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蔬菜供应,政府该做些什么?

加大对农副产品从产地到餐桌整个流程的监控，提高产业信息化建设水平，增加监管透明度，是降低食品安全隐患主要的途径和手段

最近一段时期，蔬菜价格大幅而频繁地波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飞涨的菜价让市民难以承受，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低至8分钱一斤的卷心菜价格，又夺走了一位菜农鲜活的生命。我们不禁要问，蔬菜的产、运、销各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蔬菜价格急涨急跌究竟是谁惹的祸?大幅度、高频率地价格波动，恐怕这其中就有政府干预不当的因素。如何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调起来，共同为创造良好的蔬菜生产、流通环境服务，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蔬菜流通体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

从终端入手考察蔬菜的产业链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的蔬菜基本处于“自给自足加自产自销”状态，需要从市场购买蔬菜的主要是城市居民。这就决定了蔬菜流通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也决定了蔬菜流通体系的任务主要是实现“三个保障”：保障城市供应，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应急需要。保障城市供应，就是保障城市蔬菜的日常供给和价格稳定；保障食品安全，就是保障城市居民吃到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放心菜；保障应急需要，就是保障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城市蔬菜供给。目前，蔬菜流通体系在产销两地以蔬菜批发市场作为核心组织形式，例如产地山东寿光的蔬菜批发市场直接与北京的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对接，经过菜贩的长途运输，最终进入城市中广泛存在着农贸市场、菜市场、早晚市等多级零售市场。这种“大车变小车，小车变板车”的流通方式实际上扮演着集中菜源，按需分销的重要作用，基本符合中国传统的小衣生产方式和注重生鲜食品的生活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短期内恐难有实质性改变。

蔬菜产业链从田间地头到零售终端尽管信息并不完全对称，但竞争是比较充分的，基本没有进入壁垒，也就不存在暴利的可能。山东卷心菜价格8分钱一斤，经媒体曝光无人不知。从将分散种植的卷心菜集中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再贩运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再分散到北京大小菜市场和超市，卖到8角钱一斤，看似上涨了10倍，但由于地头菜价基数较低，城市零售终端的菜价其实是合理的。城市居民所付出的菜价，是由从零售终端上溯到田间地头甚至育种专家各个环节共同分配的，再加上需要交纳各种名目的税费，实际进入菜农、菜贩口袋的利润是十分微薄的。那么为什么面对媒体“暴利”的指责，蔬菜产、运、销各环节的从业者都保持沉默呢?这是因为他们普遍处于“弱势加弱智”的状态――“弱势”是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分散的衣户，属于弱势群体；“弱智”是说他们中较少高端从业者，在市场中缺乏群体效应，也没有话语权。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价格波动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加之目前我国经济通胀压力加剧，CPI屡创新高，“控通胀”成为宏观调控首要目标。食品在CPI构成中占比最大同时涨幅最大，更是成为政府行政干预的重点。而政府频频出手干预，导致蔬菜价格波动频率加快，波动幅度加大，波动周期缩短，使得蔬菜产业链从业者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处于“两头哭，中间欲哭无泪”的尴尬境地，而绝非是许多专家和媒体所说的“两头哭中间笑”。

按照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健康的产业链，处于首尾两端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应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中间环节的利润率相对来说较低。而目前我国蔬菜产业链的利润率曲线却是一个“跷跷板”型：当城市零售终端菜价大幅度上升时，政府部门就往下“踩”销售价格，其结果就是销售价格下跌，进而带动蔬菜收购价格下跌，菜农生产积极性降低，蔬菜供给减少。而这又将导致蔬菜变得相对稀缺，收购价格上升。农民按照价格信号的指引增加供给的同时，政府再“踩”生产环节的“翘翘板”，收购价格下跌之后，加上运输成本、分销成本的销售价格又变得相对较高，再次引来政府的干预。这样周而复始，呈现出明显的发散蛛网形态。由于农民增加供给和政府打压收购价格往往同时发生，就使得政府的调控变为“顺价格波动周期”调控，从而加剧了价格波动幅度。

与此同时，蔬菜的运输和终端销售环节也存在自身的问题。由于同等货物的运输成本大体相同，而蔬菜的价值较低，且运输途中的消耗较大，蔬菜运输者只能靠提高加价率来获取平均收益。一旦政府控制蔬菜运输成本，无利可图的蔬菜运输者将会退出市场，造成蔬菜产业链断裂。这时，菜价下跌的风险只能由菜农承担，而菜价上升的成本则转嫁给城市居民。此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蔬菜产业链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在“农(农贸市场)改超(超市)”、“农超对接”的拉动下，摊位费等成本大幅上升，进一步推高了蔬菜的销售价格。

