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建设在大众消费文化中突围

——访刘士林教授 刘士林，1966年生于河北曲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原创性理论成果有非主流美学、中国诗性文化与新道德主义。代表著作有《中国诗性文化》(1999，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1999，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2001)，《澄明美学——非主流之观察》(2002)，《新道德主义》(2002)，《苦难美学——关于精神生命的本体论阐释》(2004)等。主编有《文化中国·边缘话题》、《江南话语》、《诗性智慧丛书》、《中国人文叙事》等丛书。 大众消费文化是在全面败坏我们的文化胃口 问：对当代大众文化，当代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您似乎持的是悲观态度，不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当代文化市场的问题的确很多，这一点也是人们一直在关注与批评的，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现状，您认为导致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我的意思是，要把中国物质生产方式的市场化与中国精神生产的市场化区别开。前者市场化有着充足理由，这是无须置疑的。而至于精神生产则应另当别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证明经济活动的规律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合法性。而更多的例子则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扭曲、污染，以及它在当代精神世界中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对一个出身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文学者来说，如果对此麻木不仁，乃至于“与众同乐”，那当然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我批评当代文化比较多、而且很严厉的原因。比如我批评电视文化的“形象异化”、批评《新周刊》“城市魅力排行榜”是“话语阴谋”等。 在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中，革命的话语权无疑是西方大众消费文化叙事。有人很喜欢宣扬大众消费文化对各种压抑人性的传统力量的解构作用，我不这样看。我把大众消费文化称为“两M”文化，即“麦当娜”与“麦当劳”，前者在突出的同时剥夺了人类两性之间的丰富关系，而后者则是用单一的“垃圾食品”取代了异常丰富的传统饮食文化，它们分别从“食”与“色”两方面破坏了人自身的再生产。如果说理论上的讨论过于繁琐，也可以把这个话题转换为：广大消费者的精神需要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满足？记得周作人当年写过一篇《北京的茶食》，他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尽管当代文化消费品在表面上丰富得过剩，但它决不等于说文化消费者已经吃到了“好点心”，乃至真正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我对当代文化消费品也有一个比喻，就是“大棚菜”与“饲料猪”。尽管很廉价、很丰富，“想吃就吃”，但它们与人们记忆中真正的艺术享受毫无共同之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注水猪肉”与“垃圾猪”之类的东西。而至于原因，我想主要有二：一是受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生产模式的影响，它的根本问题是以商品原则取代了艺术自身的生产规律。二是由于中国当代精神生产群体的素质，它的主流是“在市场中变坏了的小农”，他们只知道坑蒙拐骗地赚钱，对西方大众消费文化不仅没有任何批判能力，而且十分乐意与忠诚地充当二级批发商。结果就是文化的异化，对于消费主体来说，就是主体消费得越多，他用来从事消费的文化机能就越残缺不全。他在文化消费中不是肯定自身，而是否定自身，是全面地败坏着他的胃口，以及严重磨损着他从事精神创造与艺术享受的主体机能。这才是我们要批判它的根源。 玩文化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游戏 问：大众消费文化的档次不高乃至品味低俗，这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的态度是，大众消费文化本身只是娱乐与休闲，目的无非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排遣一下内心的压抑与焦虑，因而不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后果。此外，我还注意到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就是不必对这种现状过于担忧，它的意思是说，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并且会随着大众消费文化本身的不断发展而得到解决，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答：非但不正确，我觉得这正是当前最需要加以警惕与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看法具有类似性，都是由于对感性活动本身认识不足而产生的。一般人之所以觉得问题不大，或者如人文学者的掉以轻心，是因为大众消费文化中的问题主要是感性领域的问题。根据一般中国人的哲学训练，感性是理性的低级阶段，而且无论道路怎样曲折，最终都会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高级阶段，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也就是产生大众消费文化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的根源。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比如现代哲学中讲的“新感性本体论”就认为，人的情绪、心理、本能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它们不是理性的初级阶段，相反却是理性的母体与根基。这些说法乍听像是故作惊人之语，其实它们是西方现代哲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更深刻、更理性的思考。在给学生上课时，我有时会讲这样一句话：西方现代哲学界那么多聪明的大脑，不是因为吃饱了撑得慌才去研究人的情绪呀、潜意识呀、性呀，它是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与现实需要作基础的。如果对这些成果，这些人类的智慧不加关注与学习，就等于丧失了一些真正把握当代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一旦把人的感性活动提高到一种本体论哲学的高度，这时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大众消费文化也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游戏。换句话说，游戏当然是可以的，但由于大众消费文化本身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它排除了人类传统文化活动中的理性与伦理内涵，因而这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游戏。这也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的原因。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大众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它不是一般的损害脑子，而是直接损耗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启蒙中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可怜的理性素质。同一种大众消费文化，对不同的消费主体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西方有一种“沙滩裸浴”活动。