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构与建构

[摘要] “自嘲”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可谓久远，而在后现代语境下，“自嘲”有了全新的表达方式，从电影《买凶拍人》当中，我们可以窥见后现代自嘲意识的流变。

[关键词] 《买凶拍人》 彭浩翔 自嘲 后现代

《买凶拍人》是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第一部长篇电影。作为一部以黑色幽默方式讲述杀手故事的《买凶拍人》，它在“把残酷的凶杀展示为一场游戏”这一点上， 与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很是相似。但它们的主题却有很大的不同：《低俗小说》在展示出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之后，试图通过来拯救处在混乱、荒诞、无意义的生命境况中的人们；而《买凶拍人》则描写了香港人特有的自嘲文化。它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而且这份自嘲和乐观是特意为电影人量身订做的。

《买凶拍人》是在2001年上映的，导演彭浩翔曾表示，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当他在经历了多年时间而争取到这个执导机会时，正好踫上了香港电影业最低潮的时间，每年由制作三百多部影片，回落到只有六、七十部。其实香港人普遍面对着这样的困境，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的经济神话幻灭，每个人都要面对逆境，他相信这是连杀手也不能例外的。中国人有句谚语：“马死落地行”，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是他最想在片中表达的东西。

在香港的喜剧片中，自嘲、戏谑的戏份很多，我认为这是跟香港特殊的历史分不开的。外部殖民导致了人的屈辱，“香港从来不是天然地属于亚洲或欧洲，它是命中注定要成为二者的桥梁”[1]。但香港人带着无根的隐伤，在商业社会中表现出了一种韧性。

1. 政治抱负的压抑——中国古代自嘲意识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自嘲意识首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士人把在政治上不如意往往表现为口头上的自嘲。由于当时的士在政治上、言论上与封建社会后期相比相对比较自由，因而他们即使对政治不满，其自嘲也呈现出轻松、幽默的特征。春秋时代的郑国人把孔子与弟子走失而没精打采的样子，比做“丧家之狗”，可是孔子听了非但不生气，竟然欣然而笑，还承认自己像丧家之狗，这些都是自己嘲笑自己。汉代文人的自嘲意识起源于东方朔，他通过自嘲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在君主专制统治下自身才华的压抑。这种自嘲非常露骨地表现为对君主政治的批判。东方朔《答客难》中直接揭露君主对人才利用的本质，他说，君主利用人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是虎是鼠，遇到合适的君主是关键。在集权的君主面前人才退居次要角色，这是社会对人性的极大扭曲，对于读书人而言，重要的不是将心思花在求知上，而是要花在如何讨好集权者，因此，读书人自古与权力无法分开，或称为权力的腐蚀品，或称为权利的牺牲品，总之在集权社会中，权力的作用就是为人才建构了牢笼，人才并不一定全都葬送在这个牢笼之中，但至少这个牢笼消耗了读书人的起码意志。到了司马迁，更反映出了权力对读书人的压制。因此，司马迁的自嘲意识反映得尤为明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嘲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书·司马迁传》）。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经常提到历史上受到权力压制的人，其实也是一种自喻意识，是自嘲意识的真实体现。比如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命运、贾谊命运的感慨都是在自嘲。所以，汉代文人的自嘲意识是由士的怀才不遇引起的，是由于士在政治上不得志产生的。

在魏晋时期，文人的自嘲意识也表现出反政治倾向。当时，儒家学说对于君权的膜拜和对人性的禁锢都受到了冲击。正如陈寅恪所发现的那样，魏晋时期在中国古代思想是最自由的。魏晋文人竹林七贤对权力政治的批判极为突出，同时自嘲意识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阮籍醉酒、王羲之坦腹、刘伶，等等，都表现出对礼教的蔑视。

因此，中国古代权力政治导致了文人的人性的扭曲，导致了人的压抑，因此，追根溯源，自嘲意识的根本在于对否定人性社会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人性解放的肯定与颂扬。

