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的道德观

欧美生态文学及其批评的影响，生态文学在中国也热起来了。

生态文学将目光扩大到整个地球生物圈，让自然重新回到人类的阅读和生活体验，进一步确证生态的伦理，建立生态的价值体系。此刻，人的思维和认知必须要脱开“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方能获得对于生态的真正有意义的观察和理解。

生态伦理之一种，就是人考虑问题老是从人类的自我利益出发，或者从人类的发展、尊严和人的特殊于其它自然物的所谓“能力”出发，来权衡利弊，进行生态考虑。他们也提倡环境保护，打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幌子，不过潜在的立场还是首先为人类着想，将自然作为对立于人的“他者”。就像美国作家E・B・怀特所言：“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于聪明。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使之屈服。”这种理念在本质上与真正的生态伦理相违背。真的生态伦理，应该是“生命主义”的，它把大自然及动植物置于和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来考量，每一种生命的存在都体现了造物主的美意，都有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人类只是地球庞大生物圈中的一员，人类不是处在中心的、发号施令的地位，人类担当不了创造、保护和救赎的职责，人类要做的，是克制和收敛自己“征服自然”的野心、欲望，不去侵扰其它生命的合法存在。这种生态伦理被称为是“大地的伦理”。

“大地伦理”的确立，需要人们从内心深处消除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和行为，树立一种谦卑的姿态，尊重造物主的法则，与世间万物达成和解。这不仅是爱心、责任和良知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内心里没有形成对于生态的生命主义信仰，那么，他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对动植物的态度，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限的。有什么样的内心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外界生态。世界上的恶，不义，非人道，破坏，攫取，剥夺，虐杀等等，难道不都是从人的内心里生出来的？我们有责任用美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所谓的“内部经验”，去感触自然的痛苦，抚摸动植物的伤口，深入认知生物圈的共生关系，培养自己的内心生态的圆满境界。

对于文学而言，任务就更加重大。在中国古代文学里，我们尚且能看到“斧斤以时入山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的警句，能看到“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的人道风范，能看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惊叹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怡然，能看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物我两忘之境界，何况今天，人类所面对的生态世界早已是充满危机，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在国外，无论俄罗斯、北欧还是美国，优秀生态文学给我们的启示和净化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那些优秀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在尽量克制着人类的骄横与偏见，具备一颗“生态之心”。

其一，敬畏之心。

欧美生态文学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对造物自然有一颗敬畏之心。在基督教神学里，世界万物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大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均为上帝所造，上帝才是自然的主人。人同样作为上帝的所造物，不是在自然之外，更不是居于自然生物圈之上，人同样“处在造物之中”。造物自然归上帝所有，因此，人就无权为所欲为地攫取自然、剥夺生命，相反，人对自然要有敬畏，小心遵守与上帝的立约，做好万物看护者的角色，并“只能通过使世界完美才能完善自身”。

这一思想根深蒂固地贯穿在欧美生态文学之中。我们看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普里什文的《鸟儿不惊的地方》《大自然的日历》，就会深切感觉到他们的“神灵启示下的文学”与我们国内那些喊着环保的文学有何不同。如果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宣教基督教“造物自然归谁所有”的同时，更多的是披露人类工业活动和化学物品对自然和生物链的严重戕害，以“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观点”开启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那么，俄罗斯“伟大的牧神” 普里什文的文字，则更加渗透着一种天命意识，一种敬畏的气息。这位生活在苏联革命年代的农艺师，对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和老师，在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森林浆果、水滴的呼吸中，“激发起了对人类秘密的神圣敬仰”。

其二，对话之心。

人不光和人对话，人还要与自然对话。人与自然的对话体现了人处在“造物之中”的谦卑姿态，更是人的生命感觉向另一世界的诗意抒发，它会达到一种移情和通感，开启生态诗学的美妙门扉。甚至可以这样讲，不晓得与自然对话的人，不光写不好生态文学，连其他的文学也写不好。

海明威小说善于塑造“硬汉”形象，《老人与海》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圣地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的故事，他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连同他梦见的金色沙滩上那个强有力的狮子，让无数读者受到鼓舞。不过，《老人与海》也可以从生态诗学的角度来解读。圣地亚哥是有一把硬骨头，饱经沧桑，性格却不服输，像渔船上的钓索一样结实坚韧。不过，他的出海捕鱼，绝不是为了要征服自然，要战天斗地与海洋过不去，而完全是为了养活自己，这跟羊要吃草、狼要吃肉一样，本质上属于不破坏生物圈的生态行为。而且我们发现，老人也将自己当作是这海洋生物链中谦卑的一员。他将海洋看做仁慈美丽的女性，“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莫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由不得自己。”他替海龟伤心，看到海面上的小燕鸥找不到食物，他就替鸟儿伤心，觉得“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艰难”。老人和他的船被一条1500磅重、18英尺长的马林鱼在大海上拖着走了两天两夜，人跟鱼体力不断消耗，疲惫之极，在大海的夜空里抚慰他的，除了回忆往事，就是和那条企图搞垮他的庞然大鱼说话。他把兜圈子的鱼称为他的兄弟，沉着，惊人，崇高，是好样的，“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不难看出，圣地亚哥是把海洋及其生物当作有知的生命来对待的，他理解它们的处境，尊重一条鱼作为鱼的“鱼格”、灵性及尊严。同样也因为一个渔夫的尊严，他必须捕获那条鱼。

其三，回归与和解之心。

“让我们如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地过上一天吧，别因坚果壳和掉在铁轨上的蚊虫翅膀而脱离轨道。……任他人来来往往，让晨钟敲响，让孩子们娇啼吧――下定决心，我们要过好每一天。”美国作家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是唤醒人类回归与和解之心的天籁注本。梭罗跟他的朋友爱默生一样，有深深的“超验主义”情结，他回归自然，并不是为了做什么隐士，世外高人，他只想 “如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地过上一天”，让生活“简单些，再简单些”。因此，他在瓦尔登湖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劳动，自谋生计。他在屋边的两英亩半沙地上，种上蚕豆、土豆、玉米，萝卜，还兼做测量工、木工，吃自产的粮食，挣伙食费，学会烘烤面包和糯糕，到湖里钓鱼，推着小车去林中采集葡萄和坚果。他在他的书中翔实记载劳动的各种细节，每一笔收入、开支，以及生活食谱。他说：“要获取一个人必不可少的食物并不费事；一个人肯定可以和动物一样吃得简简单单，却仍然保持着健康和体力。”更多的余闲，他便是做自然学家的记录工作，或者是美学家的趣味和哲学家的沉思。梭罗的文字既是有严谨生物学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美清新的文学与思想随笔。

如果说一个人要回归自然，却不能自食其力，那么这种回归就只是一种“寄生性的回归”，进一步，即使他的回归有勤苦劳作的影子，却不懂得与同样勤苦劳作的自然界达成和解，那么，他也无法舒缓与自然界的紧张关系，甚至会因为自身所需而严重威胁其他生物的合法存在，造成生态危机。今天，当蜗居在钢筋水泥的建筑群里、被尘世喧嚣弄得头昏脑胀的我们，面对梭罗的世界，不能不感到惭愧，也不能不感到神往。自然是生命的原点，也是终点，有些美丽的地方可能回不去了，瓦尔登湖只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好在人心是最重要的，只要拥有一颗干净、澄明的心，世界就是我们的瓦尔登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