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环境拐点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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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环境拐点远未到来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25日 | 评论（6）

改善环境，中国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而是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动力。问题是，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找到这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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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马军 公众与环境信息研究中心（IPE）主任、2012年度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获得者

宫靖 财新环境科技新闻主管编辑、高级记者

［对话背景］

国人从未像今天一样，以如此高的热情关心环境。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史以来，环境从未像今天这般，被如此深重地破坏。人们回看儿时的小溪，发现要么消失萎缩，要么污染严重。不仅是水，我们呼吸的空气，行走的土地，都受到了深重的污染。

马军，因为关注环境、投身环保，成为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英雄。4月16日，44岁的马军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被授予2012年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该奖项有全球环境保护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马军的环境脚步，一步步踩在中国环境污染的历史进程中。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他，进入香港《南华早报》北京站工作，因为目睹中国环境的恶化，最终选定环境新闻领域。又因为黄河断流和1998年长江大洪水，让他写就成名著作《中国水危机》。后来他成为一名专职环境工作者。2006年，他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为一名环境NGO的创始人。

此后，他的诸多举动成为热点新闻。戈德曼国际环保奖的评语写道：马军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公示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他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马军的作为远不止上述行动，紧盯大企业环境行为是他另一个特点。2011年曝光苹果在华供应链污染一役，让他有了国际声名。

外人或许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偏执的极端环保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态度温和，说话有些轻声细语，处事则少愤怒，重理性。他与多数的国内环保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有时甚至还是国家环保部门的座上宾。

马军对聚光灯早已不陌生。2006年，他与国务院总理等一同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人”，并当选当年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英国《卫报》将他列入“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2009年，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关注环境问题的时期。“中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为中国的环境趋势作出判断。那么，中国环境污染何时才能见底，并且向好的方向扭转？是现在已见底，还是需要10年，甚至20年？这一问题已在中外环境界热议了近半年。

财新环境新闻主管编辑、高级记者宫靖，日前与马军讨论中国环境的真问题。在环境编辑角色之外，宫靖还是财新重磅环境报道“自来水真相”“镉米杀机”的作者。

［对话摘登］

最糟糕的还在未来

宫靖：这个问题在环境界很时髦，你肯定回答过。现在是中国环境最糟糕的时候吗？还是过去10年，现已好转；或未来10年，未来20年？为什么？

马军：我不同意中国环境最糟糕时期已过去的说法，我认为最坏的时候还在未来。我们在经历一个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政府虽然已在环境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当然需要在未来的十年内去完成环境的一个转折。但从现在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除非有一个大的调整，除非有一个重要的、甚至全社会参与的环保运动，否则我觉得未来10年内，还是不能够实现转折。没有这样的大调整，20年也不行。

在改善环境方面，中国事实上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改进的动力。

宫靖：你没有在三种选择中选取任何一个，而是谈到需要一场大调整，需要一种根本动力的出现。这种根本动力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马军：西方法治国家曾经经历过环境污染历史，其环境拐点要么源自于对于法规的严格执行，要么来自民间频发的环境诉讼，有时也可以来自资源能源价格的大幅度调整。但这样的动力来源，在中国是严重不足的，特别是执法不严，环境诉讼难，长期困扰着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是。

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还是把对GDP的追求放在环境保护之前，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这个动力是不可能出现的。一场全民的环境保护运动，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的环境拐点，但这种运动目前还没有到来，它的通道也还没有打开。

水污染治理缺乏起点

宫靖：你1998年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那时你认为中国水问题已经很突出。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相比那个时候，有什么变化？你对中国水污染现状有什么新的思考？

马军：其实水的变化和整体环境状况是吻合的，也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当初特别严重的地方，比如淮河，现在有一些缓解，但在其他多数流域，情况在恶化。

这种污染蔓延的趋势，在全球都少有。西方确实经历过环境污染阶段，但他们的污染还是一个局部的状态，而我们是遍地开花。我们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引发的副作用，可能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水污染问题并非无解。最遗憾的就是明明有治污技术，有环境法律，却管不住水污染。造成今天局面的深层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

宫靖：数十年来，江河湖泊人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梯级水坝渐次出现在每条重要河流上。不少地方政府当政者强调“以人为本”，将环保主义者形容为“以鱼为本”，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马军：现在的局面是，大中小微水电一哄而上，把天然河流人工地进行改造，变成了梯级水库，变成了人工渠道化的一个状况。

我们最重要的大江，长江，从三峡向上，至少12个梯级，一直到虎跳峡，大规模梯级开发几乎不留空间。金沙江、通天河等都已经有了开发的迹象。在其他支流，从嘉陵江、大渡河到雅砻江，包括二级、三级支流，都是葡萄结串一样的水电站在规划、在建或已建成。

连经过层层论证的三峡工程都已经对下游湖泊水量产生影响，那将来数百上千的大坝建成，累积效果会是什么？现在还形成了举国调水的热潮，这些行为的生态后果，也还是未知数。

未来的10年、20年，没有什么比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前景更灰暗。淡水生物多样性最大的威胁来自水坝的建设。和地方政府的领导讨论生态问题，他们表面应付，内心想的则是：这不过就是几条鱼的问题。

