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应该怎么穿?

为什么会出现不分男女的宫廷“中性装”？

在什么时候太后要和后妃穿一样的衣服？

热播电视剧《甄嬛传》穿对了衣服吗？

——请打开雍正朝的后宫衣柜一探究竟。

近两年《甄嬛传》大获成功，这部根据历史架空小说《后宫甄嬛传》改编的电视剧，选择了雍正朝为背景拍摄。看过之后，发现服饰、陈设倒比预想中的要好很多，有钿子、吉服的概念，其服饰纹样、妆容还随着人物身份、境遇变化不断有细微改变。

尽管如此，片中服饰离雍正朝的真实情况依然很远，而主要以晚清旗装为设计基础。其实不止中国，各国历史剧服装，都多少存在用晚期形象设计该朝早期服饰的情况。毕竟晚期资料多，时间近，标志性造型概念根深蒂固，同时戏剧服装设计又要考虑到很多视觉上的效果、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等等，也难用复原的标准来看待。另外，清前期宫廷日常服装资料本即不多，被学术界深入研究的也很少，就更难苛刻要求设计师了。

影视剧归影视剧，不必太较真，今天倒也不妨单来聊聊雍正朝，以及前后康乾时期的宫廷女装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许会与大家一般的印象有很大差异。

雍正在位十余年，留下的服饰实物并不多，但戏中涉及的太后乌雅氏、皇后乌拉那拉氏、熹贵妃钮祜禄氏、果亲王福晋、公主、乾隆皇后富察氏、一般嫔妃等主要人物，倒也均有若干容像和服饰传世，结合当时其他实物、容像、绘画、文献，以及前后时期资料，还是能够窥知大体情况。

清代冠服在形制上彻底改变前朝样式，但依然体系庞大琐碎，条律严密，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冠服制度的形成，也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和修订，直至乾隆中期才完善定型，礼制之外的便服则更是变化剧烈，并非一成不变。单以宫廷女装来说，大致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便服四类，分别对应祭祀朝会、节庆筵宴、日常闲居等场合，除了便服以外，基本样式均包括马蹄袖长袍和外褂一套两件。

礼服：重大场合必须穿，太后也不例外

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为崇庆太后在慈宁宫举行盛大寿宴，嫔妃与太后的宴会“晚装”竟然是一样的。

礼服是后妃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时使用的服饰。清代服制中，礼服几乎可算是和以往历朝差异最大的一种，从交领大袖衣裳一改为马蹄袖披领袍、外套无袖长褂的样式。完整的全套礼服由朝冠、金约、珥、领约、朝珠、彩帨、朝褂、朝袍、朝裙、朝靴十种组成。主要的衣服由外至内分别为朝褂、朝袍、朝裙三件，每件又以不同的纹样排列和构造细节分为若干式。

朝褂罩在朝袍外，“色用青，长裾无袂，织金龙纹”，是一件无袖对襟长褂。纹样样式曾出现过五六种，第一种为雍正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御容所示，青蓝色褂，左右开裾，镶片金缘，前身胸前正龙一，下摆行龙二，下有八宝平水（图1）。此式为康雍时期常用，乌拉那拉氏之前的五位皇后画像均着此式，为几乎一致的程式化绘制（部分可能为追绘）。同期的一些命妇礼服画像，大多也做此式。

但此纹式并未被乾隆中期的三款定制所继承，经过几次调整（如乾隆七年曾定为统一前四后三龙式），最后确立为皇后朝褂石青色、前后各两大立龙式，乾隆《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后立龙各二”。而皇子福晋以下至县主则使用前四后三朝褂，自下等级有差，恕不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区分更加细密明确。甄嬛的原型熹贵妃钮祜禄氏在弘历即位后被尊封为崇庆皇太后，其容像之一夏朝服像尚着三龙朝褂，而其八旬冬朝服像，则改做石青双立龙朝褂（图2），此式在皇后画像中一直延续至清末。

雍、乾时的朝褂，另有一种对襟后开裾式，即“有褶朝褂”、“掐摺式”，在胸围线以上前后绣立龙各二条，胸围以下做襞积，并横分为四层：一、三两层前后绣行龙，二四两层各绣万福万寿，彩云相间（图3），也为乾隆定制所采用。这种朝褂唯有嫔妃以上可用，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为崇庆太后在慈宁宫举行盛大寿宴，绘制《慈宁燕喜图》，殿中嫔妃全部身着此式朝褂（图4），太后本人也不例外。

