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领域道德问题的衍生及治理对策

摘 要：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国当前最基本的制度。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急剧变迁、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理论的偏失、市场经济一些制度建立的时滞性、市场经济制度激励结构的不完善等是造成伦理冲突和道德失范等各种突出道德问题的基本原因。而道德治理也需从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这一根本之处入手。当前，应特别注重从建立或完善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制度、企业诚信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社会责任投资制度、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推进突出道德问题的治理。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治理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099—05

当前，道德治理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道德治理是有序开展、分领域进行的。因为不同领域中的道德问题是不同的，因而针对不同领域道德问题的治理策略也是有差别的。本文重点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探讨导致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衍生的原因及其治理策略。

一、制度变迁理论与分析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部分构成。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制度变迁的目的是打破不合理、无效率的制度，建立合理而富有效率的制度。合理而富有效率的制度至少应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激励；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内在潜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与释放。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关于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但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当前我国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及其治理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引发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不断产生的深刻原因，而治理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也要从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这一根本之处入手。

二、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衍生

我国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呈现出由一种封闭型制度向开放型制度两种异质性制

度急剧替代的特点，这一急剧替代的过程是造成伦理冲突、道德不适和道德失范的基本原因。

1.市场经济制度的急剧性变迁使既有的道德处于适应和调整过程之中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个体利益无法得到凸显和承认，国家利益就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个人利益的代表，集体主义道德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必然和现实的要求。那时，社会道德可以顺利承继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而整个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几乎统一化、重叠化）都以集体主义作为基本理念，并在实践中得到自上而下的弘扬和遵循，人们的思想观念高度统一，社会风气和道德素养确实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制度超越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逐步暴露出弊端而成为一种不合理、无效率的制度，它对人们的行为难以产生有效激励而被人们抛弃，制度变迁已成必然。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关制度的建立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但由于这一制度变迁是一个急速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异质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市场经济的大潮不仅冲垮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也使民众无从判断，旧的道德被打破，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道德尚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活动方式，它以承认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差别为前提，竞争性与功利性是它的主要特征，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是它统摄与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则与尺度。这种竞争性与功利性的市场制度以及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就难免会诱发人们恶劣的贪欲膨胀。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其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具有滞后性，市场机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态似乎格格不入，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也在市场经济中受到重创。正像诺斯所说的：“正式规则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例如通过革命的方式），而非正式约束的变化要缓慢得多。”②因而道德文化及精神生态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的建立更是如此。

2.市场经济制度的某些偏失是道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建立立足于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假设：一是最大化假设，即人是经济人，利己的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在追求效益或者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完全信息假设，即经济主体都具有获取经济互动所需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三是完全理性假设，即经济主体都具有对所有信息进行充分分析和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四是市场秩序假设，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并基本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相关制度已经完善且既定不变。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30多年的历史来看，整个市场机制的发展在前期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轨迹。如贯彻执行了二三十年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和片面追求GDP的方针和政策，几乎是“最大化假设”在宏观经济制度中的反映。另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行了修正，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市场主体为了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已经达到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畸形程度却未受到及时惩罚。再如当前诚信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诚信制度、社会监督体制的缺乏，而这正是“完全信息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市场理念的缩影。但现实中往往是“信息不对称”，因而机会主义行为不断增加，失信行为并未付出较大成本，为盲目自利等畸形行为提供了生成土壤，并侵蚀了道德等诸多社会领域。道德问题的产生可以说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沿袭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市场经济制度执行过程的偏失有极大关联。

3.市场经济某些制度建立的时滞性为机会主义等不道德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

戴维斯、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的时候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各种时滞性，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种类型：一是认知和组织时滞，即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级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二是发明时滞，即内化外部利润的制度设计所需要的时间；三是菜单选择时滞，即从备选方案清单中搜寻并选定一个能满足初级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所需的时间；四是启动时滞，即可行的最佳安排和开始实际运行之间存在的时滞。由于这些不同类型时滞的制约，制度变迁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遵循渐进的逻辑缓慢地发生。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才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了解的过程，因而一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制度的建立必然存在各种时滞。如政企分开制度的时滞、产权制度改革的时滞、全面的征信制度的时滞、生态环境立法与执法和惩罚制度的时滞、干部政绩生态考核制度的时滞等。这些制度建立的时滞为一些机会主义等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实际上，“搭便车”、、权钱交易、食品安全等道德问题滋生和蔓延的领域，恰恰是制度建设不到位，或者是制度体系不完善所造成的“空场”所致，进而致使一些不道德行为有机可乘。

