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

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新诠释

四川师范大学王川论文联盟同志近著《昌都近代史研究(1840—1949)》一书，是一部关于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的专题研究，既是作者近年来潜心研究昌都的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心得之作，也是作者根据他在四川大学博士后研究的工作报告修订而成的专著。

我们知道，我国广大的藏族分布区域，按传统主要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部份。这最初是按照藏语中讲这三种不同方言的人群的实际状况而划分的，后来亦因此成为区域的名称。其中的康，是藏语“喀木”(拉丁文转写为“khams”)的音译，其范围大体包括今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即现在简称的“康区三州一地”地方。康区在历史上并无固定不易的疆界，但从今日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以至的昌都地区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整个康区，地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向二级地形阶梯的转折带上，其自然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西北通向西南地区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来往迁徙的通道，故有“民族走廊”之称。又由于康区位于卫藏东部边缘，使之成为汉藏两种主要文化最先接触和交融的地带。交通链条的连接，经济贸易的频繁，多种文化的互动，使康区成为我国藏族聚居地区中的一块独具特殊历史地位与多元文化价值的地区，此亦即清代人认为“治藏必先安康”的所在。

近代以来，由于国外势力的侵入，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份子极力挑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康区的地位便在我国西南边疆日益凸现出来。其中，昌都地区与康定地区(今甘孜州)两处的地位尤为重要，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都不断从这里爆发出来。解放以来，中央十分重视康区。我国第三代领导人同志提出了“稳藏必先安康”，朱?基同志又指出“安康必先通康”，即此之谓。

昌都地区，自清初雍正四年(1726)，在中央政府主持下由川、藏、滇三方官员参与共同勘定了界线，明确了昌都一带归属管辖。但昌都地区的昌都、察雅、类乌齐与八宿等四大呼图克图以及一些土司、头人仍享有相当的地方宗教与政治特权。清末，鉴于外国势力加剧对及其它藏区的侵略，清廷决定以昌都为驻藏帮办大臣的驻所以加强控制。但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赴昌都途中，暂住四川巴塘屯垦练兵并限制寺院势力时，导致了1905年当地寺院及土司的动乱。凤全一行50余人全部被害，即当时所称的“巴塘事件”。是年，清廷派干员赵尔丰等赴康平息此事。接着于1906年授赵氏为川滇边务大臣，驻节巴塘，进一步经营康区。1908年，又任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氏以武力为后盾，将昌都及川边一带的呼图克图及土司的权力一并收归朝廷，进行改土归流。同时，又将雍正年间划归管理的昌都地区若干宗(县)一并收回。赵氏的这些作为其目的在于抵制外力与巩固边陲并拟最终在康区建立行省(当时已拟名为西康省)。这可谓是当时清廷在处理西南边疆危机时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后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

辛亥革命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统治，这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此时，在外国势力的策动下，地方政府却发动了所谓的“驱汉事件”，不仅赶走了清廷驻藏的官员、清军乃至内地居藏的群众，拒绝民国政府驻藏的官员入藏，而且还派藏军东进，逐渐占据了昌都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攻占了金沙江以东川边的一些地方。1918年的“民七事件”，藏军终于攻占了类乌齐、恩达、察雅、昌都等地，从而昌都地区全部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因此，可说民国政府对昌都地区的直接管理此时即告一段落。按常规说，无论是清朝或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和川边政府都是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级地方政府，它们所管辖的区域都是中国的版图，它们之间的一些纠纷，都可置于内部的同一平台上加以解决。但当时的地方政府部分当权者却受外国势力的影响，甚至挟洋自重，置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于不顾，一再驱使藏军东进，力图进一步扩展实力，占据更多地方，起到了破坏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不良作用。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民国时期川边管辖的康区时名川边，时称西康，是一个准省级行政单位。直到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为巩固大西南后方，南京国民政府乃于 1934年明令成立西康省建省委员会。经过几年筹备，西康省于1939年正式建立。此时，西康的区域除康属而外，还将四川所属的雅属(雅安地区)、宁属(西昌地区)两地一并划入。这里所说的西康省的康属实际上包括两个部份:其一为金沙江以东的直接控制区；其二为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只是由于昌都地区自1918年受制于地方政府以来，直至1949年民国时期的告终，从未能接受西康省的管辖罢了。正因为昌都地区一直是西康省的一部分，故1950年解放后西康省的行政区域一直包括昌都地区在内。昌都解放后，这里由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管辖，而这一机构当时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至于昌都地区的正式划归，是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正式建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后的事。

