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本理论模型及其研究

摘要：Grossman（1972）首先提出了健康需求人力资本模型。文章是对既有研究的综述。

关键词：Grossman模型 健康行为 实证研究

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全球化背景下健康资本的理论发展作了许多研究。TinnaLaufey Asgeirsdottir et al.（2012）的文章中利用了纵向数据区分健康行为的类型，发现经济危机导致了某种健康促进行为的减少而增加了其他的健康行为。Xin Xu &Robert Kaestner（2010）利用了一项结构方法来调查工资和时间对低教育程度的人的健康行为的作用。Jason M.Fletcher & Stephen L.Ross（2012）估计了未成年人自身健康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朋友健康行为的影响，他假定了友谊的选择揭示了个人层面的未被观测因素。这些行为主要包括吸烟、酗酒等。John Cawley &Christopher Ruhm（2011）回顾了风险健康行为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文章描述了强调效用最大化的传统经济学方法，总结了风险健康行为对经济产出影响的文献，比如医疗保健成本、教育、就业和工资等方面。

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介绍健康资本的理论模型，Grossman模型和健康行为的同群效应模型；第二部分介绍基于健康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健康资本的理论模型

（一）Grossman模型

健康有许多决定因素，包括市场商品和服务，比如医疗保健，投资时间和环境条件，如空气污染、环境卫生和水的纯净度。Grossman（1972）提出了健康需求的人力资本模型，健康作为一种“耐用”资本品，首次被视为不同于其他人力资本的“健康资本”。该模型认为，人们对于“良好健康”的需求可以用供给和需求曲线来解释，并且对于健康需求的最优决策受到生命周期中财富和生存时间的约束。包括教育在内的环境变量或者“品味（taste）”因素是通过影响健康投资的成本作用于健康资本存量在各个年龄段的最优需求的。健康资本对于人们生产健康时间，从而获得各类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回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Grossman模型中假设健康资本的折旧率是外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并且，人们可以理性预期自己的生存年限。当健康资本存量低于某一临界值时，人们将停止一切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生命即将终止。所以，为了弥补健康折旧，人们会进行健康投资。健康投资由保健支出、生产健康的时间和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而健康时间作为健康投资的产出，既是“需求品”又是“投资品”。作为需求品，它能够满足人们享受生命的需要；作为投资品，健康时间不同于人力资本，是从事一切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必备条件。人越健康，从事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的时间就越多。在非市场活动中，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在工资率与健康资本的使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健康时间的效率和保健支出对健康投资的功效。Grossman模型还指出，如果人力资本对健康生产函数中的各要素的作用是一致的，具有“要素中立性”，那么，拥有人力资本越多的人，健康需求更高，但所投入生产的成本――健康支出和生产健康所花的时间都将相对更少。Cutler et al.（2005）的文章中提出，虽然每个人的健康习惯存在异质性，但个人对于未来的时间偏好将对其健康习惯产生影响。

（二）健康行为中的同群效应模型

在基本的健康资本模型中，个人的决策相互独立。Manski（2000）文中写到，有三个机制能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第一个机制，即所有资源的约束。第二个机制，即人们通过预期来影响相互之间的行为。第三个机制，即人们会直接影响相互之间的偏好。

存在的问题：一是内生性，组的行为影响个人的行为；二是情景性的互动，组的特征（如年龄、家庭背景）影响个人行为；三是关联效果，组内成员行为的相似性缘于他们的共同的性格特征和环境。比如，吸烟行为在年轻人中的互动可能是出于以下的原因。朋友的吸烟行为增加个人的吸烟量，如果年长的朋友吸烟，那么个人是不是吸烟就同是不是有这个年长的朋友有关。

对于公共政策的启示：针对年轻人的禁烟项目可能因为内生性的存在而产生溢出效应。由于“反映问题”（reflection problem）的存在：个人与群组之间的影响可能是相互的。研究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假设组的平均行为和个人行为间存在一定时期的滞后；将个人的行为定义为一个关于组行为的非线性函数（假设个人行为对组的行为分布特征有反应，而不是组的均值）；或者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如用生日年份，分班级，分寝室）来捕捉组内成员的行为和同群组的行为。Manski（2000）认为这样一种同群效应只有在能够证明这一机制是偏好、期望和约束时才有用。

二、实证研究

王小万，刘丽杭（2006）的文章中比较了Grossman模型和Becker博士的人力资本模型。Becker博士在1965年提出的家庭生产函数，区分了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物品（Marker goods）与消费品（Consumption commodities）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家庭生产函数的模型下，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医疗服务需求是消费者对健康需求的引申需求（Derived demand）。他们在文章中估计了年龄、工资、医疗服务价格、教育、医疗保险等因素在不同模型中对健康资本的作用。

赵忠，侯振刚（2005）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用Grossman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的健康需求。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2000）的数据，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劳动时间、工资、家庭大小、有无医疗保险、感冒治疗费用、家庭收入、现在工作、工作单位性质后，他们发现与收入的不平等形成对比，城镇居民健康状况的分布比较均衡；（2）女性的教育程度对健康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教育程度对健康的影响不显著；（3）年龄对男性健康的影响比女性大；（4）收入或工资水平对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符合Grossman模型的预测。

李晓敏、丁士军、陈玉萍（2009）基于Grossman模型，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医疗服务需求进行了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利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农户抽样调查所获得的2006年度面板数据，他们得到以下结果：户人口规模、村级经济状况评价、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户劳动力人数、户主的健康状况、户主的性别、户内其他成员健康状况、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以及户内男性所占比例等9个因素对农户是否产生医疗服务需求有着显著影响。

