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视角陈发树捐赠,触动了谁的神经?

10月20日下午，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他将捐出个人财产约83亿元，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如果一切如愿，这将成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基金。按说这等好事应该博得几声喝彩，可事实是质疑之声铺天盖地，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岂有这等好事?背后肯定有猫腻。

可疑的捐赠

《南方周末》的文章《一掷83亿行善遭质疑――陈发树“冤不冤”?》指出：除了陈发树数月前陷入的逃税风波尚未平息及其对慈善基金运作细节的闪烁其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国内私募基金事业从不阳光透明的乱象早已令人对之疑虑重重。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发树的善举会引来媒体大众的质疑了。

《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陈发树：巨额捐款遭质疑》则详细地叙述了捐股承诺前后不一引发质疑的全过程。文章指出，在会上，对于所捐83亿元有价证券的构成，陈发树对媒体表示：“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青岛啤酒7.01％的股份、云南白药12.3％的股份，还有我占有新华都集团的股份。”

但随后，新华都公告澄清称，陈发树所捐财产不含新华都股份。很快，云南白药也否认陈发树捐股意图。云南白药公告称，陈发树不打算捐出所持云南白药股份。此前，陈发树表示要捐出价值83亿元的股票。云南白药这则公告让人猜测陈发树对捐股似有悔意。

至此陈发树、新华都的名字又和“悔捐门”这个新名词连在了一起。

《中国证券报》则认为：陈发树对所捐股权的表述前后有矛盾，是否包含了其所持“云南白药”的股权等问题，这些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比如，股权捐赠并且保留投资的权利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这一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不在主管部门认可和习惯的范围之内。而这正是陈发树捐赠受质疑的关键点之一。

慈善捐股的自身缺陷

其实，慈善捐股在国外却司空见惯，通过投资经营扩大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美国许多慈善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模式。这种方式在国内也不乏先例，但遭遇均很尴尬。

“人民网”文章《陈发树慈善门：能否摆脱作秀、避税、冼钱嫌疑?》总结了几个中国慈善基金的著名案例，来分析其中的不成功因素。

2005年牛根生捐出其所持有的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但据媒体报道，基金会成立四年从未公布过一份财报，稍后又将已捐出的一部分股份抵押给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以融资，而基金会下又设“老牛投资”，别名“尚心投资”，期间的资金流转含混不清，而牛根生、蒙牛、老牛基金会等方面从来都是三缄其口。

同样还有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今年3月，曹德旺对外高调宣布，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折合43.8亿元)用来成立慈善基金。然而，让曹德旺没有料及的是，他刚宣布捐出股份就被质疑为目的不纯。有媒体甚至指出，慈善家曹德旺高调搞股份慈善的同时，不对投资者分红，家族成员薪酬却逆势上涨。其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同样被质疑。由于该基金会的成立未获证监会批准，最终不了了之。

《投资者报》的文章《陈发树之惑：学巴菲特难迈第三步》也把争议的焦点放到了基金会上：资产到底是83亿元还是1亿元?基金会是否为了给陈发树避税?对此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动用基金会的钱给企业办事，现有法律的约束力很小，投机空间很大。

同时据“南方网”报道，慈善基金会在国外是最大的洗钱机构，比如个人捐款给某慈善基金会，就可以获得免税，该基金会再通过其他财务手段返还给捐赠者。不过中国大陆的企业慈善基金会，洗钱、违规资本运作等问题还不明显，但运作不公开透明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面对质疑，究其根源，中国社科院公共管理与政府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在《中国经济周刊》撰文阐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富豪社会信誉度太低，大家习惯于把他们设想成为“恶”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并没有给公众一个可以信赖的平台，慈善基金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

《中国证券报》的文章《换个角度看陈发树捐赠》则分析：从远的来看，我国传统文化素来对商人和商业怀着鄙视、猜忌的心理，而且这种鄙视和猜忌，是以道德的面目出现的，是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严酷约束、剥夺联系在一起的。从近的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突破传统社会约束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转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序和不公，使许多人怀有挫折感，也使先富起来的人和他们的财富带上了“原罪”色彩，再加上现实中少数富人喧嚣张扬、为富不仁的恶行，更增添了人们对富人的恶感。

宽容氛围与制度保障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陈发树的边界》指出：对于质疑这家最大的民间慈善基金来说，这不仅让企业的边界再度成为一个话题，也让民营企业家的边界成为一个共时性命题：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其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也好争议也罢，都要让其作出各种获得认可的公共选择。他们不仅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要澄清自己的清白，更要证明富豪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中国社科院CSR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现在中国一些媒体的立场有问题，对于好人好事，媒体有一种反面思考的机制。譬如陈发树，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这个人是不是好人，他的钱来路不明吧，这些反面思考确实会导致一个不好的氛围。

钟宏武建议媒体一定要注意培养积极的全面公益氛围，不然，对公益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副会长刘京在“新浪网”表示，像陈发树捐款之类慈善捐助存在许多制度。“比如，财政部文件对股权的变更规定了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在操作上有很多难度；此外，民间管理条例对慈善捐赠有一条规定，即每年必须使用捐赠额的8％，这和慈善家最初的意愿可能并不一致。”

同时刘京也认为：具有宽容度的社会氛围能鼓励更多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不愿做”，而是“不会做”。除非在观念、组织、制度等方面作出切合当下的现代化重构，慈善事业“不会做”的局面恐难根本改变。

《望东方周刊》社论――《重构阳光慈善》一文，则从立法角度指出：作为制度筹谋的重要环节，对于《慈善法》的起草，我们可以期待些什么呢?

首先，可借法律为慈善行为做“道德祛魅”。不可否认，对于仍属稀缺的慈善行为应当予以褒扬。然而过度的道德钢线，容易让人误认为慈善是“肉食者谋”的小众议题，或者是被供奉在高峨的道德祭坛上的观瞻品。实际上，慈善是本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的大众事业，用法律的普适性调节替代“希圣希贤”的道德调节作为慈善事业的基础性指南，更有利于慈善行为的持续存在和不断拓展。

其次，在法律而非纯然道德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更务实地讨论慈善行为的需求与供给。不妨先把慈善视作普通的商品，影响人们购买数量的主要因素是它给购买者带来的效用以及购买所支付的价格。前者与后者之差越大，人们对慈善品的购买越多，相应地社会中慈善行为的供给也就越多。

《慈善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关键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构建并提供一个公开透明有效的慈善品供求市场，让购买者对“交易”程序和后果有稳定和良好的预期，能够买到放心称心的慈善产品，从而拉动供给者不断丰富慈善种类、扩大这个市场的规模。

此外，相关法律法规的提出和完善还有助于把慈善行为的边界与其他行为区分出来，让社会、政府、私人发挥各自的长处来增进公益。例如，传统上修桥补路是缙绅士大夫造福乡间的义举，现代社会仅靠带有偶发性的善意良心来成就善举显然不够，国外一些地方是通过对本地企业或个人发行免税的专项低息地方债来实现乡土道路维护，这比在慈善的框子里运作更具可持续性。

由是观之，在法律构建的基本框架中，让慈善在阳光下运行，尽量扫除慈善供求的制度和组织障碍，同时减少对慈善在道德、功能上的苛求，有利于慈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大众参与凝聚民力民心，实现轻装上阵，持续前行。(作者为本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