朝褂之内为朝袍，马蹄袖、披领（此二者为清代冠服制度最重要的标志性元素）、圆领、窄袖右衽，也分两侧开裾、三开裾、下身有褶几种样式，龙纹排列也有数种，以九龙式为常用（图5）。太后、皇后、皇贵妃用明黄色，披领及袖石青色。朝袍内有朝裙（图6），从实物看则有带背心和不带两种。

后妃礼服的使用场合很少，仅在重大礼仪庆典使用，比如冬至、元旦、万寿、册封等，以及唯一由皇后主持的祭祀——先蚕坛亲蚕礼，如乾隆九年富察皇后举行的清代第一次先蚕礼。《甄嬛传》中极少出现礼服，选秀女的时候太后穿了一次，而后的几次大典中反而穿吉服，这倒是一个小失误。

吉服：皇帝后妃都穿“中性装”

清朝早期的吉服，是我国历史上男女服装差异最小的，一不留神就会认错，以为皇帝与后妃穿了同一款衣服。

礼服之下为吉服。吉服是清代服制中首次明确制定的一种服饰（虽然明代已经形成此概念），界于礼服和常服之间，样式与常服相类，但装饰华丽，所以又称为“彩服”、“花衣”，可算是常服的华丽版，主要用于吉庆节日、筵宴迎銮以及礼仪场合的辅助阶段。

一套后妃吉服包括褂和袍各一件，表衣为吉服褂，也可称为龙褂（蟒褂），即饰有龙蟒纹的长平袖对襟长衣。清前期可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男女服装差异最小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吉服，乍看往往都莫辨男女，区分方式之一即观察其开裾方式，一般认为帝王褂为左右前后四开，后妃褂仅前后开裾。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清前中期实物以及画像、绘画上看，早期女褂也有左右开裾的情况，判断清宫旧藏早期吉服褂的属性时还需多甄别。

在清前期服制未定时，龙褂衣色和纹样丰富，多有明黄色和蓝色褂（图7、图8）。至雍乾时期便基本定制为石青色（图9）。而龙褂的纹样，早期则一般有两大类。一类称为“满装”，通身满绣云龙纹。康熙二十五年的《苏州织造局志》中便多有“满装褂”、“风云地龙水褂”之名，雍正三年内务府关于江宁织造曹頫送来匹料的奏折中，为首者即“满地风云龙缎”。这种装饰手法在明后期已经成型，如明定陵便有出土若干同类袍料，清初有一定比例的袍褂成衣还是沿用明宫旧料裁制。其中常见的九龙式，为上半身胸背两肩正龙五，下幅行龙四，下有海水江崖纹，即织造档案所称“前龙二尊、后大龙一尊、肩龙二尊、水脚龙四尊”（图9）；六龙式则是前后身合对大立龙各两尊，另有两肩龙各一尊（图10）。满装褂在当时制作的龙褂中所占比例很高，故宫现存若干件康雍时期的实物，如这件雍正石青色满地云蟒妆花缎袷女褂，即为典型满装风云九龙式，金碧辉煌，装饰效果极其华丽（图11）。

第二类为“团龙装”，除了团龙和边饰之外，清素无纹。后妃的八团龙褂，胸背两肩正龙四，下摆行龙前后各二。又以下幅袖端是否有海水江崖纹分为八团有水龙褂和八团无水龙褂两种（图12、图13）。后世团龙装成为外褂的主流，而满地装在雍正之后逐渐少用，在乾隆定制中被彻底废除，仅保留团龙式，如乾隆中期的《万国来朝图》，宫中的后妃便全部身着石青八团有水褂（见本刊第100页）。

康熙末年成书的《万寿盛典初集》中，还绘制了一个很难得的场面：一群贵妇站立在牌坊前，大多穿着吉服，其中便有八团无水龙褂和满地云龙褂两种，并左右后开裾，可见当时吉服褂实际情况（图14）。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着吉服者，均不戴吉服冠，而戴插满步摇首饰的包髻，似为钿子的雏形（或已经可称为钿子）。距此仅几年的雍正前期，情况也相去不远。

