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伦敦:大英帝国的“罗马控”

灾难带来毁灭，亦带来新生，一如权力带来荣耀，亦带来堕落。那些步追永恒之城罗马的城市，为它的荣光所诱惑，也拜倒在它的浮华脚下。伦敦，大英帝国的首都，坚定的罗马控，究竟是找回了自信，还是迷失了自己？罗马会借伦敦之尸还魂吗？

当塞缪尔·佩皮斯不情愿地被女仆叫醒时，眼前还挂着几小时前寻欢作乐的残片。此时是1666年9月2日凌晨3点钟。往窗外简单地瞟了一眼后，佩皮斯判定“火离我们还很远”就倒身睡下了。同时，穿着睡衣的伦敦市长则对报火信的人粗鲁地喊道：“女人的一泡尿就能浇灭它！”

佩皮斯一直安睡到早晨7点。直到女仆跑过来报告火舌已经吞没整个鱼街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佩皮斯急往白厅觐见国王。一路上，他眼见“大火四处蔓延”，却“看不到有人设法扑灭它”。相反，“人人都在搬东西，仿佛全部向大火屈服”。

国王令佩皮斯找到市长，让他控制火情。在康宁街，佩皮斯终于见到了这位几小时前还宣称女人撒泡尿就能浇灭大火的人。他现在脖子上围着个手帕，“就像女人一样歇斯底里”。像所有的官员一样，市长在推卸完全部责任后，还不忘撒句谎，说 “他已经一夜没睡了”。佩皮斯则回家和客人“吃了一顿特别的午餐，过得很是愉快”，然后开始将细软打包，加入到早上看到的抢搬行列。两天后，当大火使佩皮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房子时，他 “和佩恩爵士挖一个洞，把一些红酒和帕尔马干酪放在里面”。

伦敦烧了吗？

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一轴荒唐长卷：一面是与大火争抢财物的市民、一面是安之若素的官员，但伦敦人对各种灾难早已司空见惯。1665年，瘟疫突袭英国，搬尸工每天挨家叫喊，当连叫几声无人应答时，他们会不请自入，将早已死绝的一家人装车，临走还不忘大肆搜掠一番。

死亡既然无所不在，人们自然也就图安自保。讽刺的是，此时正值英格兰国运日隆，港内船只鳞次栉比，街市商货充仞其间，但伦敦却有着与其地位完全不相匹配的外貌和气质。初来乍到者会迷失在纵横交错的狭巷中，在没膝的泥水里艰难跋涉，还要小心头上天屎降临。

而且这座城市的民众气量褊狭。每当灾难降临时，强烈的排外主义便在爱国口号下迅速升级。在大火尚未扑灭时，伦敦市民就急不可待地攻击所有出现在街道上的法国人——其中一名被当街痛殴，因为人们怀疑他携带燃烧弹，结果发现不过是一盒网球；另一名法国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他被殴打、逮捕、刑讯，尽管没找到任何证据，但为了安抚民众的激动情绪，他还是在欢呼声中被大卸八块。

17世纪的伦敦人就是这样随时处于担惊受怕之中，深怕某些外来事物会颠覆固有的生活，就像他们不愿拆除那些摇摇欲坠的木制建筑一样。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木制建筑，成了大火肆虐的最好温床。

“昔日伦敦今安在！”文学家约翰·伊夫林的慨叹恰好可以作为这幅惨景的绝佳道白。昔日伦敦确实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而新的、符合这个国家地位的首都将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凤凰再起

一场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通常会通过建造某种令人难忘的建筑物来画上休止符。对1666年的大火来说，这种建筑物是在原地修建的一座纪念碑。伦敦大火纪念碑，于1677年的9月2日举行揭幕仪式，以36.5英尺的绝对高度使周围所有建筑相形见绌。