4.市场经济制度激励的不足加剧了道德问题的蔓延

诺斯曾经说过：制度决定着那个市场的激励结构；如果激励有利于盗版，那么盗版就会盛行。③从激励结构角度解释如何实现国家有效治理问题，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丰厚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公民、大众或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与优质服务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和事业。从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就是把这个简单规则通过法律、制度和程序落到实处，使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之间形成正向的积极互动。正是因为个体所面对的激励结构激励和约束着他的行为，因而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若一个国家乃至各行各业形成好的激励结构共同作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激励生态。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之路或多或少地承继了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激励结构偏失，因此市场主体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和规制。而当一系列不当逐利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约束、高尚的道德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奖赏和激励时，道德问题的蔓延就势在必然。例如，当前我国经济制度在食品安全保证机制、慈善行为规范制度和社会征信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都很不完善，这也为道德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正像诺斯所说的，社会制度安排若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伦理规范的要求，两者不能契合，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最终人们自然会听从外部利益的召唤，选择不道德的行为，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不断恶化。以诚信为例，利益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道德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即失信行为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约束和惩戒时，利益主体选择失信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如果市场诚信制度比较完善、奖惩得当的话，道德缺失者在失信、守信的市场“博弈”中深切体会到失信带来的风险和巨大成本，他们就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失信的行为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外在的强制性制度规范和成本衡量教会市场主体选择诚信行为。

三、通过制度建设推进道德治理的对策

诺斯曾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因素。”④但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只有在强有力的制度环境中才能成长起来。从上述导致突出道德问题衍生根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唯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给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有效的激励和严格的约束，经济领域中的突出道德问题才会得到彻底根治，良好的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1.建构明晰的产权制度，给人们提供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基本规则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表明，中世纪以来对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⑤该精辟观点表明，只有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产权制度，在中国社会内部才能生长发育出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体系所需要的道德才能形成。关于产权，诺斯以为，它“包括规定了所有权归属、使用、收入权的财产权，以及资源和法律中提到的各种资产转让权”⑥。产权也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产权制度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公共的和民有的（或私有的）。一般说来，明晰而得到保护的产权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给人们提供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说，不明确界定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人们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收益，必然只作最少次博弈的打算。因而背信弃义、坑蒙拐骗甚至暴力抢劫，都有可能成为他最经济的行为选择，并给他带来眼前的最大利益。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不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产权制度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只有当私有财产权能够为人们提供稳定的未来预期收入时，财产所有者才不会选择那些缺乏远见和背信弃义的短期行为。由此可见，建构对不同产权的明确界定和保护制度，是诚信等美德生成的经济基础。我国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充分的社会信用供给，就必须从宪法上宣布对合法获得的私有财产给予严格保护，并以《民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加以具体落实。此外，要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如此，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美德才能够生长起来。

2.不断完善自由竞争制度，有效运用市场力量来扬善抑恶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最具深远影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揭示了市场竞争制度推动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的奥秘。“看不见的手”的深刻含义是，“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⑦。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自由竞争概念加以诠释，所以自由竞争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自由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自由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求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自由竞争活动本身也就成为市场主体的价值诉求。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面，垄断带来的危害是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服务质量下降，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突出道德问题。而反对垄断和倡导自由竞争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因此，排除不正当竞争、规制垄断、打击商业欺诈等行为，是在限制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体的真正的自由，应把“优胜劣汰”的决定权交给消费者。当然自由竞争除了基本制度设计的保障外，还源于市场环境无形的建构，这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3.建构诚信法和诚信制度体系，对失信行为予以强力规制