对于理性机能发达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人类亲近自然与生命的一种最自然与健康的户外活动，它类似于一种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游戏。然而在不具备这种理性的人眼中，它却是被当作黄色图片来欣赏的。如果说前者由于排遣了生命的压抑与焦虑，因而它可以使生命本身更加健康，那么对于后者则完全相反，它以大量的性幻想使主体心理变得更加畸形与苦闷。二是大众消费文化叙事还在深层涂改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这个民族再生产自身最深厚的土壤，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性格与精神气质的基因库，因而应该是受到特别保护的。然而在当代大众影视那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戏说”中，它早已被涂改、被“妖魔化”得面目全非了。由此产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抽空了新一代个体生命精神发育的中国文化背景。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本科生论文答辩，一个学生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解读《孔雀东南飞》，说刘兰芝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婆婆对儿媳独占儿子的性嫉妒。当时我问学生“你是不是琼瑶影视节目看多了”。如果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了解更多一点，就应该知道一般中国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娶一个好媳妇。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也能部分地透露出中国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在当代文化叙事中的命运。所以，与一般的文化研究者不同，

我有一个看法是，在感性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要比理性领域中麻烦、严重得多，而且它也需要有更高的理性能力才能意识到、把握住。 人文建设关键在于让每个人“自己思考” 问：“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滑坡”，在当下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应，也有人提出通过人文素质的培育与建设来解决问题的主张，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使目前这种状况得到有效的治理？ 答：当代道德状况令人堪忧，这是毋庸讳言的。市场经济不仅对个体欲望以极大的刺激，而且也给这种欲望提供了体制上的保护，因而说它引发了“道德滑坡”当然是有充足理由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客观方面的解释。与之相比，我更喜欢从主体方面找原因。从这一方面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滑坡”，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主体自身素质的低下。中国当代的市场主体大体上可以称作“在城市中变坏了的农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诱惑而丧失了他在小农时代固有的朴素与善良，二是由于理性启蒙在现代中国的未完成，因而使得主体的一切精神与实践只能完全听凭本能与利益的驱使。“坏农民”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没有代表着理性生命尊严的思想，二是没有伦理主体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三是没有自由生命的情感。在三者中间，理性素质的低下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无论是对于他要承担的伦理职责，还是一种超功利的情感体验，都离不开理性尺度的审查与评判。 至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般说来，不外乎两条道路：一是教化，通过灌输一种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与信念，使个体内在的伦理本性觉醒并表现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最拿手的方式。另一条道路是启蒙个体的理性机能，在这个理性基础上建设出真正属于个体的思想、意志与情感来。不管现实本身怎样复杂多变，有了这样一种理性的基础，一个人就可以在真、善、美三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两条道路相比，教化方式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因为它与现代文明“重个体”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而，我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设想是“教化过后是理性”，既然教化之路不通，那就只有通过启蒙每个人的理性机能，使他独立承担起属于他的职责与使命。在康德看来，理性生命的一个永恒不变的格律是“自己思考”，对于现代中华民族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他们“不思考”，而是他们不能“自己思考”。这种不能“自己思考”的主体恰是传统教化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它的现代启蒙中应该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补的一课。由教化方式培养出来的“不能自己思考”的主体，最根本的原因是过于脆弱，经不起现实风暴的洗礼。尽管这种主体也有思想，但由于是灌输进来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把它贯穿于实践之中。所以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行易知难，如何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家最头痛的问题。而启蒙个体理性机能与此截然不同，因为在经过了理性主体的反思与抉择之后，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伦理职责与审美趣味，都已经成为个体生命的一个有机部分。由于这时的主体行为是建立在他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所以才不容易因为受其他因素干扰而发生动摇。 问：您的新作《苦难美学》很快就要问世了，据说这本书您思考、写作历时十年之久，是作为一种生命本体论提出来的，其中也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当代启蒙问题，请您具体谈谈其中的内容，好吗？ 答：《苦难美学》的副题是《关于精神生命的本体论阐释》，它要论证的是一个人作为精神生命存在所必需的条件与原理。具体说来，我主要讨论了理性主体、伦理主体与审美主体(包括它的后现代变种即欲望主体)的再生产问题。而“教化之后是理性”的提出，正是要探索如何在伦理主体基础上开辟出一种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个体理性机能，它与中华民族的当代启蒙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提出了两种批判对象，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主体，它的最大问题是由教化而来，没有经过一种高度发展的个体理性机能的分析与审查，因而很难在当代文化的全球化风暴中站稳脚跟，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二是针对当代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由于它不仅不生产个体的理性精神，相反还在剥夺着中华民族本就十分脆弱的理性基础，这正是对它要特别小心、警惕的原因。这两种批判实质上指向的是一个目标，就是如何通过严肃的文化批判来完成中华民族的个体精神启蒙，使他能够获得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脑，并在这个基础上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