龙褂之内套穿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吉服袍，即龙袍（蟒袍）。为圆领右衽、马蹄袖、左右开裾的紧身长袍，领襟有镶边。除了袖中段有“花接袖”，以及开裾方式不同外，其余样式和男吉服袍一致。纹样也分满地、团纹，有水、无水几种，除了典制的龙蟒纹外，还有各种装饰题材。（图15～18）与中后期不同的是，清前期帝后龙袍均有团龙样式，到后期仅后妃使用此式。相比于礼服，吉服袍的用色则丰富得多，除了限定后妃的明黄、金黄几种颜色外，其他几十种颜色均可使用，就是太后、皇后，也并非只能穿明黄。吉服袍实物非常多，属雍正前后的也不少，如故宫所藏一件雍正皇后“香色宫绸织满地风云金龙绵袍”（图15），在江绸地上，以妆花通身通梭彩织云龙海水江崖纹，细腻精致，为清前中期妆花满装袍的代表作。另有一件“藕荷缎织八团金龙有水绵袍”（图17），使用了轻快淡雅的藕荷色，为八团有水式，但八团全部采用正龙，而非一般制度所定的下摆用行龙，有推测为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太后乌雅氏御用龙袍。

吉服袍之外一般要套吉服褂，华丽的装饰大部分都被遮挡在石青褂子之下，但是少数场合也可以单穿袍。另外先蚕坛祭祀时的后妃“躬桑礼”，也需要脱下外褂进行“采桑”。或许是为华丽的效果考虑，我们熟悉的几张帝后吉服容像恰好是不穿褂的（图19）。也因此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现代影视剧和各种艺术创作中，几乎都不给帝后穿褂了。《甄嬛传》中凡宫中宴会，均换了吉服，但做成了大袖，嫔妃也都不穿褂，并戴着晚期旗头，其实是当时不存在的一种搭配。

按礼制，吉服需配吉服冠，绘画中较正式隆重的场合，的确也均戴冠。但也有不少绘画中不戴冠，清初有直接盘辫者，有仅黑巾包头者；至雍乾时期，包头逐渐发展为成型的钿子，上面装饰越来越多的珠翠首饰，成为一种新的不见礼制的“吉服冠”（图20）。前举康熙末年《万寿盛典图》中的吉服贵妇头戴插有步摇首饰包头的钿子雏形，而乾隆彩绘摹本，便直接画成了成型钿子，可见雍正朝正处于钿子成型的过渡期。

钿子在清中期以后又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革，最后还出现了高耸的“挑杆”型，在此不赘述。一般影视剧中不仅单穿吉服袍，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戴冠也不戴钿子，而配清末缎子旗头。《甄嬛传》用了不少大型钿子，比如皇后几乎自始至终均戴钿子，但并非清前中期的样式，并且有点误解了钿子的结构和戴法，变成一个大帽子，搭配和场合也比较随意。

常服：后宫尽是“黑衣”女

清朝常服流行青黑色，所以当你发现清朝后宫嫔妃们并不像电视中那样衣着鲜艳时，请不要惊讶。

吉服之下便是常服了。其形制和吉服一样，也由平袖对襟褂和马蹄袖长袍两件组成。唯一不同的是，常服不用鲜艳的颜色和花纹，即乾隆《大清会典》所记载的“（皇后）常服袍无定色，表衣色用青，织文用龙凤翟鸟之属，不备采”，在清初是寻常场合所穿的服饰，所以又被称为“寻常衣”。常服褂早期一般为青蓝色系或黑色（图21），但很快也随礼、吉服褂一起，被调整为极深似皂的石青色，无花纹或仅有暗纹。一般为圆领，康雍左右还曾流行方领。常服袍颜色不拘，但大多也集中在蓝、褐、紫酱等较沉稳的色系，无镶边（图22～23）。

对于这种青黑色的常服色倾向，朝鲜人也多有记载。朝鲜金昌业在其康熙五十一年所著《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称：“胡人常时所服皆黑色，贵贱无别”、“男女衣服勿论奢俭，其色尚黑”。 洪大容《湛轩书》也说：“色尚黑，或用紫酱色”，“其长衣及踝，狭袖渐窄，口为马蹄形，仅以容手。无事则卷之，有敬事则垂之以覆手背”。还提到了马蹄袖的用法。

一般来说，常服褂仅前后开裾，而常服袍两侧开裾，这样两者套穿则完全不露内服。头可戴常服冠，但早期大多数情况下仅仅盘辫于顶，或随意插戴少数首饰，或包头，同早期吉服情况类似。这样一套常服袍褂，可称得上是早期旗人女性有别于汉女的标志性基本服饰。男女除了开裾方式和长短不同，形制也基本无异。

后妃常服是我们极其陌生的形象，光绪《大清会典》甚至无载，长期被人遗忘。但实际上，在清前期，常服袍褂应该是宫廷后妃日常使用比较普遍的一套衣服。很难想象，在早期的宫中，嫔妃们日常很可能大多只是穿着青黑色的袍褂，而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成日花团锦簇争奇斗艳。故宫现存的清前中期后妃御容中，有若干即为常服像，包括孝庄太后、康熙孝昭仁皇后、孝圣宪皇后（即熹贵妃）等均有（图24～27）。

