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

[摘 要] 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探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自由时间理论在其自由观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对马克思自由时间观的研究，首先对自由时间做了较准确地界定。从新的视角概括出自由时间伸缩性、二维性和现代性标志的这一性质。进而从生产场域、制度化和超制度化三个维度来分析占夺自由时间博弈的战场，得出随制度化到超制度化，自由时间由出现、发展到最终消逝的结论。

[关键词] 自由时间；资本；制度化；超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F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31-2

时间，这一抓不住摸不着的抽象存在，历来成为人类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人们往往用“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来形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点，即它的一维性。但是当“自由”和“时间”紧密结合起来，时间似乎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它可以放慢步伐或者加快速度，向后倒退抑或转瞬即逝。然而，它也容易被掌控，被绑架和侵占。

一、自由时间的界定

（一）马克思的基本自由时间观。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源自于他对社会时间的研究。社会时间相对于自然时间而言，是时间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组成部分。自然时间是指地球匀速永恒的运转时间，而社会时间是人化的时间，即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时间概念，实践（尤其是劳动）是社会时间产生的根源。按照是否劳动为标准，社会时间便可以分为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是指为维持人自身生存和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时间。非劳动时间相对于劳动时间而存在，是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有非自由支配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组成。至此，自由时间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理论的结构之中。

非自由支配时间是人作为生物而必须具备的时间，主要指用于人的吃饭、睡眠等时间。自由时间无须受自然规律等外在规律所限制，包括闲暇时间和个体自由发展时间，具体指“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马克思的一切理论都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时间是人自由发展存在的形式，是人用于追求个人自由发展并最终达到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社会时间。

（二）自由时间的特点和性质

1.伸缩性。在非劳动时间范畴中，非可自由支配时间是受人的生存规律所支配而必须的，相对稳固不变；而自由时间如橡皮筋一样具有弹性，并且它的有无、长短并不影响人类基本的生存。因为这个特点，“无个性”的人往往忽视了自由时间的重要性，以至于当自己明明拥有自由时间时却毫无意识，甚至被他人盗窃了也全然无知。

不仅自由时间具有伸缩性，劳动时间也同样具有这个特点。随着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时间也相应的减少。劳动时间的缩短为自由时间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所以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如跷跷板式的此消彼长着。自由时间的延长，使人们有更多的富余时间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比如科技发明、文学艺术创新等等，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减少了劳动时间的量。正是因为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才给予贪婪者以可乘之机，才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时间的非正义掠夺和侵占。

2.二维性。闲暇时间和发展时间是自由时间内在的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个体从事较高级的活动，而后者用于娱乐、消遣等活动。由于两个维度之间内容的差异性，便容易导致相应的两种价值取向，即消费主义和生产主义。消费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时间观，总是伴随着懒散、散漫等倾向。相反的是，生产主义是一种高层次的对社会完全有益的时间观，个体将这部分时间用来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各方面能力，间接的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个人的自由时间贡献给社会，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自觉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而自由时间虽然是一块宝，但利用不当，它就如一根稻草。

3.现代性的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时间不断延长和增加的过程正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是现代性的一种标志。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是每个人的发展，而个人发展所花费的时间主要是自由时间，因此自由时间的增多自然表明社会在发展。闲暇时间的延长，以及闲暇时间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是现代性的标志或者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个体合理支配自由时间，尤其是闲暇时间，抛弃丑恶腐朽的生活方式，成为极具现代性的文明人，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二、侵占自由时间的战场

