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拓展的交易方程式提出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总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以及各部门交易货币持有量占总交易货币量比重的变化。本文根据我国资金流量表的分部门结构，分析了企业、居民、政府三个主要经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并对三部门交易货币持有量占总交易货币量比重的变化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做了分析。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分部门考察为我们揭示狭义货币流通速度(GNP／M1)的变动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部门货币流通速度；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资金流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5-0031-06

一、引言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还没有学者从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的角度研究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以来，货币流通速度分析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不同经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差别以及各部门相对比重的变化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事实上，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部门差异进行分析是研究货币流通规律的一个必要阶段，对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考察能使我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观测的基础上，深入揭示货币流通变化的原因过程及规律性。

二、文献回顾

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最早体现在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中。在《货币论》第24章“流通速度”一章中，凯恩斯区分了货币速度(V)和货币效能(E)，前者指单位时间内交易总额对现金存款(cash-deposits，即活期存款)的比例，后者是单位时间内交易总额对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凯恩斯将活期存款与充当价值储存手段的储蓄存款区分开来，从而用“流通速度”一词来表示活期存款的周转率。在此基础上，凯恩斯将活期存款区分为收入存款和营业存款。前者指作为收入取得者的公众所持有的存款，后者指工商企业为营业目的而储存的存款。如果用M1、M2、M3和M代表收入存款、营业存款、储蓄存款和总存款，M1、M2、M3的速度为V1、V2和零，M1和M2的平均加权速度为活期存款流通速度V，M1、M2、M3的平均加权速度(即货币效能)为E，令B为货币周转总量，则B=M1V1+M2V2=V(M1+M2)=E(M1+M2+M3)=EM。因此V和E的变化既可能来自真正速度V1和V2的改变。也可能来自M1、M2、M3对M的比例的改变。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辨别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的‘平均’速度和特别用途的货币的‘真正’速度，‘平均’速度的变动可能不是由于真正速度发生变动的缘故，而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交易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动的缘故。”凯恩斯认为，“为某种目的而持有的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不容易有很大程度的改变。我们在通货效能(E)或整个活期存款速度(V)中所观察到的短期急剧变动，往往主要是各种不同目的的存款比例方面的变化所造成的。”基于上述分析，凯恩斯认为。用年收入总量与货币总存量的比例来界定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没有具体意义的混杂概念”。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还分析了收入存款和营业存款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认为收入存款流通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习惯和例规的函数”，如工资发放时隔(按周、按月等)、支出的规律性、收入日期之间的续储量等。收入存款的逐年流通速度相对说是稳定的，而企业保持的营业存款量是与和经济活动水平相联系的营运资本需求、投资信心、利息率、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相关的，因此营业存款流通速度的变动性较大。当经济活动扩张时，营业存款流通速度将会上升，从而营业存款流通速度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凯恩斯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结构划分为我们分析部门货币流通速度提供了思路。

继凯恩斯《货币论》之后，关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体现在萨登(1961)、Megouldrick(1962)、Garry(1959)等人的著作中。货币主义学者萨登在《战后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部门分析》一文中从部门角度研究了美国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的原因，他指出，基于一系列解释变量对整体货币流通速度建立回归方程的分析方法其可靠性正逐渐降低，而基于资金流量帐户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方法正是考虑到经济各部门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影响。萨登基于美国资金流量帐户对经济部门的划分，测算了居民、企业、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非公司企业五个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分析了各个部门的货币流速水平、周期波动和趋势，并详细分析了按规模、行业分组的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及其变化原因，指出1940-1946年美国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幅度的1／3可归因于货币持有量从企业部门向居民和政府部门的转移。Garvy(1959)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结构分析》中提出了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两种思路：其一是研究经济总体支出流量的不同类型和持币动机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其二是研究各经济部门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及货币供给量在不同部门的分布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及周期影响。Garvy强调经济各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在经济周期中的具有不同的波动特征，并分析了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的不同特点及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Mcgouldrick(1962)在《流通速度的部门分析》中区分了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存款周转率(Demand deposit turnover)、非金融流通速度(Non-financial velocity)，指出由于居民非金融支出绝大部分计入GNP，而企业的非金融支出只有不到1／3计入GNP，因此收入流通速度不能反映企业和居民部门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水平和二者比例关系，非金融流通速度更适宜用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Mcgouldrick测算了1952-1962年的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变动，指出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一般在GNP达到波谷后一年出现上升趋势。而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则滞后GNP一个季度或同步变化。同时，Mcgouldrick还分别以不变交易额和货币持有额定基，分析了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各自变化对总体非金融流通速度的影响。此外，关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还体现在Marget(1938)、Hart(1953)的著作中。

