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与税收弹性的实证分析*

【摘 要】 文章搜集贵州省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贵州省的税收负担与税收弹性，运用计量经济学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贵州省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以此来保证形成强有力的税源，以促进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贵州省； 税收负担； 税收弹性

税收负担，一般指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而承受的一种经济负担，即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应该缴纳的税款。本文所指的税收负担是宏观税收负担，它不仅反映了税收总收入和社会总产出的关系，还反映了国家同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是税收的核心内容，也是发挥税收作为经济杠杆的核心着力点。侯梦蟾（1990）认为，税收负担问题，从广义来讲，并不简单是多少和轻重的问题，而是包含更广泛的内容。不仅要看税收占纳税人收入的比例，而且要联系到整个分配结构、税收收入的用途和税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税收理论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为15%～25%，是比较合适的。198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该国的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为260美元以下的国家，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为13%左右最佳；人均GDP为750美元左右的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20%左右最佳；人均GDP为2 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23%左右最佳；人均GDP在10 000美元以上的高等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为30%最佳。

但我国的实际税收负担（纳税人承担的各种税费占GDP的比重）则相当之高，政府税外收费规模不断扩大，收费机构越来越多。例如，2004年工商、交通、质检、城管等部门年收费高达9 723.67亿元，而当年全国的税收收入仅24 165.68亿元。针对这种人们普遍感觉税收负担沉重的情况，樊丽明（2007）认为应该进行税费综合改革，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对行政性和事业性收费加强管理，将一部分费改为税；峻岭（2012）指出，应该反思税收理念，削减不合时宜的税收，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实现让利于民。

与税收负担相联系的是税收弹性，是描述税收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弹性的指标。戴生雷（2012）认为税收弹性是税收收入变化与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的比率，其目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进行分析，了解整体税收负担的变化，从宏观上对全社会经济效益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尝试以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为研究角度，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定量分析贵州省改革开放以来的税收负担问题，揭示贵州省税收负担变化情况，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政府以后工作的方向和建议。

一、贵州省税收负担和税收弹性的统计分析

（一）相关名词及变量的定义

本文所提到的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各类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一国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和政府财政功能、经济职能的强弱。而税收弹性系数则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比，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协调。税收弹性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税收弹性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小于GDP增长速度；（2）税收弹性大于1，说明税收富有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3）税收弹性等于1，说明为单位弹性，税收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同步。

后文中的变量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T代表税收收入，EX代表财政支出，P代表物价指数，logT表示税收收入的对数，log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ogEX代表财政支出的对数。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文样本数据选取1978—2011年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财政支出、物价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税收负担量和税收弹性数据根据前述样本数据计算得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表4是对贵州省1978年以来的税收负担、税收弹性与经济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表4数据可以分别得到图1、图2。图1中每点分别代表每年度的名义税收负担水平。

1978—1994年为第一阶段：很明显可知在这一阶段贵州省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相对较高，变动幅度比较大。在1978—1982年区间税收负担呈不断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1.63%下降到1982年的9.98%，降了1.65个百分点。从1982年到1991年的13.94%，税收负担迅速上升了3.96个百分点。这两个年段与我国的两步利改税政策①是相适应的。1991年到1994年，4年间税收负担下降了9.03个百分点，这与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也是相适应的。

再从税收弹性来看，1978—1994年这17年中，有8年的税收弹性都是大于1的，分别是1981年（1.12），1983年（1.52），1985年（2.17），1986年（1.29），1987年（1.32），1989年（1.50），1990年（1.65），1991年（1.22），说明这8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都快于经济增长率。其中1983年和1985年的税收弹性可以分别反映当年的两步利改税政策，这引起税收收入的增加，使税收负担出现变动，税收弹性就会大于1。而1989年到1992年这3年的税收弹性突然上升，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物价普遍上涨，存在较高通货膨胀率相关。

1995—2011年为第二阶段。相比之下这一阶段贵州省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较低，变动幅度也不大。从1995年的4.79%到2002年的7.14%，税收负担水平连续8年递增，增幅为2.35%。这主要是因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从而使得税收负担水平逐年上升。但从2003年到2006年间，税收负担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开始，税收负担水平又逐渐升高，到2011年时已达到了9.1%的水平。