目前，中国出现的各种违背诚信规则的行为和现象，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对社会道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因此，对诚信的一些具体规范进行立法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诚信治理的有效措施。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实践值得我国借鉴。美国是世界上诚信管理相关法律最为健全的国家，很多发达国家的诚信管理相关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工作都曾借鉴美国的法律和立法经验。美国正在实施的与诚信管理有关的法律有16部，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揭露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借贷法》和《信用修复机构法》等。此外，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必须有发达健全的诚信中介机构作为组织和制度保障，因此要建立企业信用服务机构和为企业融资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以有力促进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还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使失信者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惨重代价。总之，只有诚信法律和诚信制度真正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才能迫使市场主体遵守诚信，进而避免各种各样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4.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揭露违法违德者的恶劣行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可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责主要有：保障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督企业的环境污染和保障环境安全、制止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为此，政府要做到：一是制定相应的全国或地方的行业法规，建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责任制，做到依法监管，各负其责。二是制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例如，在食品和药品行业，既要支持技术创新，也要坚持依法创新。这是因为，在法制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绝不是科技自然价值的简单释放，科技创新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技术创新必须坚守安全底线，新原料、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和推广，食品药品无论是应用于生产领域还是应用于安全监管领域，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确定更高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三是定期公布黑名单，依法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处罚，对危害重大的企业要予以注销，让责任人受到重罚。四是充分发挥新闻舆论、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管体系，使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及时得到曝光和披露，以促进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有德公民。

5.建立社会责任投资制度体系，引领企业追求高尚的社会价值目标

近年来，社会责任投资在海外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概念并得以广泛运用。它是指投资者在超出传统的盈利和财务指标的范围内，积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通过对企业履行经济、环境、社会等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评价，排除那些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不佳的公司，从而最终作出投资决策。社会责任投资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持续性、遵守法律、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伦理性标准为基础，评价并选择企业进行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是被投资的企业应当在获利的同时行善。因为社会责任投资者相信，通过把对社会、环境、人权等议题的道德关切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就能够创造一个珍视和拥护人类尊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是社会责任投资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责任投资作为一种新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在伦理方面对企业提出了如下新要求：一是在责任对象上，要求企业从向单一主体负责转变为向多重主体负责；二是在价值目标上，要求企业从追求单一价值目标转向追求多重价值目标；三是在自然资源分配上，要求企业转向重视多重社会公平；四是在企业信息上，要求企业从企业信息独占转变为企业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正是这些转变，使得美国在投资对象的选择方面，从事酒精、烟草、核动力、武器生产的一些企业被投资者剔除在投资范围之外，环境污染、雇员歧视或性别歧视、不尊重人权、诚信缺失等道德表现低劣的企业更是被投资者所抛弃。而那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能够获得投资者青睐，也是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社会责任投资通过外部投资市场竞争的压力启动企业自我约束的内部动力（包括管理层以及股东）来实现对提升企业伦理的引领作用。这为我们当前的道德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6.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完善引领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圣雄甘地面对苦难的印度，尖锐指出毁灭人类的有“七宗罪”，其中之一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也曾告诫说，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政策，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那么，如何让企业家的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以避免经济领域中的恶性事件反复循环发生呢？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治理具有重大启示。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既被看做是一种规范制度，又被看做是一种世界观，由它支配、解释信念并赋予合法性。意识形态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文化传统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社会的正式制度运行需要通过伦理道德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来克服“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行的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制度既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亦具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传统文化中“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有礼”的商业伦理精神与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守法经营、诚实守信规则是契合的，但其权力本位的人治传统与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民主法治是直接冲突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扩大两者的契合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尽量缩小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尤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文化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因此，把正式制度规则与伦理规范和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又凸显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激励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对当前经济领域各种道德问题进行治理应采取的重要举措。此外，也可对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定期开展企业伦理培训，以文化力引领企业家作合格的企业公民。

注释

①②④[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226、48、51页。

③⑥[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杨瑞龙、郑江淮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53页。

⑤[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⑦[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