正由于地方政府在1918年占据昌都地区后，在此设置了昌都总管(“朵麦基恰”)以及其下的各宗政府。同时，在此驻扎了精锐藏军，设置了大量的关卡，严重地阻滞了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群众与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群众的交往关系。昌都地区成为我国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正由于此，内地人士长期对这段时期的昌都缺乏充分的认识与了解，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或专著更属凤毛麟角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直到1950年昌都地区的解放才有了根本转变。那以后，中央始派遣一些学者对这里进行了一些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积累了必要的资料。但严格意义上的对昌都地区历史和社会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从近十余年才开始的。其中一本阶段性的主要成果为李光文、杨松、格勒同志主编的《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这部70余万字的巨著，可说是昌都地区迄今最为全面、系统、完整的地方史与地方志的科学著作。王川同志曾参与该书资料的搜集整理、调查研究与撰写，而且是该书的编委，做了大量而扎实的工作。由于昌都地区已经有了这部反映其历史与社会进程全面性的著作，因此，王川同志的本书便着重于昌都地区一些近代史专题的深入研究。这恰可补前者的某些不足，而使两书互为发展和相得益彰。

《昌都近代史研究(1840—1949)》一书是作者王川同志在两次对昌都地区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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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论文联盟、口碑史料等深入研究后写成。全书从综述、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与宗教等四个方面，研究了昌都地区的社会与历史。在综述篇，作者论述了清代以迄辛亥鼎革前后之昌都、民国时期昌都政局的变化和中央政府对昌都的治理以及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管理与康区邦达家族的活动。在政治篇，作者考述了道光年间驻藏大臣瑞元的事迹，论述了清代昌都所辖之三岩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驻昌都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以及外国势力的入侵与昌都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经济篇，作者论述了近代以来昌都经济与城市的变迁，以及近代昌都 地区的外来移民。在文化与宗教篇，作者论述了昌都历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分析了近代昌都历史上的丹达神崇拜和瓦合神崇拜的由来、发展及影响。最后，在书末王川同志以编年史形式列举了近代昌都史上的大事。

个人以为，王川同志《昌都近代史研究(1840—1949)》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勾画出了昌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该书大致以1840—1949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相当于清代后期、民国)，局部章节有所上溯或下延。作者力图对这100余年间昌都地区社会发展作一综述，侧重于近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昌都地区与四川地区(川边或西康)、昌都地区政教组织与首领的互动，以明晰昌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首次披露了某些重要史料，研究了关于昌都地区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明晰近代昌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之后，对于近代昌都地区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该书在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力争与民族学、宗教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进行了综合研究。鉴于近代时期昌都地区的某些重要问题，举其要者如近代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及其社会组织、近代昌都地区的外来等问题，以往或阙于史料，或缺乏现代社会科学视角与方法，或未有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作者在这方面有所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作者曾多次入藏考察，在研究中融入了他本人治学的心得体会

王川同志曾参加格勒同志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同时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于1997年7—9月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在昌都地区考察。考察期间，作者不仅得以在昌都地区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多次详细考察昌都强巴林寺和察雅县香堆寺等寺院，拜访了昔日的头人、土司、藏军代本的军医等，加深了作者对藏文化尤其是昌都历史文化的认识。1999年9月起，他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又赴拉萨、山南等地区进行考察。2000年7月，昌都地区志总编室邀请作者主编《清实录昌都地区史料选》，又强化了作者对昌都以及康巴藏区历史文化的把握。作者辛勤考察的足迹还遍及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区。由于作者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之又有广泛的藏区社会调研实践，始终较好地驾驭所搜集的大量史料，而能较好地完成这部专著。

总之，王川同志的这部专著是近年来藏学研究中一部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填补了昌都地区近代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是研究近代史与我国民族史的一本不可不读之书。我们期望着王川同志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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