纪念碑底座的三面展示的是伦敦大火和城市重建的情景，而别具寓意的西面则雕刻着象征“科学”、“自由”、“建筑”、“公正”和“刚毅”的男男女女，他们骄傲地展示着丰润的胸部和健美的胸肌，誓要从长着翅膀的时间老人手中将歇斯底里的美女伦敦打救出来。而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自然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画面上，国王本人身披古罗马长袍，故作千年前之形象，挥斥方遒一如奥古斯都。

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罗马帝国的崇尚，其意义乃是一种刻意的炫耀。而其炫耀对象，就是一水之隔的欧洲大陆。欧陆有而英国没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帝国”，确切地说是“罗马帝国”。尽管罗马帝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灭亡，但帝国的影子仍然覆盖整个欧洲。在大陆上，有一个自称神圣的罗马帝国，但长期的分崩离析早已使它成为一个笑柄。英国的真正对手乃是隔海相望的法国。

此时的法国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臻于鼎盛。路易以“太阳王”自诩，一个如此在乎威严的人，自然不会放过代表权力顶巅的罗马帝王作为模仿对象。长袍、桂冠还有改良版的铠甲和拖鞋不时被搬来运用，奥勒留的骑马雕像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巴黎广场上，只是换上了路易十四的面孔。一次宫廷舞会的最后一幕，路易十四扮演的太阳神阿波罗头戴桂冠、身穿凯撒甲胄，在九位缪斯的环绕之下高居云端，精心安排的灯光使他光芒万丈——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英国自然如鲠在喉。

两国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君主上。与巴黎相比，伦敦也是相形见绌。当伦敦从瘟疫和大火中艰难恢复之时，巴黎却在“太阳王”的雄心下大兴土木。为了使巴黎与绝对君主之气度相符，路易决定用大理石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仿佛奥古斯都已经重临人世。

伦敦大火纪念碑是一个高傲的回应，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必须浴火重生。克里斯托夫·雷恩——建筑师和大火纪念碑的设计者决定藉此彻底改造伦敦，就像他在书中写的那样：

建筑有其政治目的，公共建筑乃系国家饰物，构建国家，吸引民众和商业，使人爱自己的祖国……建筑的目标乃是永恒。

还有什么比仿效罗马更能构建出一个伟大的国家，更为永恒呢？但问题在于，雷恩从未去过罗马，他唯一去过的接近罗马的地方就是路易十四的巴黎。尽管参观过的地方乃是不折不扣的二手货，但是他却以对待真罗马的热情去构想计划。国王亦相信雷恩的构想有利于打造自己不亚于罗马帝国皇帝的君主形象，故让他放手一搏，去重建被大火焚毁的圣保罗教堂。

雷恩几乎独立打造了整个杰作，他用从未见过的古罗马万神殿作为样板，并宣称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将比万神殿更为壮观。

这是17世纪好大主义的巅峰之作，但迅速崛起的英国愿意买单。经过35年的构思和建造，叹为观止的圆顶终于完成。对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相当惊人，一位作家在1700年发现，尽管里面堆满了石料和木料，但工人们却“没有用手擦拭汗水，大多数是在吹指甲”，角落里则有“十个人忙碌地做着两个人的工”。

1707年，圣保罗大教堂整体结构完工，这期间，英国经历了三任国王、两次战争和一次光荣革命，几乎耗干了所有人的耐心，但它的雄伟的外貌也引起了所有人的赞叹，使英国在罗马控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同年5月1日在这所教堂内举行的一场典礼，更使英国像罗马一样踏上帝国之途。

这一天，大教堂里挤满了为苏格兰和英格兰结合感恩的人，赞礼官高声宣布两个王国的结合：“英格兰与苏格兰王国……自此划归为一，称大不列颠”。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国家——大英帝国的诞生，只是它还没有使用“帝国”这个词来修饰自己。