2.从电影《买凶拍人》看当代社会的对人性的压抑——后现代自嘲意识的流变

到了现代，人性是否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呢？显然不是。人性虽然突破了权力政治的牢笼，但却在疯狂的现代化商业社会中遭到了更加难以突破的、深层次的压抑。电影《买凶拍人》中所采用的自嘲的表达方式就是针对现代社会人性的扭曲而做出的回应。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自嘲”在《买凶拍人》的旨意表达中所起到的作用。

2.1 批判社会对人的压迫，人格的压抑和人性的扭曲。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杀人成了社会允许的一种正常的职业。以雇佣杀手夺人性命为手段解决私人恩怨的交易成为了一种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经济行为，并且人们看待这种行为的目光是幽默、戏谑、不以为然的，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马太与阿Ray相识不超过六、七个小时就可以发生，阿Ray偷拍与马太的，盗版片商拿去贩卖，阿Bart的岳母因想赖掉打麻将欠的一些小钱就找阿Bart去帮她杀掉赢她钱的牌友，阿Bart的岳父因有姘头而找阿Bart杀掉妻子，如此等等都表现了爱情、亲情、信任、忠诚等传统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中“含情脉脉”的传统伦理的摧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并运用特有的阶级理论对现代社会人性的扭曲状况做了批判，马克思说：“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2]目前看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虽然未免简单化，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深刻的——即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关系都演变成为利益关系，人的精神被物化。

《买凶杀人》正是通过这种自嘲实现了对自身的解构，同时解构了现代社会，即扭曲的人背后扭曲的社会。在香港这一商业社会气味浓郁的社会中，金钱、利益对人的异化比其它的社会形态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人的扭曲也更为明显。

2.2 制造一种娱乐，娱乐自身是最大的娱乐。“娱乐就是通过某种行为让自己轻松、愉悦的感觉。这里我们所说的‘娱乐’，并不具有席勒所描述的那种古典审美的精神游戏特质。它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酣畅欢快。”[3]商店老板介绍以及DV机时的自如稔熟，阿部美智子伺候李栋泉达到“高潮”时李栋泉的反应，在拍摄杀人过程中为被杀者带上斯坦尼康以取得主观镜头的做法等，都是影片制造的一种娱乐。

这种后现代式的娱乐与传统的娱乐的巨大不同是，这种娱乐是通过嘲讽自身实现的。与嘲讽他人相比，自身成为娱乐对象来得更为彻底，更有力度。当然，这种娱乐最终还是要实现一种对自身的解构。后现代要求一种绝对的真诚，而这种真诚首先打破的就是自己为自己建构起来的高大的形象，将这种自我安慰、自我吹捧的内幕展示出来，暴露于世，实现对自身的解构。但这种解构并不影响自身的重新建构，因为这种解构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的。

2.3 自我的塑造，通过解构自我来建构自我，用揭自己的短来袒露自我给别人，进一步塑造自我，进而肯定自我。

影片中最为自嘲的是“认真”。“认真”是一种生活状态：对待理想的执著，对待情感的迷恋与奉献都是一种认真的心态，但在这个高速运转、黑白颠倒、混乱迷茫的社会之中，认真的人往往成为受命运玩弄的人。电影中张达明饰演的李栋泉是最认真的人，他也是整部电影的灵魂人物。认真的还有葛明辉饰演的阿Bart、樋口明日嘉饰演的阿部美智子和詹瑞文饰演的“跑龙套”小子郭伟宾。

电影中的李栋泉的言语、行动、心理代表了作为导演的彭浩翔对自己，更是对接受电影学校正规教育的懵懂的电影人的嘲讽。李栋泉毕业于纽约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个对所有学电影的人来说足够牛气的顶级电影学院；他最崇拜的偶像是国际大导演马丁·史高西斯，一个对所有学习电影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的电影大师。就是这样一个受过顶级导演训练，怀揣伟大电影梦想的年轻人，在回到香港的五年里面只是在拍摄的公司里担任被人呼来喝去、拖欠工资的跑腿副导演。在拿着监制给的用以顶替工资的大麻进行兜售的时候，被杀手阿Bart揽为帮自己拍摄杀人过程的导演。李栋泉最关心的不是报酬多少，而是拍摄的主导权，他要拍摄属于自己的影片。这个理想渗透在李栋泉的所有创作中，也贯穿了影片《买凶拍人》。