和吉服一样，虽然大部分情况下袍褂需同时穿着，但偶尔也可见单穿袍的情况，就像现在西服外套与衬衫为一套，但也可仅穿衬衫一样。如孝庄太后的一幅肖像，辫盘于顶，身穿黄褐色常服袍（图25），其内甚至还露出了裙子，这是早期满人除了礼服外，常、吉服也穿裙的一个例子。

《万寿盛典初集》全卷绘制了康熙末年成百上千的京城旗人女性，其中除了少数穿吉服者，几乎全部穿常服袍褂，可见当时常服使用之普遍。画面中涉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比如路中骑马、戴冠、身穿袍褂的宫中女子；街头大量戴包头、穿袍褂的一般女性；家中、庭园仅穿常服袍的女性（图28）。

便服：被影视剧误穿无数次的服饰

满元素与汉元素混搭，衬衣样式发展登峰造极，奇装异服频繁出现，甚至还有COS画像，这真是清朝的服饰吗？

礼服、吉服、常服三类服饰，剧中绝少出现，如常服则完全没出现过。最后要说说情况最为复杂的便服，也是和影视剧关系最大、错误最严重的一种服饰。

便服在任何礼制中均无记载和绘制，是后妃燕居闲暇时，最日常的穿着，比常服的性质还要随意。并无明确规范，一直随流行迅速变化，越到后期种类越丰富，使用越频繁。其准确的出现时间暂不能明确，在清初，似还未出现此类服饰，旗人日常穿着常服，坚持满人马蹄窄袖紧身袍褂的民族特性，如前段所述。大约康熙后期以来，宫廷与八旗贵妇日久逐渐追求安逸舒适，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摒弃了马蹄袖，而渐渐地穿用宽松的便衫、便袍。便服与常服最大的区别，就是平袖端，无马蹄袖，以及越来越宽阔的袖口，无外褂，因为无礼制上的规定，常常花样百出。

清朝的“衬衣”

前期便服，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圆领右衽、平袖舒长、下摆宽阔无开裾的袍衫，穿在其他开衩的服饰内，或者可以在私下场合单独穿着，可称为“衬衣”（此名称最早似出现在乾隆时期的衣物黄签中，之前不知何名，或即称便袍，后一直沿用至清末）。一类则两侧有开衩。

可考最早的衬衣之一，是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传为果亲王墓出土的一件福晋穿用的百鸟纹衬衣，腰身宽松，满身上下百鸟百花，繁而不乱。而雍正七年下葬的荣宪公主墓所出土的另一件，则更加华丽，虽是圆领平袖的便服形制，却用了精致的八团双蝶，下有平水，全身百蝶飞舞，装饰效果几乎可匹敌吉服（可能也带有部分吉服性质），代表了当时皇家气派。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浅绿色杂宝博古纹衬衣，则素雅得多，衣上的画轴甚至还绣出“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句。

故宫有一件黄条墨书题“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收”的“月白缎百花妆夹衬衣”（图29），收库时间往往早于制作时间很久，此例是宫中保存下来极少的早期衬衣之一，弥足珍贵。这件衬衣，月白色妆花缎面，黄色缠枝暗花绫里，全身以红、绿、香、绛、湖蓝、深灰、浅黑、淡白等十余色丝线织出牡丹、莲花、海棠、梅花、秋海棠、石榴花、水仙、桃花、绣球、兰花等花卉，又有螳螂、蝈蝈、蜻蜓和蝴蝶飞舞。呈现百花盛开、百蝶翻飞之景。织造精良，做工细致，纹样雅丽，是一件乾隆时期的精品。

另有一件湖色寿山福海暗花绫袷衬衣，领口所系黄条墨书“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收，四执事交”，背面书“绿绫袷衬衣一件”，形制与前者完全一致，但用色淡雅，暗纹无彩，为杭州织造局织造，似为乾隆时作品，应该是当时宫中一般嫔妃比较普遍穿着的简便样式。

晚清的衬衣装饰越发繁琐，镶滚增多，这时的“衬衣”又发展出舒袖和挽袖样式，到慈禧时登峰造极，略提不谈。

早期的另一类便服，样式和衬衣一致，唯两侧开裾。但不能单穿，一般套穿在衬衣之外。这种便服，在晚清被称为“氅衣”，也发展为极尽奢华装饰的样式，加上华丽的滚边，并且装上了立领（图30）。这种衣服最后修成正果，成为满族服饰的代表，并横扫一切影视剧，是任何清宫戏里后妃绝大部分场合均使用的服饰，《甄嬛传》也不例外，并且戏中的后妃们氅衣内从来都不穿衬衣，直接露着里边的裤子在宫廷中行走。