宫靖：PM2.5从2011年底走红，成为一场空气民众运动，最终倒逼政府建立一整套监测系统，并在今年和未来三年内陆续向公众公开。你如何看待这样一场空气运动？官方认为，当前并非中国空气最糟糕的时候，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马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整体上评价，是公众参与本身协助政府克服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巨大障碍。一开始政府不愿意将PM2.5列入常规检测，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调整了政策。

PM2.5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我们之前在谈到它时，常常不得不把它解释为细颗粒物。这样一个问题，公众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自我教育的过程。这说明公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只要赋予他们信息和传播的工具。政府也值得高度肯定，他们还是愿意去听取民意，只要民意足够响亮，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才是中国空气最糟糕的时候，不是过去。必须指出，近年的空气污染比过去复杂得多，过去城市中是大的颗粒物污染为主，看上去可怕，对人体伤害程度并不如现在大。

宫靖：中国各城市的空气监测设备虽然陆续得以建设，但空气治理却是非常艰难的，其前景在专家看来也不乐观，二三十年之后能否治理好，还很难说。空气污染与水污染治理事实上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马军：首先我同意大气污染的治理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次的PM2.5事件形成的推动是极其有价值的，因为这让中国的空气治理终于有了一个起点。

各类污染的治理必须要有一个起点。水污染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起点。空气污染现在有了最起码的起点。

土壤、固废污染被忽视

宫靖：环保部公布的数字是，中国18亿亩耕地中，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的至少有1.5亿亩。中国当前约有1.2万座尾矿库，其中危、险、病库占12.4%，暴雨之下，部分尾矿坝几乎就是定时炸弹。你认为未来土壤污染还会继续加重吗？

马军：中国的土壤污染长期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全社会对水和空气的污染比较关注，对于土壤的污染一直不够重视。

不少尾矿坝是历史遗留问题，它们当然是土壤污染的定时炸弹，但在我们的国土上，每天还在形成新的定时炸弹，而且规模可能更大。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把现在的问题制止住。怎么来制止？环境评价这个工具一定要用好。

如果企业违反环评蛮干，那么环境诉讼和环境地执法这两个工具要起作用，要让无良企业付出足够的代价。控制新的污染后，要考虑消除旧的定时炸弹。国际的经验也应该去借鉴，美国的法规就是能够追溯回去的，一些大的企业付出了巨额的代价，为他们当初所污染的土地。

宫靖：固废污染你有何看法，比如对垃圾围城现象？现在垃圾焚烧厂建设很热，各地都在建，发生很多问题。北京、广州、上海等多地都发生过抗议事件，你们最近也在关注垃圾焚烧企业伟明环保的上市。这一块，为什么民众抗议声那么大，政府的作法有何不足？

马军：固废污染在中国的局面极其严峻，但也是重视不足。我们城市垃圾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已经形成巨大规模，农村垃圾也积累了几亿吨。生活垃圾之外，中国的工业废弃物也没有得到有效地处理，总量大得惊人。固废形成的二次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

全世界与垃圾相关的机构，都容易引发当地公众的不满，主要是“不建在我家后院”的运动，就是通常说的邻避运动。这是有共性的。但中国当前的垃圾焚烧，与别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垃圾没作分类就进行焚烧，这给周边公众带来很大的环境风险。我的观点很简单，就六个字：无分类，不焚烧。

国际上的惯例是，只有在充分的垃圾分类、减量的基础上，才应该走向焚烧的方式。最后会有人说，那怎么办？如果不焚烧，我们现在垃圾围城的状况怎么解决？这就形成了倒逼，要倒逼从垃圾源头上进行分类和减量。

另一方面，如果不去分类，需要的垃圾焚烧厂会增加很多，当我们开始分类的时候，发现焚烧能力过剩。在国外有很多地区，曾经有过很严重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环境事件必须走向法治

宫靖：最近十几年，尤其最近几年，民间环境抗议越来越多发。西方国家管此现象为邻避运动，也都有过此类运动多发时期。你判断，中国现在是否进入了一个此类运动多发的时期？例如今年天津发生PC事件、海南莺歌海事件等。

马军：环境问题对公众产生直接影响，公众意识也普遍提升。他们现在明白了环境问题会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所以才会更加警觉和反对。这是近年环境事件多发的原因。

之所以抗议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走向了比较激烈的抗争形式，就是因为法律范围之内的途径还不畅通。你建一个大型项目，与周边公众的生活事实上息息相关，但决策这个项目的过程，却是由政府和企业定下来，基本没给周边公众发言的机会，建成后公众也没有进行环境监督的权利。

宫靖：地方政府面对邻避运动时，有时会视为稳定事件，拼命压制。但事实上，这类事件其实无关政治。地方政府的思路错在哪里，中国各地应从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中学到什么？

马军：多数的邻避运动中，抗议群众的诉求是守护身边的环境，这与政府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但这种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来守护，社会也很难承受。

要缓减这种局面，首先是要放开公众参与这一块。至少环评报告的全本需要公开。这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能够保证的。为什么不能够公开？如果有商业秘密可以拿掉，这些污染的问题，不是商业秘密。

其次是打通法治渠道，放开环境诉讼，让公众可以依法维权。现在这一通道基本是被堵上的。

在政府方面，两大法律工具也要用好，一是环境评价，二是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总之，解决环境问题，一定要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