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评析

时间:2022-06-22 07:29:27

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评析

【摘要】文章首先探讨了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由来,它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有效追诉犯罪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剖析了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中对严格责任的定义,并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一划分。最后针对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我国刑法的问题,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成文法传统、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做一分析,认为严格责任不适用于我国。

【关键词】严格责任;英美刑法;犯罪构成

无犯意即无责任,这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长期发展得出的一个合乎理性的结论。然而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则是控方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无须考虑行为人犯意如何即可对之控诉,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显然与大陆法系的责任观有本质的冲突。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究竟如何界定,是否可以将严格责任制度纳入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本文将对此进行阐释。

一、严格责任制度的由来

严格责任是英美刑法上的特有制度,对其研究首先要对它的历史加以考察。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封建社会的刑法中都是采用的结果责任原则,即不考虑被告人的内心状态,只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就科处刑罚。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罪过与刑事责任的关联。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罪过”的概念首先出现于英国的普通法中。进而,近代刑法以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为要素的主观归责原则得以确立,罪过成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罪过责任不仅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的责任原则,同时也成为英美刑法的责任原则。一个人之所以被认定构成犯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除了因为他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外,还因为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具有意图、轻率、明知或疏忽等犯意。①由结果责任到罪过责任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人的意志自由价值的理性思考。

严格责任制度的出现源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危害公共健康和社会安全福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急剧增多,民众健康和公共安全也日益受到重视。再加上这类触犯管理法规的所谓“并非真正的犯罪”的罪过往往难以证明,英美刑法便尝试突破罪过责任的原则,在一些判例中允许免除控方必须证明罪过的责任,犯意不再必然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②可见,英美刑法确立严格责任主要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有效追诉犯罪的功利主义目的。

二、严格责任的定义

(一)英美法学者的定义

严格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连英美法系国家在自己的立法上也有不同的立场。区别于大陆法严谨的用语习惯和逻辑体系,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制度由于源于判例,一直以实践的方式运行,对它的界定也一直较为模糊。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严格责任犯罪是不要求犯意要件的犯罪,如超速驾驶或企图携带武器登机。

英国学者克罗斯与琼斯指出:“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中,即使被告的行为不具有被控犯罪必要后果的故意、放任和过失,即使被告对必要的犯罪条件没有犯罪意思或行为过失,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他也有可能被定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本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称为‘严格责任’。”③

美国学者胡萨克教授在著述中这样描述严格责任:“一般把严格责任的犯罪定义为‘不需要有犯罪意图……只有行为(犯罪行为)就足够了’……由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不必要求有犯罪意图的证据。第一,犯罪意图可能与定罪完全没有关系,无论如何,有犯罪意图或者无犯罪意图对责任来说可能都不是实质性的,我们把这称为严格责任的‘实体性’解释。第二,不要求有犯罪意图的证据,尽管被告提出的无犯罪意图的证据可能排除他的责任。按照第二种‘程序性’的解释,如果把有关犯罪意图的举证责任加给被告,这种犯罪(也)属于严格责任的情况。此类犯罪包括所谓的‘犯罪意图的推定’,被告可对此予以反驳来逃避承担责任。这种程序性方法使方免除了证明犯罪意图的艰难责任,尽管它最后对责任仍是实质性的。”④按照这种理解,严格责任分为实体性的(或称绝对的)和程序性的(或称相对的)严格责任。

综上所述,英美刑法中关于严格责任犯罪的一般定义为:法律规定在某些场合下,行为人即使于行为当时确实不具备犯罪意图,或者法律并不要求行为人证明其再行为时具有犯罪意图,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只要是被告人资源实施了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就可以认定其行为成立犯罪,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⑤

(二)我国学者对严格责任的定义

我国学者基于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认识,形成了众多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被告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却要承担的刑事责任。⑥“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⑦“严格责任是没有故意或过失,但又触犯刑律的责任。”⑧

