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资本“下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和城乡“二元”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大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始终被置于战略地位。

2010年次第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如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及发展现代农业均着墨甚多。除了一直以来我们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以外，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最近几个月以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特征的通胀形势已日益严峻。

这一轮通胀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历次通胀一样，也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2007年－2008年的那一次主要始于猪肉价格上涨；这一次则表现为蔬菜价格上涨。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不是连续七年大丰收吗？

当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总体平衡，不具备大幅涨价的基础。显然仅从供求角度并不能够解释全部，必须要从更深层次、更根本上找原因。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货币就是这个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原因。

无论是工资、原材料成本的持续上升，还是期货股票式的投机炒作背后流动性泛滥的影子，还是由超发货币所引致的对部分农产品的过量需求，都回避不了货币这个总量指标。尽管表现为“结构性”的特点（30年来哪一次通胀又不是“结构性”的呢？），但毫无疑问是总量出了问题。

如果再深究下去，为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过量的货币没有均匀地流向各个行业，只是偏好和追逐短平快项目，而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农民的福利民生却视而不见？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还有一些制度性因素在背后作怪。

农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是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所谓弱质产业，是指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风险，在与其他产业的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位置的产业，是特别需要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支持和保护的产业。农业不仅是社会效益高、自身效益低的基础产业，而且还是风险因素多，难以稳定发展的弱质产业。

正因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劳动生产率低，且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弱质产业的供给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得到加强，往往会出现无人生产或生产不足的问题，社会资本不愿意主动投入。因而它比别的其他产业更需要有政府的特别扶持，以解决效率损失和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但需要有政府扶持并不代表政府可以包办代替一切，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做的是有限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是清晰的。

就农村和农业领域而言，政府应当将自身职能严格定位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为社会资本扩大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提供各种便利、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府主要起的是一种引导、带动和服务作用，而不是直接进行投资或全面介入微观生产领域。

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必须紧紧围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关键和核心，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渠道，打破投资壁垒，放松各种不必要的管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广大的中国农村，当前更多的是投资饥渴，而不是投资过剩。

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应当利用当前社会资金富余、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及优质农产品需求旺盛的大好时机和绝好条件，创造一个完善、顺畅和高效的新机制，把庞大的闲置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社会资本引入到农村、引入到农业现代化中去，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可以考虑的一些途径包括：

一是大力发展新型农业投资主体，允许发展农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通过财政贴息或支持贷款担保等财税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提供服务，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和农业生产效率。

二是尽快设立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投资基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引导社会资金大幅度增加农田水利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道路、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

三是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重点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和各类小型、微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民间资本可以独资或控股形式发起或参与设立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彻底改变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也使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真正取得实质性突破。

四是逐步放开农村自治组织和专业组织的建立，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做文章，在农产品加工、销售、技术等领域搞好对农民的服务，通过合作社来统一购销，统一加工，统一提供服务，统一技术标准。

我们相信，只有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才能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引入农村，助力农业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与此同时也能使民营经济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和机遇。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