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商业银行RAROC的影响因素解析研究

【摘要】本文借鉴杜邦分析法，基于国内主要中型银行数据，对影响RAROC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了解构与研究，重点揭示了影响RAROC的四大因素：净息差、非息收入占比、营业收入利润率和平均风险权重，为银行业勾画出资本效率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净息差每提高1BPS，可使国内中型银行RAROC提高约7BPS；非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24BPS；平均风险权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31BPS。

【关键词】RAROC 影响因素 资本效率

一、引言

受益于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速、金融脱媒步伐加快以及资本监管力度增强等外部环境变化，目前高资本消耗的高速信贷扩张模式已难以持续。尤其是后危机时期，新资本监管标准的落地与实施，愈加突显了资本的稀缺性，银行转型已迫在眉睫。国内外实践证明，通过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国内领先银行已逐步建立起了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AROC，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为核心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力求实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本文参照杜邦分析法，将RAROC分解成银行关键性管理指标，并选取全国性中型上市银行{1}（以下简称中型银行）为样本，对RAROC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出各因素对RAROC的影响，为银行业勾画出了提升资本效率的路线图。这对银行业构建“资本节约、产出高效”的发展路径、探索资本约束下未来转型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管理是平衡收益与风险的艺术。长期以来，银行业普遍采用股本收益率（ROE）或资产收益率（ROA）指标来衡量经营效率，然而这种单纯考虑银行账面收益而忽略风险因素的指标标准，与银行经营风险的特质并不相称。20世纪70年代，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 Trust）首创了raroc技术，使银行的收益与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银行单纯追求利润的经营理念，激励银行业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创造利润。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完善，RAROC作为衡量单位资本耗用下的盈利效率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资本配置、绩效考核及贷款定价等各方面。

国外对RARO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资本分配与绩效评估等方面。Merton和Perold（1993）[1]提出以“边际风险资本”（Marginal Risk Capital）进行银行资本分配，并决定是否开展或取消一项业务。Ralph C.Kimball（1998）[2]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如何利用RAROC方法来评价银行的绩效。Dermine（1998）[3]提出了将RAROC应用在贷款定价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Lam James（2001）[4]认为，经济资本和RAROC可以延伸到具体产品和消费者层面进行盈利性和定价分析，用于对新产品的定价及做出交易决策。Stoughton和Zechner（2007）[5]分析给出了资本预算机制下基于RAROC和EVA的最优资本分配模型。

国内学者对RAROC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可区分为对RAROC的方法介绍及在银行中的具体应用两大类。在RAROC方法介绍方面，王春峰（2001）[6]介绍了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与资本分配之间的关系；赵先信（2004）[7]介绍了以RAROC为代表的风险调整后绩效测量模型（RAPM）。在具体应用方面，盛军（2000）[8]研究了RAROC在商业银行定价过程中的应用；肖钢（2004）[9]引用了RAROC方法度量不同产品在占用经济资本基础上所取得的收益，确定银行资本配置的有限次序；赵家敏等（2005）[10]设计了基于RAROC的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模型框架，提出要建立以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等建议；刘新军和周鸿卫（2009）[11]引入动态定价思想，从信用风险和客户综合回报两方面对RAROC贷款定价模型进行修正。

综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多为RAROC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贷款定价和绩效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尚未对RAROC的影响因素进行过分析研究。本文将通过解构RAROC影响因素，探索资本效率提升路径。

三、RAROC的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在第二层次，将指标进一步分解，生息资产净利率主要分解为四个乘数因子：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收入结构乘数（营业净收入/利息净收入）、营业收入利润率{3}（税前利润/营业净收入）和（1-有效税率），其中收入结构乘数与非息收入占比有关，营业收入利润率与成本收入比、拨备收入比和营业税收入比相关联；资产资本率分解为两个因子：生息资产平均风险权重（风险资产/生息资产，以下简称平均风险权重）和资本转换系数。

层层分解后，剔除有效税率与资本转换系数等常量因素，可以发现RAROC的最终影响因素有四个：净息差、非息收入占比、营业收入利润率（1-营业税收入比-成本收入比-拨备收入比）和平均风险权重。

四、中型银行RAROC的实证比较

（一）中型银行平均RAROC因素边际分析

近几年，国内中型银行在追求规模、速度为主导的经营模式下实现了快速发展。2005～2011年6年间，中型银行总资产扩大约3倍，年平均增幅超过20%，贷款年平均增速近30%，约高于大型银行8个百分点。但面对严格的资本监管约束，其“转型要求”也日益突显。根据上市银行年报，2011年，中型银行平均RAROC为19.7%，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净利润增幅40.14%，平均加权风险资产增幅28.8%，利润增幅快于风险资本消耗，资本使用效率有较大提升。

