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人性品质 创设社会基础 落实道德建设

摘要：社会需要道德典范。儒家以君子作为人之典范，解放后英雄人物取代君子成为新典范。雷锋就是英雄之一，然而在学雷锋过程中存在把雷锋神化、主要针对陌生人、自觉性不够、过分组织化乃至利用他所致的形式主义，甚至虚假现象。宜重新建构人性品质、从基础群体做起、增进自觉以及加强社会基础等措施，确保学雷锋等道德建设落到实处。

关键词：人性；社会基础；自觉；道德建设

一、从“君子”到“英雄”：中国社会典范的转换

社会需要模范，永远需要模范，但不需要偶像。模范是一个人，一个我们之中而又高于我们的人，而偶像则可能是一具没有血肉的木偶，或者兼具一切神性却被抽象化了符号。传统儒家一贯讲求模范的价值：个人理想所追求的是做一个君子。总之，君子是社会上的人之典范。典范之于社会的价值，用钱穆的话说，他是“人物”：一种普泛化、标准化的人格，是个“model”，因此就有了标准，就知道如何做“人”了。儒家社会之整合很大程度上赖于君子。儒家政治理想是伦理政治，它还是重视典范的作用，譬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可见之。

清末已降，儒家理想丧失其政治意识形态地位，重视君子的儒家之学也沦为与诸多主义并列的一种学问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无需模范了，取代君子的是各种英雄人物。自1963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至今，雷锋一直是个人学习与社会教化的榜样。

二、当代学雷锋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中国六零后以及七十年代生人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长大的，雷锋已经成为我们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成分。不过，近些年来，社会上学雷锋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下述问题：

第一，过分强调针对“陌生人”的博爱，而并未切实从家庭等初级群体做起。典型的表现就是似乎学雷锋就是到街上去做好事。

第二，把雷锋神话化。雷锋是英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多宣传把雷锋神化了，甚至让人感到雷锋没有血肉之躯，因此有损人味。结果雷锋形象不仅不亲切，甚至叫人畏惧。

第三，缺乏自觉，被动性地学雷锋。道德教育主要依靠社会群体的自觉，而不在于过度利用组织化的强制力量的推进。然而，当前学雷锋运动过分偏重于以单位、学校甚至政府的组织化力量推行，过分强调组织力量恰反过来危害社会力量一个个人的自觉。

第四，对学雷锋的滥用。学雷锋成为“成绩”的一个考察，进而与利益挂钩，这不仅有损于雷锋的真实形象，也有碍于雷锋精神的社会价值的切实实现。

而今，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硕”与“富”阶段，当下，“教化”是中国下一步发展任务的应有之义。缘于我们生活中一些不和谐乃至虚假丑陋的现象，很多人都在真诚地呼唤真诚、善良价值的回归，希望真实的雷锋精神回归到我们的社会上来。要实现好社会，过上好生活，建构一个教化的中国，我们在学雷锋过程中务必注意下述事项。

三、落实学雷锋：创建“教化中国”的措施

（一）从家庭做起，而不首先到“街上”

一百多年来，我国对于德行的预设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二分法之前提。在这种前提下，一个人总在下述两难道德困境中纠结不已：要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英雄，要么是个利己主义小人。其实，这里的“毫不利己”实质是反对损人利己，而非反对追求家人以及自己的正当利益与发展诉求。第二是虚假的学雷锋者，他们把学雷锋当做捞取名、权、利的手段。如果没有好处，他不会学雷锋。这种人很多，例如，今天存在少数做公益的人，不过在以真善美的公益舞台上演贪嗔痴的恶剧而已。去年为人所指斥的红十字协会中就不乏这种现象。一个曾经做过NGO工作的朋友对我说，这类人表面上做公益，骨子里捞名利，已经不好了。比这更不好的是，他们要求属下或者同行真正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怪乎古人云：大道废，仁义出，智慧出，有大伪！

此外，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安宁、祥和，在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否健康，并且，在中国语境下，一个人社会性的生长点在家庭、村落这类所谓的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1]因此，一个人只有在私人群体中才可以最初地培育公民。一直以来，中国是最重视家庭的国度，几乎可以说，儒家精神之实现靠的是家庭和谐。具体言之，中国人的安身立命，社会的和谐，乃至儒家伦理政治理想的实现，都赖于家庭。所以，中国人与其到街上学雷锋，不如首先把家里搞好。在此基础上再去街上学雷锋。然而，如今的学雷锋运动似乎预设的是所谓博爱。博爱，从人与人的关系言之，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是爱的对象。中国人也一贯有此博爱精神，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张载所言“民胞物与”等，都不分对象，但中国人不仅讲究博爱，更强调将其落实于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儒家的“差序格局”社会中的“等差的爱”。等差的爱，才可落实，且不违背博爱。这也即古人所谓的“以个人之私，以成就天下大公。”反过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博爱，似乎预设的首先不是家里人，或者不包含身边的家人乃至自己，而是街上的陌生人。这种博爱看起来好是好，就是过于好了，因此难于实践。即使实践，也难于久远。进一步言之，这种博爱的实践后果恰恰导致社会的不安宁。

（二）为仁由己：学雷锋，要自觉

善，以心灵自觉为前提。善的形成、成长乃至维系，在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尤其是社会教化，而非组织化强力推进的训导。教化之价值在于让人内在固有的潜质实现。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学雷锋过程中存在少数下述做法：把它作为一项组织动员的任务，甚至当做一项全社会的运动，又与个人名利挂钩，结果竟催生了很多虚伪、丑恶的东西。外在强制，是他力，不是自力、自觉，因此，过度组织化的学雷锋行动，对于强调自觉的教化恰背道而驰，无怪乎一些人对这类学雷锋表示反感。其实，他们反感的不是真诚的学雷锋，不是反对雷锋精神，而是反对被动地学雷锋。从行为动机看，孟子云：“为仁由己”。从心理学看，很多时候，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没人叫做，自己心甘情愿地去做，并且乐在其中。一旦外界介入，反过来叫人感到被动，因此索然无味，甚至心生抵触情绪。

（三）建构人的德行：神 或者经济动物都不是道德的典范

中国处于改革转型期，目前乃至今后许多年，社会难免出现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也即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观念三者变迁速度不一样，因而存在张力。其堕距之一是不高尚的市场经济与过于高尚的社会精神训导共存。

由于市场经济、权力腐败等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危机等现象，以至于很多人都感叹物质丰裕而精神焦虑，因此呼唤良知与人性的回归，学雷锋似乎完全恰逢其时。但这需要首先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厘清“人的德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把人视为理性的“经济动物”自然不当，把人提升到神也是不妥。遗憾的是，当代过于市场化的社会依旧试图以一个神话了的雷锋这个人物，作为今日社会的典范，这是双重的不恰当。一方面，对雷锋而言，把他神话了是不恰当的，也是对雷锋精神的玷污；另一方面，对于生活于充满竞争与风险环境下的民众而言，本来是人，却要求去做神话了的人，也是不恰当的。所幸的是，现在有人开始还原真实的雷锋形象。例如，雷锋也谈恋爱，雷锋除了水壶、帽子以及军装等典型的物质表征外，雷锋还在那个困乏的年代买了照相机。雷锋的这一面并没有消解雷锋光辉形象，而是消解“神话了的雷锋”。正是由此，我们恰感到一个真实、亲切而又不乏高尚的雷锋。因此，我们需反思：人是什么？人不是经济动物，也不是神，人是个血肉之躯与精神的二元存在者，灵与肉的统一者。这是我们今天对于道德建设的一个人性预设，合理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