欢呼声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忘记了大英帝国诞生背后的悲惨故事，忘记了在柯兰格高地，英格兰的士兵是如何屠杀了不愿臣服的麦克当纳一族，几岁的婴儿和被刺穿肚子的妇女在雪地里冻死——帝国的祭坛上总是需要牺牲。

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典礼中吊钟奏响的音乐，乃是《为何我在自己的婚礼上流泪》，就像很少有人注意到雷恩在教堂西端正面门廊上的雕塑——那是一只从火中升起的凤凰，坐在一块石碑上，石碑上刻着“我将再起”。

比罗马更好？

“首都的建筑代表一个国家的体面”，此言非虚。18世纪的外国旅行者几乎都会将伦敦与罗马相提并论。不过问题在于，究竟是帝国罗马，还是共和罗马？

英国国王——现在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王，自然希望答案是前者，因为这会赋予他统御四海的气魄。大不列颠应该更有包容一切的气度和宽广的胸怀，这正是帝国风范。

这种风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建立起来，外国游客不会再遭当街痛殴，只会在某个小酒馆被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被老板狠狠地宰上一笔。伦敦的开放和好客确实带来了不小名声，但令人遗憾，对前面那个问题，旅行者的答案恐怕乃是后者。

伏尔泰就是这些旅行者中的一员。他于1726年登陆英伦，在看遍了伦敦赛马场中策马飞奔的“丰腴”女子，又被告知将有一场角斗表演后，他立刻相信自己身处“一群古罗马人当中”。

与伦敦竭力想要模仿的帝国风范不同，伏尔泰更欣赏的是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在他心中，罗马帝国意味着腐化堕落，但罗马共和国则不同，它意味着节制、勇武等令人景仰的美德，英国正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现，它简朴、纯洁，有良好法律防止权力滋生罪恶。总之，这个国家未受帝国矫饰虚伪之风的影响，而这个矫饰的帝国，正是他的祖国——法国。

伏尔泰在谈论祖国时不吝讥诮之辞——路易祖孙对罗马皇帝的仿效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挥霍无度，而大理石的巴黎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工具。路易祖孙制造的“罗马帝国”只是徒有其表，但英国却蕴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它甚至超越了其竭力仿效的罗马，那就是“自由”。

伏尔泰将“自由”看做英国最珍贵的美德：“罗马政府最大的缺点是把罗马人培养成征服者，因为他们在自家不幸福，所以他们才成为世界的主人”，而英国这个民族“不仅爱护自己的自由，而且还爱护人家的自由”。这种自由精神已超越了罗马帝国的疆域。

伏尔泰把对英国的顶礼膜拜都收录在了小册子《英伦尺牍》当中，这本书是18世纪的英国控圣经。这批新鲜出炉的英国控是如此地崇英，以至于一位“胃口比智力更为出众”的英国贵族在巴黎享受完法国大餐后酣然入睡时，法国女主人居然敬畏地说：“嘘！他在思考。” 而伏尔泰则将费尔奈庄园改造成英式园林，并与所有慕名而来的访客——特别是英国来宾——操着一口从伦敦三流剧院学来的粗俗英语谈笑风生。

罗马幻想

就在整个欧陆对英国趋之若鹜时，英国人却正沉溺于一种被称为“大旅行”的热潮之中。他们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从伦敦启程，然后过海抵达巴黎，学习击剑、、勾引美女和佩戴假发的技巧，接着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即原先罗马帝国的心脏。

英国人可以在这里凭陵吊古。作为额外的娱乐项目，他们还会在导游的带领下，扛着小铁锹在遗址附近挖挖刨刨，每次都能找到些足以追述到古罗马某位重要人物的小玩意儿，绝不落空。当然，兴奋之余付给导游的小费是必不可少的。而对这些导游来说，造些假货埋在地下并不费力，还可以趁英国佬傻找时狠狠地宰上一刀。