保障蔬菜产业健康发展政府大有可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产销两地批发市场对接为中心的蔬菜流通体系是目前中国的蔬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虽然蔬菜产业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仍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亟待改善。特别是，蔬菜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了保障民生，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特征。这是市场化运行的蔬菜产、运、销环节无法保证的，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而是需要政府更加尊重市场，从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的角度出发，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首先，“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要落到实处。应建立市长菜篮子基金，并编制城市基本蔬菜的价格指数。当指数上涨超过警戒线时，利用基金给予城市低收入阶层补贴，提高他们的价格接受能力；当指数下跌超过警戒线时，则对蔬菜生产者予以补贴，保证菜农的基本收益。这种补助应该是“明补”而不是“暗补”：“明补”一方面可以传达政府对于价格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能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切实得到政府干预的益处，使“看得见的手”真正起到“帮扶之手”的作用。对一些大城市来说，依靠本地生产解决蔬菜供应是不切实际的，这就需要利用基金对外埠的蔬菜产地进行转移支付，弥补蔬菜产地的环境成本，保证其经济利益，从而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保障城市供应，保障食品安全。

第二，保障蔬菜应急需要也要借助市场手段。由于蔬菜的生产消费具有不易储存的特殊性，再加上南北方的气候差异较大，使得建立蔬菜储备机制并不可行。当雨雪灾害、地震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只能通过市场手段在外地组织货源来保障本地蔬菜供应。这也需要动用市长菜篮子基金来实现。

第三，借鉴粮食生产中的政府补贴制度，建立蔬菜生产的季节性补贴。由于蔬菜的生产易受季节影响又不易储存，导致蔬菜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很大。蔬菜生产季节性补助的建立也是城市反

哺农村的具体体现，将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将“绿色通道”制度落到实处，降低蔬菜运输成本。在高油价的背景下，菜贩为了维持日常运营只能将增加的运输成本转移给上游的菜农或者下游的消费者，否则只能选择退出市场。政府可通过减免过桥费、过路费等手段变相为菜贩提供补贴，降低他们的成本压力。需要强调的是，“绿色通道”应该是双向的：进城和出城都应该费用的减免，应避免“有来无回”的情况。针对蔬菜在运输途中损耗较大的情况，政府应投入一部分资金，对现有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加强批发市场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在保证蔬菜贩运者利益的同时，也减少了蔬菜质量的不稳定因素。

第五，建立实时、透明的蔬菜价格信息机制。蔬菜价格的急涨急跌与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的不通畅分不开。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本身就存在着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的信息不通畅问题。由于蔬菜的生产、运输和消费都是分散进行的，因此，蔬菜产业链的从业者普遍处于信息不充分的状态，盲目进行生产。而一旦得知某种蔬菜价格高企时，又会一窝蜂地进行种植，导致供给严重过剩。建立健全通畅的农产品信息系统是菜篮子工程的题中之意。政府应发挥蔬菜批发市场的作用，使其成为蔬菜价格，供应量等信息的中心，更好地指导农民进行蔬菜生产。

最后，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易方式，提升蔬菜流通渠道的运行效率。我们认为，蔬菜流通渠道和流通环节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流通渠道的运行与管理却存在问题。产销两地对接的批发市场作为蔬菜流通的主体形式应继续大力发展，城市零售终端仍以农贸市场为主要形式，“农改超”、“农超对接”作为流通的辅助形式可以适当发展，但零售业态的升级只能依靠市场自身的需求，不能强行人为推进。我们还呼吁应适当放开运行成本较低的蔬菜早晚市，并降低摊位费和各种管理费――在维护市容市貌的要求下，虽然农贸市场和早晚市的放开会带来城市管理成本的提升，但也将真正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综合管理水平。

蔬菜的产、运、销都是竞争相对充分的产业，其资源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人为的干预只能扰乱市场功能的发挥。如果政府频频出手干预菜价，我们担心下一个将会是猪肉价格重蹈覆辙。政府应当相信市场依靠市场，将注意力从市场决定的具体价格转移到市场运行的制度环境上来，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配合，共同创造良好的生产和流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