严格责任的定义难以界定,一方面是因为英美法本身对其没有严格的术语解释,另一方面严格责任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某一阶段的学者对它的界定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同时,我国学者试图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严格责任做出一个完整而严谨的定义又有各自的视觉险隘性。因此,我的观点是,定义是为实践服务的,我们想做一个完美的定义只不过是想更精确的理解它,并考虑是否可以挪为我用。如果我们已经完整地明确了它的内容,也就没有必要一定在定义的问题上喋喋不休。大陆法系的传统是严谨科学的用语、规范体系的法条、严密完整的体系,但如果用大陆法系的思维习惯硬去解释英美法系自己都百花齐放的“严格责任”的定义,更加困难。因此,在引用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严格责任的定义之后,我们已经知晓严格责任的内容,学者间的分歧也是围绕严格责任的严格程度、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区分诸如此类“量”的问题,在“质”的问题上已经明确。

(三)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

有些学者把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也称为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⑨在美国的大部分州,无论是《刑法》还是理论界,这两个概念也是通用的。但在英国和加拿大,二者是加以区分的。⑩现代英国刑法中只有“严格责任”,没有“绝对责任”。英国的权威学者史密斯教授和霍根教授指出:即便是像1933年地Larsonneur案和1983年地Winzar V. Chief Constable ofKent这样的“情况犯”(situationaloffence)也不是“绝对责任”……在这种合法强制不能成立辩护理由的情况下(这一点相比于其他严格责任犯罪而言要更为极端),至少也是存在胁迫(duress)这样的辩护理由的。具体来说,严格责任允许被告人提出辩护理由而免责,而绝对责任的免责事由范围相对要小。绝对责任犯罪不允许除未达法定年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一般的辩护理由之外的任何其他辩护理由。

这里,我们认为,严格责任有广义、狭义之分。当我们在谈论广义的严格责任时,应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加以区分。绝对责任仅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检察官无需证明,而且被告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被告不存在值得谴责的过错,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使被告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被告就能被定罪。绝对责任和狭义的严格责任反映着对犯意要求的不同程度,他们是两个遵循不同的归责原则的责任判断过程。绝对责任(或者视为早期的严格责任)在现代英美法国家只适用于法律明确否定犯罪心态的少数犯罪,已经在逐步丧失生命力,它过于严厉,为了防卫社会而将严格责任扩展到极致,完全忽视被告方的利益,因而不足取。至于狭义的严格责任,只免除控方的部分证明责任,但允许被告人提出辩护理由来免责,这种做法能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又可以合理地保障被告方的利益,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上做一折中。但这种严格责任(仅指狭义的严格责任,下文同)是否可取?是否可以适用于我国的刑法体系中?下文即为论述。

三、严格责任是否可取

严格责任的肯定论者首先是从功利主义哲学中寻求理论支持的。严格责任制度源于预防侵犯公共福利犯罪行为的需要和诉讼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且即便当今在美国,严格责任仍然呈现增长的势头。严格责任在英美法中的实践价值不容怀疑:据英国学者统计,英国刑法中总共存在8000多种犯罪,其中一半多的犯罪为严格责任犯罪。从组成上看,在这8000多种犯罪中,大约540种犯罪为严重犯罪;在严重犯罪中,123种犯罪涉及到严格责任因素,许多犯罪可以判处监禁刑。有学者从严格责任并非绝对责任的层面上为严格责任作辩解,“从严格责任所存在的辩护理由看,它们的功能就在于缓解严格责任所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因此,是兼顾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如果只看到严格责任强调效率之功利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公平性的一面,这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严格责任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在制度上也有一定的辩护理由作为公正的保证。”“这种先‘严’后‘松’,体现的正是立法者与被告方在举证责任上的一种‘博弈’。”也有学者从严格责任仍属过错责任的角度论证严格责任仍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归罪原则,从而为严格责任寻找理论基础:“相对严格责任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实行过错推定,而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一部分,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因此相对的严格责任并不是不问过错的绝对责任,它归根到底还是要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最终定罪还是要么故意、要么过失,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一致。”在严格责任是否有违刑事诉讼法的举证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问题上,有学者以国际法、国内法存在先例为由予以驳斥,因而得出结论:相对的严格责任不仅能为我国刑法所包容,而且也能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允许。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严格责任不能够被我国刑事法所吸收。