从RAROC的影响因素看，净息差对RAROC的正向影响显著。2011年，中型银行平均净息差同比增加26BPS，促进RAROC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贡献度超70%，加息、信贷调控和贷款定价能力提升都是2011年净息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成本收入比33.8%，同比下降3.0个百分点，促进RAROC提升1.2个百分点，是继净息差之后的第二大正向影响因素，表明中型银行内部管理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平均风险权重上升2.5个百分点，致RAROC下降0.7个百分点，是资本效率的最大负面影响因素，反映出银行业当前高资本消耗的业务结构特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非息收入占比略有提高，但对RAROC的促进作用有限，显示出通过改善盈利结构提升资本效率尚有巨大空间。

为考察各因素对RAROC的影响程度，以中型银行2011年平均数据为基准，根据前述分解模型，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前提下，静态模拟测算某一因素变动对RAROC的影响。结果表明，净息差每提高1BP，可使国内中型银行平均RAROC提高约7BP；平均风险权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31BP；非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24BP；营业收入利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40BP。在银行经营实践中，各因素对RAROC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部分指标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以净息差与平均风险权重两因素为例，不考虑政策性影响，银行“净息差”提高，极可能引发“平均风险权重”上升，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将取决于银行发展战略、资产结构、定价管理等诸多方面。

（二）主要银行RAROC因素对比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内中型银行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经营特色，其中招商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领跑同业，民生银行在小企业金融业务方面优势明显，兴业银行在金融同业业务方面特色鲜明。各行在不同的业务战略导向下，RAROC差异较大。2011年，中型银行间RAROC最高与最低相差7.5个百分点，其中，招商银行RAROC最高，达22.5%。

从变动趋势看，样本中各银行RAROC普遍提升。其中净息差是RAROC提升的显著影响因素，非息收入占比则普遍影响较弱，这主要与目前银行业以息差收入为主的盈利结构有关。研究发现，招商银行RAROC较高主要受益于净息差和非息收入占比较高，兴业银行RAROC较高则是因为风险资本消耗量较小、拨备计提较少。这恰好反映出两家银行在经营战略上的特点，即招商银行以零售银行业务领跑同业所带来的净息差与中间业务收入比较优势，兴业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平台所呈现的低资本消耗优势。

从资产结构看，也验证了上述观点。招商银行以信贷类生息资产为主，占比约为58%，而兴业银行却恰好相反，其非信贷类生息资产比例过半（58%），尤其是买入返售资产占比较大，约占生息资产总量的22%，高出招商银行19个百分点。这也是兴业银行净息差低于招商银行，但平均风险权重却处于绝对优势的主要原因。

五、主要结论

一是根据模拟测算，在其他因子不变的情况下，净息差每提高1BP，可使中型银行平均RAROC提高约7BP；平均风险权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31BP；非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24BP；营业收入利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RAROC提高40BP。

二是在当前环境下，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个人金融业务、同业金融业务占比较高的银行，资本效率优势较为突出。招商银行零售特色、兴业银行同业优势为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转型提供较好的借鉴模式。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银行的利差空间将大幅收窄，提高非息收入占比将成为未来银行业资本效率提升的重要着力点。

注释

{1}本文中主要中型银行包括中信、招商、兴业、光大、浦发、深发、民生及华夏8家银行。

{2}考虑到目前国内银行均使用权重法计量与披露风险资产，本文在分解资本回报率公式时，将风险资本用监管风险资本替代。

{3}本文风险资本回报率分析剔除了营业外收支影响。

参考文献

[1]Merton，Robert C，Andre F Perold.Theory of risk capital in Financial firms.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3，6（3）：16-32.

[2]Ralph C Kimball.Economic Profi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Banking[J].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1998（7）：40-45.

[3]Dermine Jean.Pitfal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AROC in Loan Management [J].The Arbitageur，1998， 1（1）：21-27.

[4]Lam James.The use of Economic Capital in ERM and Risk Transfer[J].Risk Management，2001，27（6），44.

[5]Neal M.Stoughton，Josef Zechner.Optimal Capital Allocation Using RAROC and EVA.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7，16（3）：312-342.

[6]王春峰.金融市场风险管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7]赵先信.银行内部模型和监管模型：风险计量与资本分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盛军.科学的贷款定价方法—RAROC定价法[J].上海金融，2000，（7） ：48-49.

[9]肖钢.加强和改善银行风险管理体系[J].银行家，2004（8）38.

[10]赵家敏，陈庆辉，彭岗.全面风险管理模型设计与评价：基于RAROC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5，（3）：59-60.

[11] 刘新军，周鸿卫.商业银行RAROC贷款定价方法的改进与应用[J].统计与决策，2009，（6）：164-167.

作者简介：蒋东明（1969-），男，广西桂林人，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金融管理；王叶婷（1982-），女，黑龙江铁力人，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投资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