18世纪的罗马不乏这种虚假的神话，但在来访者热情的熔铸下，这些神话足以锻造出带着热度的历史。即使是对“不是很容易感染热情”的伦敦游客来说，也是如此。

1764年10月，一位游客“举着高傲的脚步，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当年罗慕路斯驻足之地、西塞罗演说之所、凯撒被刺之处，一下子呈现眼前了……神殿里传来跣足僧的晚祷，我的心中开始萌生撰写罗马城衰亡史的念头”。

徘徊嗟叹的年轻人名叫爱德华·吉本，五短身材，他那硕大突出的头颅在同时期的著名女画家波克拉克夫人笔下戴上了象征罗马荣光的桂冠，当然，这幅速写只展示了吉本最具创造力的上半身。另一幅草稿则展示了一只插着四根火柴棍的鸡蛋，很不稳妥地坐在椅子上，这可能是吉本唯一传世的全身像。但那部不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确出自吉本手中。

吉本本人的形象和他那部伟大作品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做一个隐喻，一个伦敦与罗马，联合王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隐喻。前者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并不让人满意；后者尽管让人无限神往，但却是早已成了历史迷雾中的残垣。

帝国覆灭、文明衰亡，这正是吉本穷二十年之功所要展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吉本的时代并不稀奇。这方面的大师正是伏尔泰，他的《风俗论》正是这种宏大文明史志的典范。吉本的《衰亡史》就是在伏尔泰的启发下撰写的，而这两个人之间也颇有面缘——1758年，羁留欧陆的吉本就曾拜访过伏尔泰，根据吉本在自传中的说法，宾主相谈甚欢，但伏尔泰本人却对这位年仅20岁的仰慕者几乎只字未提。

伏尔泰将伦敦称颂为超越罗马的伟大城市，万世可法，但吉本却在《衰亡史》中暗示一切辉煌的文明都将转眼成空。这部六册巨著每册都厚达600页以上，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

当时人们的关注点，其实是这部书中的借古讽今之处。尽管伏尔泰等英国控们将伦敦夸张为欧洲启明之星，但伦敦居民则自觉身陷罪恶之都。

18世纪的英国亦称为乔治王朝，由四位在取名上极缺乏想象力的国王统治。正是这四位乔治对政治的放任自由，缔造了伏尔泰所看到的自由国度。自由使贸易发达，伦敦霎时成为金钱之都。金银如潮涌来，鲜有人能抵抗诱惑。于是罗马帝国的种种恶习穿越千年，重现于大不列颠的首善之地。大不列颠虽无帝国之名，然如罗马帝国一样的衰亡之征，却已清晰可辨。

伏尔泰所见伦敦的淳朴美德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对这个喜好美食华服的老头子来说，也许腐败奢华的真实伦敦才更合胃口。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在万众欢呼声中从费尔奈庄园重归巴黎，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剧场时，观众全体起立高呼：“伏尔泰万岁！世界公民万岁！”舞台的正中是伏尔泰的半身塑像，男女演员鱼贯而入，为塑像戴上桂冠和花环——就像罗马凯旋式上的将军一样。

几个月后，伏尔泰去世。在此之前，他接见了一位特殊访客，美国特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当这位反抗英国的美国元老请伏尔泰为他的孙子赐福时，伏尔泰抚摸着这个小孩儿的头，用英语说道：“上帝和自由”——这正是当初伏尔泰称许伦敦高于罗马的美德。

吉本在10年后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又过6年方才去世。不过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不幸而幸地成为人类历史巨变的见证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巴黎再造帝国的梦想沦为共和国式的梦魇：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中，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送上了断头台，召唤罗马共和精神的还阳翻生。

甚至死者也受到搅扰，就在暴民们捣毁了埋葬路易十四和历代国王遗体的圣德尼教堂同时，伏尔泰的尸体被郑重请出，在盛大的游行队伍的簇拥下被抬进先贤祠，供在这座罗马式的神殿当中。