（一）生产场域的维度

自由时间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从劳动时间中抽离出来的，并且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二者之间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相互动态的变化关系之中，于是在生产场域的战场中，人类将占有自由时间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劳动时间，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自由支配时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恰是机器化大工业时期，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理应也相应的增多，从理论上说人类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量应当大大多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而，由于贪婪的资本家对于资本的无限制追求，他们毫不留情地绑架工人的肉体和时间，包括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甚至是吃饭、休息的时间，来填补他们欲望的沟壑。马克思置身于生产的领域之中，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既是工人用来再生产劳动力所花费的时间，即为自己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是工人被压迫的用于附加劳动的自由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即为资本家无偿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试图延长剩余价值时间，便千方百计的在工人的工作日上下功夫。第一个方法便是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但是由于受到工人体力等生理因素的客观限制和道德的舆论压力和法律的强压，资本家逐渐地摈弃这种方法，而倾向于第二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试图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则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就需要先进生产工具的发明、科技的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者素质的提高，这一系列由资本的欲望引起的社会进步，尽管不是资本家的本意，但的确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暂且不揭示资本家丑陋的本质，他客观上确实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更应归功于那些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被捆锁在生产线上，被霸占了自由时间的工人群体。

（二）制度化的维度

社会时间形成的标志便是时间成为制度，因而从属于社会时间的自由时间也相应的成为一种制度。在具体的某一制度下，时间总是被打上了制度的烙印，被制度所规定和定格。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掌控着游戏规则，工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时间来换取劳动报酬。无论工作时间定为8小时制还是多小时制，时间总是被制度固化得看似允理惬情，实则荒诞无稽。当时间成为一种制度又进而导致了自由时间的分裂，即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裂。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看似自由，实际上仅是拥有自由时间的所有权，而使用权却被资本家“顺理成章”的占有。为了使这种“制度化的时间”更加制度化、合理化，唯一的办法便是让当下的制度土崩瓦解，打破制度场域下的旧有关系，用新制度取而代之。

任何场域总是与惯习密切联系着，惯习是在该场域中被社会化了的一种主观性。布迪厄以阶级为例：“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许多人的惯习具有结构上的亲和（structural affinity），无需借助任何集体性的‘意图’或是自觉意识，更不用说（相互勾结的）‘图谋’了，便能产生出客观上步调一致、方向统一的实践活动来。”运用这个思想，社会制度领域的战场上，特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战场上，有觉悟的工人们必然会自发地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这种制度，与资本家展开博弈。这两大对抗群体，在各方面的显著差异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在财富占有量上，而财富差距的基础是自由时间占有量的不同，自由时间占有量的差异归因于自由时间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裂，而自由时间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裂又根源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自由时间生产者和自由时间无偿占有者之间的对立。尽管先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的力量控制着资本对无产阶级自由时间的占有量，缓和了一定的矛盾，但是解决不了其内在的根本矛盾。追根溯源，只有用一种新的制度来规定当前时间的制度化，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贫穷受压迫的工人们只有联合起来形成阶级，共同反抗“不劳动阶级”的压迫，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占夺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

（三）超制度化的维度

现代社会中，资本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其势力从未减弱。随着时间的脉络往前推进，现代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最终进入到超制度化时代，导致时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由分裂转向统一。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是自由时间由逐步发展到最终消逝的过程。

这从两个层面加以阐释：第一，后现代社会科技、信息、金融等各方面的发展，资本全球化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资本无孔不入，其力量强大到超乎想象，它可以抽离自由时间的所有权，使得自由时间无所谓所有权和使用权之分，也就意味着二者的统一。或许归行动者拥有，但更多的必然是归资本所有。第二，由于后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信息条件，人们的工作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逐渐融合，自由时间无形的消失。行动者不必再受工作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在办公室、家里、或者咖啡馆，工作的自由性很强，工作与闲暇和自由相统一。行动者看似自由，却无时不刻无处不在需要劳动，为资本而牺牲时间。从这一点看，自由时间也逐渐消失，这即使超现代的真实。必须指出的是，这背后的根本动因仍是资本，只有资本。自由时间的消失源自于资本的全球化席卷的结果。因此，欲真正实现超制度化，最终途径唯有超越资本。唯有超越资本，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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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琦琳（1990-）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