在我国，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大量文献均从因素分析的角度阐述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规律，也有一些学者从结构分析人手探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例如赵留彦、王一鸣(2005)考察了二元经济结构变迁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伍超明f2004)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两分法”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货币流通速度，汪军红、李治国(2006)分析了产业

结构变动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从国内文献来看。还少有学者从经济各主要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变化特征及对整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角度来研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而这正是本文的入手点。

三、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

(一)部门货币流通速度释义

研究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首先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内涵做出界定。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货币数量论的概念。在收入型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中，PY表示名义国民收入，M表示货币存量。这里的V称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指货币实现国民收入的流通速度，即一年内的平均货币存量媒介该年国民收入时周转的次数。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研究中广泛采用的狭义货币流通速度(GDP／M1)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GDP／M2)概念正是基于收入型货币数量方程。由于狭义货币流通速度(GDP／M1)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GDP／M2)概念较好地体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反映交易货币量M1和总货币量M2的关系，因此得到广泛运用，但是这种货币流通速度指标忽视了经济各部门货币的流通速度的结构差异和不均质性，特别是由于忽视了与最终产出交易额相联系的大量中间产品交易，在对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时必然存在扭曲，因此本文用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Non-financial velocity)作为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代表来分析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是基于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概念提出的。在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方程式MV=PT中，M表示可立即付款的货币存量，即通货和活期存款，即交易货币M1，T表示交易量，P表示价格水平。PT即按现值计算的总交易额，它同时等于总付款额。这里的V被称为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T是对包括清偿货币、中间产品和劳务及最总产品和劳务、过去生产的商品及新生产商品、金融资产在内的所有交易的衡量。在费雪公式的基础上，Cramer(1986)拓展了交易方程式，交易方程式被表述为： MoVe+MdVd=CT+IT+AT+IM。其中McVc和MdVd分别代表通货和活期存款的支付额，CT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交易额，IT表示收入转移，AT表示包括资本品、股票、债券、房地产在内的资本易、IM表示与定期存款等其他金融资产转换相联系的闲置货币。基于Cramer的交易方程式，我们可以把(CT+IT)，(Mc+Md)称为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把(AT+IM)/(Mc+Md)称为金融货币流通速度，因而在Cramer的表述中，货币交易流通速度体现为包括非金融支付额和金融支付额在内的总付款额与货币存量的比例。其中，非金融支付额一般与GDP保持一定比例关系，从而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具有相近的变动趋势，而金融货币流通速度则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特征及其对总体流通速度的影响的考察，揭示一定时期货币供给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因此本文用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即一年内各经济部门的非金融性支出总额对各部门交易货币持有总额的比例来表示总体货币流通速度。总体货币流通速度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V=S／M=S1M+S2/M+…+Sn/M

=(S1／m1*m1/M)+(S2/m2*m2M)+…+(Sn/mn*mn/Mn)

其中V为非金融货币流通速度，S为各经济部门的总支出，Si为第i个部门的支出，M为总货币存量，mi为第i个部门的货币持有量，Si／mi为第i个部门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mi／M为第i个部门的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对总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二是货币持有量在部门间的转移及各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交易货币量的比重的变化。

(二)数据和指标说明

本文依据我国资金流量表对经济部门的划分。选取了非金融企业、居民、政府三个部门作为分析对象，略去了对金融机构部门和国外部门的分析。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等于资金流量帐户下该部门非金融资金运用总额与该部门货币持有量之比，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企业、居民、政府三部门支出额总和与三部门货币持有额总和之比。由于我国的资金流量核算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核算的初始流量，因此企业部门支出额的计算还应包括中间产品交易所形成的支付额。按照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划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代表性行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作为企业部门中间交易支出额的近似指标。加上资金流量表账户下企业部门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经常转移、资本形成总额四部分资金运用之和，构成企业部门支出总额。由于我国目前居民的交易货币以现金为主，而企业交易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因此本文用居民持有现金量和企业活期存款作为两个部门交易货币持有量的近似指标。此外，我国现行的政府统计在资金流量表账户中只有一个总的政府部门，没有进一步细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存款按银行统计科目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财政存款，另一项是机关团体存款，由于计入我国M1统计口径的政府部门存款仅包括机关团体存款，因此我们用资金流量账户下政府部门非金融资金运用总额与机关团体存款之比计算政府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各部门货币持有额均使用年均余额。由此得到各部门流通速度计算公式：

