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观的改变对集体协商的影响探索

时间:2022-06-09 07:18:02

劳动观的改变对集体协商的影响探索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观对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并将之与西方劳动观进行比较,总结出我国劳动观所缺乏的重要精神。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本文核心观点:要想真正实现劳资的集体协商,不改变人们对待劳动和劳动者的观念是做不到的。

【关键词】劳动观;集体协商;集体谈判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057-01

一、西方劳动观的演变对集体谈判的作用

(一)经济的发展为西方集体谈判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

西方劳动观对集体谈判制度建立的决定性影响之一,就是其所内含的崇尚劳动的思想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到了19世纪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社会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并且多数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在发现持续的与工人发生冲突所导致的成本越来越高时,愿意并且有能力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以代替劳资冲突所发生的过高成本,集体谈判“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契约保障,而且也成为雇主谋求工业和平和工业利润的重要手段。”①这就是集体谈判制度能产生于当时却不能产生于之前的原因。

(二)西方劳动观为集体谈判制度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西方劳动观对集体谈判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之二就是为其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在新劳动观深入人心之后,将劳动神圣化的思想使得劳动者权利受到重视,为劳动者个人带来了工作的权利,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积极的权利:公平的工资,工作的尊严,协商集体合同的自由,罢工的权利,建立工会的自由。正是有了对这一系列权利和平等观念的承认,劳资双方才有可能坐下来平等地谈,集体谈判制度才成为调节劳资双方矛盾的桥梁。

二、我国劳动观对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影响

(一)劳动不受尊重使工人集体权利缺失

我国缺乏像西方一样对工人个体的尊重,当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忽视成为普遍认识和行为的时候,就会出现工人集体权利的缺失,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工会不可能发达。而工人集体权利的增强必然意味着工会的强大。

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要求建立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而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工人个体权利作为必要的牺牲而当作包袱甩掉的做法,导致我国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非常虚弱甚至是缺乏。再加上政府出于稳定的需要而对工会进行过多的控制,更加使得已经存在的工会无法增加自身谈判资本,从而不能真正为其成员争取到利益。

(二)对劳方价值的贬低使劳方协商筹码降低

我国“重资本轻劳动”的观念使得工人的地位得不到确定的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谈判实力,劳方筹码相应下降。我国工人的权利被习惯性忽视,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甚至被引以为荣,并认为应当维持这种廉价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我们养成的“坏习惯”。“廉价劳动力”的“廉价”二字本身就包含了对劳动者看不起的思想。要改变这种坏习惯,就要首先改变我们对待劳动的态度。

(三)工人利益被习惯性寄托于“单位”而非集体权利

我国“通过‘单位’系统保护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和利益,职工的岗位和利益的终生保障是通过该系统实现的,而不是任何工人集体组织的力量。”②且计划经济时代给人们留下的“铁饭碗”观念,使得社会普遍认为,要想保障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利益,最好的选择是去国有垄断部门或者当公务员。这种观念显然是人们对我国集体劳动权利缺失的一种失望甚至是放弃的态度。

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心,劳动者会更倾向于进入国有垄断部门工作或考取公务员。长此以往,经济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因为,当连最有活力的年轻求职者都不再抱着“报效国家”而抱着如何“让国家报答自己”的观念去劳动的时候,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燃料”,不仅建立不了集体协商制度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人们的劳动观还会进一步恶化下去,造成恶性循环。

三、结论

综上,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劳资关系的协调有着特殊的困难。因为我们学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用工方式,这势必会导致劳资关系的紧张,但由于我们只引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做法,从一开始追求的只是那种用工方式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西方的文化根基,没有长时间的对劳动的尊重观念的宣传教育,没有“劳动是一种天职”的概念,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劳动观缺少集体谈判所必须的两大要素:平等、对个体劳动者的神圣权利的尊重。因此,要建设集体协商制度,不改变劳动观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再次依靠政治手段来抬高劳动的地位,而是要让人们从心底里认可劳动,认可劳动者的权利和与雇主的平等地位,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宣传教育过程,而且要求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切才成为可能。

注释:

①②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孟德斯鸠.法意[M].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4]Mary E. Gallagher.Time is Money, Efficiency is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M].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0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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