用主体的素质越高，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力越强，面对政策所透出的权威往往能作出趋利避害的判断，因而服从政策安排的理性趋势就越明显，政策也就比较容易被执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研究局限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牧民对定居工程的态度表现为顺从，其中对生活便利和社会福利因子的态度表现较为突出；对新生产方式的态度相对不满。(2)牧民对参与旅游的态度表现为利益与限制两类因子，态度水平差异不大。(3)牧民个体属性中，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4个特征对态度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从牧民视角对定居与参与旅游进行了研究，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主要局限性一是样本数量有限，后续工作应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数量以增加研究的科学性。二是数学分析工具的使用方面，本文仅开展了态度水平的初步描述，后续应运用相关分析模型更准确地测度牧民的态度水平，以便于开展比较研究。三是态度的影响因素局限性，本文仅开展了牧民部分属性特征影响的比较分析，后续应开展更多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

4.2　讨论

根据主体相关因子的态度水平研究，牧民在政府扶持问题、自身素质问题等方面对政府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1)政府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扶持问题

就政府政策支持层面而言，牧民对定居及参与旅游的政府支持中培训、财政优惠等方面有较高的认可态度，但相对而言，牧民期望政府除了在定居初始参与旅游阶段的财政、培训支持外，在目前困境中更渴望政府部门将支持扩展到开拓市场、营销策略及与相关旅游企业合作扶持等方面。结合牧民组建的行业协会等组织访谈分析，牧民参与旅游业出现了牧民参与旅游的管理职责不清和产业链条断裂现象。

(2)牧民自身素质问题

拥有参与旅游主体与社区发展客体的双重身份的牧民，其参与旅游获利和有效参与的程度，与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适应新生产方式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响应定居工程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方面紧密相关。牧民参与旅游业过程中，单靠牧民个体或居民群众自发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政府决策者、专家学者及其他组织和群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综合决策，以健全和完善的长效机制，来推动少数民族牧民定居及参与旅游的协调发展。

总之，影响牧民定居稳定的主因是其可持续的生计能力，即牧民从参与旅游中获得稳定均衡的、长期持续的、足额的收入是影响定居稳定的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对旅游区内牧民而言，在生态移民定居这一制度安排下，在其为数不多的可选的新生产方式中，参与旅游业是其重要的和现实的选择，因此保证牧民参与旅游获利对定居工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