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CorpV)=企业部门支出总额，企业活期存款年均余额：

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ConV)=居民部门支出总额，居民现金持有额：

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CovV)=政府部门支出总额／机关团体存款年均余额

由于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开始于1992年。我们计算得到1992-2007年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见表1：

(三)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

由表1可以绘制出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三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时序特征(图1)，三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差异体现了各部门交易性货币需求水平的差异。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水平相对较低，影响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水平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结构、行业分布结构、企业金融资产结构等。从企业规模角度说，由于资金成本等差别，大公司的货币流通速度明显低于小公司，公司规模结构是影响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重要变量(Selden，1961)。从行业分布结构上看，不同的产业及不

同行业部门企业具有不同的货币周转速度，在各产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对整个企业部门的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汪军红、李治国，2006)。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企业金融资产结构单一，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过度依赖，导致了企业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易纲，1996)。从图l还可以看出，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周期波动较居民部门更为明显。由于企业部门交易性货币需求的波动小于交易额的波动(Baumol,1952)，因而经济扩张时期企业收入额的增长幅度大于企业货币余额的增幅，表现为企业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反之，经济衰退期则表现为企业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从而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征，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可以看作是GDP波动的同步指标(见图2，图3)。

影响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包括：月工资制度、消费信用的发展、准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预期等。在影响我国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中。收入分配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王宇伟，范从来(2007)证明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对交易性货币需求的负向影响。此外，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手持现金量占我国居民资产持有比重波动较大，这也对我国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产生一定影响。从图1可以看到，1992年到1998年间我国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较大，其中1992年到1994年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及现金过量投放有关，1999年后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则较为平稳。从总体上看，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呈下降趋势，2003年后则略有上升。

从水平值上看。我国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高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且具有逆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1992年以来我国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之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9％左右，考虑到政府资本转移净支出，政府部门支出活动对我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政府部门在我国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职能，我国货币供给可以看作是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考察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分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图1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国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这主要来自于政府存款的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政府部门存款年末余额达到19032，6亿元。财政收入和债务发行是我国政府存款的主要来源。1994年，我国国债发行量突破1000亿元，1995年以后，每年发行量增速均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国债发行量进一步上升，2007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达到52074.65亿元。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快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资金的沉淀效应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逐步弱化。

(四)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到，从总体上看，企业和居民部门是影响我国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部门。1992年到2003年我国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呈现下降趋势，这可以从同期企业和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得到解释，2003年后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则来自企业和居民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其中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显著上升是导致总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显著下降以及政府部门货币持有量比重的上升，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幅度低于企业和居民部门。从图4和图5可以看出，除少部分年份外，我国狭义货币流通速度(GDP／M1)与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二者体现出变化的同步性。

四、部门货币持有量比重变化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从本文第三节分析可知，总体货币流通速度既可能来自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也可能来自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的变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各部门货币持有额的比重随经济增长会发生很大变化，货币持有额在具有不同货币流通速度的部门之间的吸收和释放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分析货币量在部门间的流动对于分析总体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可或缺的。资金流动分析方法通常称为“资金流量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普兰(Morris A.Copeland)最先提出。1952年，科普兰在《美国货币流量的研究》一书中编制了货币流量表，从而形成了现代资金流量核算的基本帐户形式。资金流量表记录了国民经济几大部门的资金来源与运用及其表现形式，通过资金流量过程的统计描述，可以说明资金筹集和资产持有的结构，反映社会资金在各部门间的分布与流动情况。

表2是根据我国1992-2005年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居民部门现金增加额占当年现金投放的比例。从表2可以看出，居民部门是我国流通中现金的主要持有部门，现金投放额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居民部门交易货币的持有额。在我国交易货币M1中，MO所占比重从1992年的37％下降到2007年的20％，而活期存款所占比重则持续上升，企业部门成为我国交易货币主要持有部门。如果将企业、居民、政府三部门货币持有量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得出各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见表3，图6)。从表3可以看出，企业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1995年以后稳定在70％左右，因此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是影响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主要因素：居民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持续下降，而政府部门货币持有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则持续上升，2007年其比例达到14％，表明我国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变动对于经济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影响在逐渐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