但革命的激情很快就消耗殆尽，以一个名唤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轻军官登基为法兰西皇帝而告终。在加冕典礼上，这位皇帝特意选择了罗马皇帝的黄金月桂叶作为加冕皇冠。而伦敦则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抗议。伦敦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瑞笔下的拿破仑加冕礼是一群疯子的大游行，拿破仑是中间那个发窘的矮子，满头热汗，皇帝衮冕使他不堪重负——大不列颠已经做好准备，无人能与它争抢帝国的称号与荣光。

两个女王：帝国悖论

19世纪的大不列颠信心满满，在彻底击败了“波尼”和他的邪恶帝国后，已无人可与争锋。此时大不列颠已臻极致。其疆域远达罗马帝国不及之所，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858年，印度土兵的起义被平定，一顶印度皇冠被加在伦敦的君主头上，大英帝国至此名实相称，而戴上这顶皇冠的，是一位少女——维多利亚女王。

此时女王登基方才14年。在以后，她将统治超过半个世纪。对这位庞大全球帝国独一无二的君主、欧洲的老祖母，用何种方式才能表现她的至高无上的威仪？

继续从罗马帝国那里窃取灵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罗马帝国从未出过一个女皇，除非算上拜占庭才能勉强找出几位。

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将女王塑造为神祗，比如智慧和胜利女神密涅瓦，稍加改造即可变成大不列颠女神。1886年的《大英帝国坤舆全图》就是一个绝佳典范：踞坐地球上的女神一手扶着绘有英国米字旗的圆盾，一手紧握象征统御四海权力的三叉戟。环立其旁的，是帝国的建造者——水手、陆军、探险家和拓荒者，以及本土和各殖民地的臣民。诚如维多利亚女王所言：

我帝国统御四方，用文以武，总以教化蛮夷、共进文明大同为业。

但这个形象太外国、太罗马了，以至于不那么像不列颠。对一个大国而言，如果它足够自信，是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展现自己的伟大的。

于是，鲍狄卡这个形象，就从历史的深渊中被打捞出来了。她是公元前60年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领袖，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女王。当1869年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决定制作鲍狄卡女王的雕像后，很快就引起了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关注。亲王爽快地将御马房中的骏马借给桑氏临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雕塑的主角，站在双马战车上的鲍狄卡应当看起来更像维多利亚女王本人。

1871年雕像最终完成的时候，赞助人和艺术家都很满意。站在车上的鲍狄卡身披罗马式长袍和毛皮斗篷，一手持长矛，而另一只手则向外伸展开来，诚心接受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投怀送抱。雕像乍看的确很像年轻的维多利亚，只是比她本人更高大。基座加高了雕像的整体高度，所有瞻仰雕像的臣民都被扬起的马蹄踩在脚下。

极具奇巧的是，这正是千年前鲍狄卡的愿望——将帝国踩在脚下。史书上记载的鲍狄卡一点儿也不具有魅力，她反叛的原因也远没那么罗曼蒂克：丈夫的土地被强占，两个女儿又遭强占土地的罗马士兵，逼这位母亲反抗这群殖民侵略者。鲍狄卡更像是大英帝国避之不及的革命领袖。

甚至将这座雕像立在伦敦，亦是一大讽刺。一千年前，正是在这座城市中，鲍狄卡女王率领着她的部队，将所有居民尽数屠戮。

千年后的大英帝国，自可通过修辞方式，将这个暴力反抗的故事改编成指引帝国前进的号角。就像是雕像基座铭文中所写：“凯撒未知的土地，将由你的后代支配，凯撒雄鹰未飞到的地方，无人像他们般战无不胜。”

对掌控了唯一话语权的大英帝国来说，这样的词句并无差错，但帝国本身却在徘徊。鲍狄卡的反抗者的身份总是让人心中难安。特别是英国在长久步追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与其相似的观念，即帝国本土乃是文明，而各殖民地人民皆是蛮夷之属。