不过实际上，这种华丽的氅衣，在清前中期根本没出现。早期“氅衣”实物，至今尚未发现，但绘画中倒有不少展现。一般康乾时期画中的便服女性形象，衬衣之外大多都有一件两侧开裾的圆领袍衫，即氅衣原型，但无镶边，装饰淡雅，腰身宽松（图31）。头饰则也和早期吉、常服一样，最简单者仅为辫发于顶，即清前期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满洲妇人辫发盘髻"、“满洲女髻， 多辫而旋者”、“髻发中分绾上”的传统习俗；康雍时期逐渐流行包髻，并且渐渐在髻上插饰越来越多的首饰；便服头饰到了乾隆之后，并非与吉服头饰一样，发展为钿子，而是逐渐走向另一个发展路线，到晚清演变成为二把头。戏中常见的缎子两把头，实为清末民初样式，在雍正朝连影子都还没出现。关于两把头的形成，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幅冷枚的《春闺倦读图》（图32），作于雍正二年。画中贵妇头戴包髻，插饰珠翠，身着一袭浅绿暗花圆领长袍，细看两侧有开裾，袖口有缘。内穿立领长袍，斜依在桌旁。本幅有明确时间，可视为雍正朝初期旗女便装典型。此造型为康雍时期仕女画所常用，故宫著名的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也可看到类似动作和首饰，只是均做汉装。

雍正间的都统兼藩院侍郎莽鹄立精于绘画，曾受命恭绘圣祖御容，也曾绘制果亲王允礼小像。他还有一幅作品，描绘一位执扇坐榻的仕女（图33），辫发绾于脑后，鬓边仅插一朵兰花，一耳三钳，外穿一件玉色团凤纹圆领衫，内大红衬衣，身份不凡，极有可能为宫廷嫔妃的便服写照，以此图作为甄嬛入宫不久的妆束参考，就再合适不过了。

满汉混搭，奇装异服

最后再来聊聊雍正朝后妃服饰中有可能出现的汉装元素。先看一幅奇妙的画——冷枚、焦秉贞、陈枚合作的《雍正行乐图》（图34）：右边第一位头戴钿子，身穿朴素版吉服袍，耳饰三钳，戴领约；第二位头戴钿子，袖口和开裾情况被挡，似为便服袍衫（或常服袍）；第三位戴钿子，耳饰三钳，明确为旗妇，但外披汉式雪青披风，中有系带，上加汉式云肩，内穿一件浅绿衬衣，内又有一件藕荷色长袍，满汉混搭；最后一位则全为汉装打扮。这幅画仿佛特地安排的本朝服饰展览会一样，选了当时四种皆然不同的服饰类型让四位嫔妃穿上。

此画中出现汉装与满汉元素混搭装，颇让人费解。雍正有大量奇装异服cos照，也有人怀疑此画服饰的真实程度。但在其他非常规画中，雍正本人一般也搭配相应古装异服，而此画雍正和其中两位嫔妃服饰均为极写实的旗装，明显为正常行乐图，那么另两位嫔妃的服饰，似乎也没有凭空捏造的必要。若当时内廷禁着汉装，那就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如此画之。这或许和雍正的个人喜好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

其实雍乾以来，旗妇沾染汉习、着汉装的情况已经见诸记载。汉军旗中着汉装者则更为普遍，毕竟相对于礼服和男装来说，女便装不是敏感地带。但穿的人多了，也引起皇帝的警惕。乾隆二十四年，高宗谕曰：“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妆饰。”嘉庆九年，仁宗谕曰：“今镶黄旗汉军应选秀女，内缠足者竟至十九人，殊为非是。”乾隆几次谕旨秀女不得着汉服妆饰，嘉庆间也有禁秀女缠足之谕，可见乾嘉间实际状况如何。

而此前的雍正朝，汉军旗汉姓嫔妃的比例本即极高，当时对于便服又没什么约束与特别规范，那么雍正间宫中或园中后妃闲居便装的丰富程度可能会超乎我们想象，若真曾有过汉装元素也并非不可能。史密森协会藏有一幅据题签称为雍正谦妃刘氏的容像，画中服饰便是写实的雍正末至乾隆前期汉装造型，虽不能确保题签的可靠，或是当时实际情况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