从税收弹性来看，17个年份中，共有12个年份的税收弹性大于1。特别是在1999年，税收弹性竟高达4.186。这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力整顿税收秩序，清理违规减免税和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使税收收入突然大幅度增加。除此之外，2008年的税收弹性从0.984突然上升到2009年的1.98，大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的现象也特别引人注意。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贵州省虽深处中国内陆，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影响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来讲，贵州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欠发达省份，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基础建设方面与其他省份仍有着巨大差距，虽然中央每年的财政转移支付比较多，却也急需税收收入较快的增长来保证庞大的政府开支。但长期以来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趋势的背离，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贵州省税收负担水平的计量分析

下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贵州省1978—2011年的税收负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定义为：两个变量X、Y之间，假如在包含了X、Y过去信息的条件下，X变量有助于解释Y变量的未来变化，则可以认为X变量是引致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得出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为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双向因果关系和互相独立。

下面通过检验贵州省税收变动同GDP变动、财政支出的双向因果关系。表8为检验结果。

从表8的结果可以知道，滞后3阶和4阶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在滞后1阶和2阶的情况下，税收收入是引起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GDP不是税收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财政支出是税收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税收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贵州省税收收入的变化对GDP的变化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对税收收入的变化仅有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即税收收入的变化可以推导出GDP的变化，而GDP的变化无法推导出税收收入的变化；财政支出的变化可推导出税收收入的变化，而税收收入的变化无法推导出财政支出的变化。

三、相关检验结果的解释

从图1中看出，贵州省两个时间阶段的税收负担均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趋势；从图2中可以知道，税收收入同经济增长之间几乎是同步变化；而图3则反映了取对数后的人均税收、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的趋势是大致相同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个西南三省一市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排名都比较靠前。2011年四川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7.3%，排全国第17位；云南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9.9%，排全国第4位；重庆市的宏观税收负担为8.8%，排全国第10位；贵州省的宏观税收负担为9.1%，排全国第6位，这就显然与贵州省GDP总量的全国排名不相匹配。

从长期均衡方程，即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量来看，税收收入和GDP、财政支出同方向变动。GDP若变动1%，税收收入则会相应变动0.2738%；财政支出若变动1%，税收收入则会变动0.5394%，可以看出GDP的长期弹性小于财政支出的长期弹性。再从短期均衡方程来看，税收收入对GDP的短期弹性为-0.026，说明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的变动方向不一致。税收收入对财政支出的短期弹性是0.599，大于它的长期弹性，同时也说明短期变动和长期变动方向一致。另外ECM项的系数为-0.255，说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不太明显。

最后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来看，税收收入对GDP总量变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GDP对税收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反作用，表明贵州省利用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会很有成效。除此之外，财政支出变动对税收收入变动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而税收收入变动对财政支变动没有显著影响，明贵州省仍遵循“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这说明贵州省的税收工作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同时必须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脚步。

四、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收水平，税收来源于经济。这就需要调整贵州的产业结构，扩大省内可纳税GDP的范围。贵州省的第三产业发展十分缓慢，对GDP的贡献率极低，工业又处于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低下的状态，要克服这些薄弱环节就必须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科技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强有力的支柱税源，最终使GDP和税收形成健康合理的相互促进机制。近年来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但经济发展的起点低、质量低，效益不高，需要重点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目的，改善和优化税源。在宏观层面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层面考虑政策取向，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微观上需要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由于贵州省地处西南内陆又属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行政管理方法比较混乱，执行能力也比较低下，这就导致偷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除此以外，由于管理部门的“乱作为”，税外收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且总量庞大，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加强税收征管和严格执法的同时要继续推进税费改革，清理各项不合理收费，公平税收负担，完善税制。

【参考文献】

[1] 侯梦蟾.税收经济学导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0.

[2] 戴生雷.试论税收弹性与宏观税收负担的数量关系[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1）.

[3] 陈共.财政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79.

[4] 樊丽明，李齐云，陈东.政府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08.

[5] 峻岭.“减税”正当时[J].上海企业，2012（1）.

[6] 安体富，杨文利，石恩祥.税收负担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