历史与现实在1858年的印度土兵起义中被拧在一起。镇压了这次反抗后，鲍狄卡被作为对文明发起挑战的蛮夷形象出现在诗文当中，她是野蛮魔鬼，砸碎文明的罗马人的头颅，嗜血若渴。这个形象主要针对的是印度起义军领袖占西女王——也许她才是鲍狄卡这个形象的真正继承人。

1902年，这座雕像被浇铸为青铜像，永远地伫立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堤岸上。这不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座纪念碑，纪念这座雕像的模特，一年前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

与此同时，印度的总督寇松正计划为女王建造一座合适的纪念碑，它应当是一座当代罗马的大理石殿堂。1906年，这座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埋下，一年后，因为暴乱和饥荒，超过1600万印度人死去。

消息被刊载在伦敦的报纸上，舆论哗然，人们曾真诚地相信这个号称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帝国，将会践行诺言，带给这个世界以和平、感激和自由。但目之所见，却尽是不公、奴役和贫穷。假如愿望确实真诚而良好，又为何会带来如此灾难？面对这个悖论，帝国无法再显得理直气壮。就像吉本笔下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危机一样。

这或许是圣保罗大教堂里常吟诵的那首赞美诗《基督士兵前进》中的警句：

冠冕御座终朽坏

邦国兴亡自有常。

始于大火，终于战火

1940年9月7日，在伦敦一家电影院的门口，威廉·怀特和他的女友玛格丽特在电影散场后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

整个天空映出一片红光，在边沿点缀着不少个橙黄色的火球，它的色彩似乎过分浓厚了一些，以致在艺术上说起来，显得有些过分瞩目，不很相宜。虽然这时天色已黑，但是天空中射下来的亮光依旧使我能看清玛格丽特嘴唇上所涂着的唇膏。

“这时的伦敦，好像彩《罗马焚城录》里所描写的景物”，怀特的颇具艺术品鉴的描述，使人想起300年前佩皮斯对伦敦大火的记叙，而这次伦敦城的改造，正是要把它建成一个新的罗马。

1940年的英国被拖入战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纳粹德国的飞机盘旋于头顶，用炸弹将这个昔日帝国的首都炸得七零八落。值得玩味的是，英国的两个对手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一次演讲中毫不掩饰地表示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古罗马的意大利，它智慧而健壮，纪律严明，威震四方，罗马不朽精神的许多层面将在法西斯主义中得到再生”。

墨索里尼的罗马城中最主要的大道，就是帝国大道，这条宽阔大道直通古罗马竞技场，使墨索里尼从府邸就能望见它。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来访，他和墨索里尼从这条帝国大道上并肩驶过。

这使希特勒将自己建立的第三帝国找到了合适的表述方式——日耳曼尼亚，一个帝国罗马的现代版，它将有着比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宽阔的大道。从人民大厅出发，通过高大的凯旋门，可以直通这个新帝国的瓦尔哈拉。

这种狂想，将所有罗马帝国的遗迹以及精神都拖入战火之中。随着二战的结束，帝国这个词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在看到这个词时想到的不再是繁荣、和平、自由，而是奴役、压迫和极权。这个词语经常作为一份诅咒赠送给那些讨嫌的敌人：苏联帝国、美利坚帝国。当帝国这个词出现后，你就会发现，跟随它的，不再是赞颂，而是连串的讥讽和咒骂。

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尽，《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那段“吉本式”的论述又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耳畔：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素也倍增，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人力的支柱，其庞大的架构遂被自身的压力所压垮。

2012年奥运会，伦敦再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示这座国际都市的形象，但帝国的影子已被悄然抹去。伦敦不是罗马，这里是美利坚式的摩天大厦主宰的世界，钢筋水泥和钢化玻璃替代了大理石，伦敦之眼优雅的圆环和千禧塔直插天际的璀璨形象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新的象征。

当然，这两样东西应该没那么容易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