阿Bart的认真在于他想成为像独行杀手阿兰·德龙那样的人物，但电影对他的嘲讽在于他在经济萧条之下只得以替富太太们杀人为生，还要以精良的电影制作满足她们。但嘲讽远不止消解了杀手阿Bart的神秘与冷酷，还有消解了偶像——阿兰·德龙的光环。“杀手的独立人格和精英品味在这里被剥夺与消解，色彩斑斓，形貌各异的个体连接为一个群体，左右着杀手的枪。他们每个人都会杀人，也可能被杀。但他们也并非权力最终的来源，权力散落在推来的一堆堆的钞票背后。”[4]

阿部美智子的认真在于想成为饭岛爱那样的AV女优，但却在现实中被片场的权势人物占尽便宜。“跑龙套”小子郭伟宾的认真在于他极其、甚至有些过分夸张地重视这次难得的表演机会，却不知他只是一场阴谋中最无辜的牺牲品，以至于丧失性命仍不知所为何事。

在消费文化之下，怀抱理想的人是被扼住喉咙窒息而痛苦的。逼仄的空间体验生发出了以丑角身份面貌进行的自嘲。意识到自己的丑角身份，这是寻找希望者从愚蠢返回智慧的征兆。

2.4 创造与他人共在的现实。把自己袒露给别人，也就证明了自己和他人的共在，也就是创造一种共同体。我认为这一点不仅仅是《买凶拍人》这部电影所具有的特质，也是以小人物为主要人物进行塑造的电影的创作诉求。李栋泉的成长经历告诉了广大观众，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是从跑龙套做起的，每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物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或是感人，或是愚蠢，甚至是龌龊的。这也给观众带去了心理安慰，达到了现实生活压力的释放。反观现代社会，孤独感、人脱离社会性是现代社会面临着的最大问题。阿伦特在其名著《集权主义的起源》中谈到人的孤独感在现代社会中是非常可怕的。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就试图突破人自身的孤独感，而与他人建立一种共在。而他之所以不用“我”，而用“此在”就是为了说明，人首先是在这个时空中的，是与他人共在的。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则把海德格尔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为政治哲学，即，人需要被承认，人的存在是在被他人肯定和认可以后实现的。因此要建立一种政治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的实现要通过共同体，即海德格尔的与他人的共在来确认自身的存在的。事实上，这些哲学思想在十九世纪就有了端倪。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社会性就被阐发出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之后，阐发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即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突破了人的压抑和孤独感的。因此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思想极为重视，就是她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孤独和压抑的状况的社会根源分析得足够深刻。《买凶拍人》这部影片告诉观众的正是自我的展露，对导演自我的剖析导致了人们对电影导演人性光辉的认可，从而确认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自我的存在以及与他人的共在。这部电影通过对小人物的描绘，反映了导演试图希望与社会建立一种联系和交流的意图。

《买凶拍人》诞生于香港电影“港片不港”的低潮时期，它可谓是为港片的发展开启了另一扇窗。它的英文名字是《You Shoot I Shoot》，电影人手中的摄相机、剪辑刀就好比杀手手中的枪、枪中的子弹，你射，我也摄，我们在行动。电影为我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动莫过于在李栋泉这个人物身上所上演的一切关于电影人的故事；深层的感触则来自于对现实社会的反思。我相信，电影《买凶拍人》应该还有很多意义有待挖掘。

参考文献

1.赵稀方. 历史的放逐——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解读. 开放时代[J]. 2001年5月. 第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二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95年. 第290页.

3.周伟莉. 纯粹的娱乐与审美的娱乐——析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J]. 2007年1月. 第47页.

4.高卉. 从《买凶拍人》看杀手类型电影的后现代转向. 美与时代[J]. 2007年. 第101页.

作者简介

赵璐，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10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