王俊、昌忠泽（2007）以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为基础，从宏观上构造了中国健康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对1952-2003年间影响中国居民健康的因素进行了综合考察，以构造健康生产函数的形式来考察中国居民的健康决定因素。该模型采用有限滞后分析和时间序列方法，对各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数据平稳性调整，以此为基础进行参数估计。为了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变迁进程，他们把模型进行了两阶段处理，以1952-1984年作为健康生产第一期，以1985-2003年作为第二期。在控制了人均GDP，人均城镇收入占人均GDP，人均农村收入占人均GDP，人均农村收入占人均GDP（滞后1期），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初中升学率，初中升学率（滞后1期），初中升学率（滞后2期），女性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滞后1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医生数/每千人，门诊、诊所数/每千人（滞后1期），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千人（滞后3期），疾控中心数/每千人（滞后2期），疾控中心数/每千人（滞后5期）后，研究发现人均GDP对健康的贡献有限，表现出很强的时滞性和对其他变量的依赖性。全因素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健康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因素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社会因素中，城市化率提高促进了健康的改善，女性比例的提高反而降低了健康水平；卫生因素中，医生和门诊的增加引起健康水平总体下降，而病床数起到了改善健康的作用，疾病预防对健康正贡献的时滞性减弱；教育因素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明显；生活因素对健康表现出一定的负贡献。

Grossman（1999）对其模型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Wagstaff（1986）使用了1976年Danish的福利调查来对一个多重指标版本的结构形式和简约形式的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进行估计。他对19个非慢性健康问题的测试进行了一个原则性成分分析，得到了4个健康指标，反映了物理移动性、精神健康、恢复性健康和疼痛的出现。他然后使用了4个指标来作为未被观测的健康存量的指标。

Wagstaff利用了Frisch（1964）的健康需求函数尝试估计纯消费模型。这是一个需求函数，在这个需求函数中，当变量的效应与投资健康的边际成本能够被估计时，生命时间财富的边际效用是保持不变的。由于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初始资产和工资效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就没有被观测。Wagstaff对遗漏的部分进行了预测，这是通过回归当前的资产和当前的年龄的工资，年龄的平方，和不因年龄变化的社会经济性质而得到的。

Zweifel & F.Breyer（1997）在工资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的结果上的讨论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基于Wagstaff的研究，在健康需求的函数中，他们认为生命时间的工资效应在纯消费模型中是负的，而在纯投资模型中是正的。

有关健康资本同群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烟酒消费的层面上。Cutler et al.（2007）认为，有关同群效应对吸烟行为的研究有三项理由。首先，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和其他人在一起行动。这体现在吃饭，饮酒、运动等各种社会行为中，许多人都喜欢和别人一起去。然而由于被动吸烟效应的存在，不吸烟的人可能不会和吸烟的人一起行事（比如吸烟者所持的利他主义观点和自律，不吸烟者对于吸烟行为的厌恶等），这使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社会交往的回报降低。其次，由于信息不完备，人们会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判断某项活动是否有利，即所谓社交学习（sociallearning）。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养成个人对于吸烟行为的信念（belief）。比如，吸烟者缺乏对吸烟有害的健康知识，那么他们可能通过观察与自己处于同一群体内的他人的行为和反应，来获取需要的信息，做出自身行为的决策。另外，如果市场上大多数人吸烟，那么烟的价格会上升，可能使边际上的吸烟者退出吸烟的行为。

对此，作者做出了另一种解释，即使香烟的价格很高，但是给定其相对小的运输成本，本地市场的香烟消费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其发生过程也没有价格机制的直接作用4。

在吸烟行为同群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经济学家们对于家庭、社区、朋友等社会群体内部的互动展开了研究。首先，同群效应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吸烟行为受到了关注。Krauth（2005）运用1994年加拿大的截面数据，对10-19岁的年轻人的吸烟决策与同群效应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使用结构模型缓解联立内生性问题后，他发现，在自己的5个朋友中，每多一个人吸烟，那么自己吸烟的概率上升5%；Nakajima（2007）运用美国2000年的6年级到12年级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县层面的固定效应后，个人是否吸烟的概率仍然与所处群体的吸烟率显著正相关。

同时，有关家庭内部的互动如何影响个人吸烟行为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Clarket al.（2006）运用英国1991-1999年的面板数据就5000对夫妇的吸烟行为进行了考察。在控制了随机效应以后，作者发现，配偶过去的吸烟行为与本人当期是否吸烟是相互独立的。普通的Probit回归中，配偶间的相互影响对个人吸烟行为的作用可能会因为某些与婚姻选择相关的不可观测的因素而被高估，即吸烟行为捕捉了在婚姻匹配过程中起到“群分”作用的一些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Cutler et al.（2007）运用经典的同群效应二值决策模型，对1992年，1993年，1995年，1998年，2002年美国人口普查中15-64岁的人群进行了研究，证实配偶间的同群效应对个人当期是否吸烟的概率存在影响。为了控制与婚姻选择相关的个人不可观测特征，从而区分同群效应对个人吸烟决策的作用，他们用工作场所是否禁烟这一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Evans et al.，1996），并发现如果配偶吸烟，那么个人吸烟的概率会提高40%。

三、总结

文章对健康行为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作了一个综述。Grossman（1999）对近三十年来基于Grossman模型进行的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作了总结。在Grossman的结构模型和简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调整，一些中国数据的研究也佐证了Grossman模型的合理性。由于Grossman模型假定了行为人之间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文章引入了Manski（2000）提出的健康同群效应模型，从而进一步解释了诸如吸烟、酗酒这类健康行为的作用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健康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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