第一,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有自身完备的入罪、出罪方式,严格责任制度无法嵌入其中。在德日刑法历史上,虽然贝林格在创立构成要件理论之初并不包括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价值判断,但自威尔泽尔的目的行为论兴起后,故意便被纳入了违法性要素,从而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来理解。进而,过失也被视为构成要件要素。无犯意则无犯罪,成为刑事责任的信条。尽管我国采用的是平面的一元犯罪论体系,但犯罪构成仍然是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中,故意与过失成为犯罪构成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是判断犯罪主体主观恶性的重要内容与依据。而严格责任制度的产生环境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双层犯罪构成模式。犯罪构成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一般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个层次的责任充足要件主要是各种合法辩护理由的排除。严格责任制度包含对犯罪构成双层模式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中犯罪心态的描述和第二层次中对合法辩护事由的部分排除。在不改变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前提下,严格责任制度没有任何存在的缝隙。何况,英美法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性质,不仅涉及刑法中构成要件的理论,而且涉及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我国现有刑事法实践未出现重大漏洞,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大幅度改革,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其次,严格责任制度是与判例法传统、法官自由心证相联系的,在我国没有适用的良好环境。严格责任制度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自由心证过程中,通过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衡量,做出的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的价值选择。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是严格责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严格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运用的前提。正是由于此,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并没有关于严格责任的确切定义,而只有不断发展的严格责任判例和理论。为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与之协调的法官任职制度、权力制衡规则和监督制约措施等配套措施。而在我国,刑事法律的实施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依据,裁判权的行使要严格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底线,法官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在我国推定严格责任制度,不同的法官素质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大相径庭。

第三,我国有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之分,严格责任适用刑法,有违罪刑法定。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的适用原则之一是只适用于罪行较轻的“违反管理型法规”的犯罪,而在我国,犯罪行为与违法行为有质的区别。对于那些“违反管理型法规”的罪行较轻的行为,我国自有行政法规进行约束,如超载、超速、环境污染等,属于行政违法,一般只给予行政处罚。而且在相关的行政法规中,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转移。刑法只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大陆法系刑法以罪刑法定为灵魂,罪刑法定原则包含并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又进一步确立了刑事责任的罪过原则。严格责任因其含义的模糊性和变化性与罪刑法定有着本质的冲突。不能仅以国际法、国内法存在先例(何况国内法中的“先例”存在与否尚有争论)为由否认它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

最后,严格责任自身的价值功能并不明确,照搬的合理依据尚且不足。严格责任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免去了控方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责任,为追诉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但这种诉讼功利主义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予考虑的基础之上的。“实行严格责任,有助于保证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负责人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去贯彻执行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法规”,然而严格责任使行为人即使尽了注意义务,并竭力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能得到法律的宽恕,因而也不能保证公众因对其产生恐惧而不实施某些无意识的行为。严格责任试图通过扩大刑罚处罚范围来保护公众利益,虽然重视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忽视了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格格不入。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在一个“良序社会”中,正义原则优先于功利原则,“功利原则可能容许侵犯人们的权利”,“这种侵犯可以从功利原则中找到理由,而被侵犯者却不能从功利原则中找到抵御的手段。”而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比功利原则表现了更强烈的道德性质,能更有效地稳定和发展人们的正义感,从而最终使社会得到稳定的发展。”严格责任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拒斥,就是说它违背人类理性和公平正义。如此一项漏洞百出的制度也就更谈不上挪为我用的问题了。

注释:

①⑥赵秉志.英美刑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59).

②最早实现此突破的判例如尼克尔斯诉霍尔案(Nichols v. Hall 1873),坎迪诉勒考科案(Cundy v. Le Cocq 1884),谢拉斯诉德?鲁曾案(Sherras v. De Rutzen).

③鲁伯特.克罗斯,菲利普.A .琼斯.英国刑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7.

④道格拉斯.N .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137.

⑤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95.

⑦李文燕,邓子滨.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J].中国法学,1999(5).

⑧杨春洗.香港刑法与罪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31.

⑨康均心,董邦俊.罪过责任之思考[J].法学评论,2000(5).

⑩虽然在严格责任出现的早期,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并无区别,但随着社会发展,二者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Smith& Hogan:(Tenth Edition),Lexisnexis Butterworths,2004:132.刘仁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1(1).

Ashworth and Blake,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e,Criminal Law Review 1996:306.

周新.英国刑法严格责任的构造与借鉴[J].域外视野,2011(2).康均心,董邦俊.罪过责任之思考[J].法学评论,2000(5).

侯艳芳.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之否定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2010(4).

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J].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73-74.

上一篇: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及冲突原因分析 下一篇: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