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技论文范文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一）规范性

科技期刊的封面首先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和谐地标出必要的项目和信息。《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规定科技期刊封面应该标明刊名、卷期、出版年月、责任者、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期刊条码等项目。因此，在进行封面设计时，这些项目和信息必须做到没有遗漏、简洁清晰。同时，在期刊卷号、期号表达上尽量采用国际通行做法。总体而言，规范化标示封面信息是科技期刊封面设计最基本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封面的认识功能。

（二）稳定性

科技期刊具有无限期连续出版的特性。如果刊物要保持区别于其他刊物的辨识度，并树立品牌形象，封面设计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进行有规律和细微地调整，使期刊封面能始终延续一种稳定的风格，最终在读者心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期刊整体形象。因此，可以精心设计一种能产生深刻影响力的封面元素，让这种元素成为贯穿各期封面设计的一条线索，由此积淀成为期刊的标志。总之，期刊的封面设计要注意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有变化，也是有规律的、细微的变化，以此发挥封面的认知功能和形成刊物的品牌特色。

（三）专业性

每种科技期刊都会涉及一种或多种学科和专业，每种学科和专业都有专属的研究对象和特色。这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色能很好地传达科技期刊的专业范围和专业内容，因此在进行封面设计时，可以注意从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特色中寻找设计灵感，寻找独特封面设计的切入点，通过色彩、布局、构图等封面设计勾勒出刊物的专业特色，突出刊物应有的个性，使科技期刊的封面成为其学科和专业服务方向的指示器。

（四）艺术性

优秀的科技期刊总是能同时驾驭好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两个维度，而不仅仅是一种严肃、庄重的学术传播载体。科技期刊通过封面上的图形、色彩等刺激读者的感官，进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使读者产生进一步阅读的欲望，这就是封面设计艺术的魅力所在。对于科技期刊而言，封面设计更宜“以少胜多”，以简洁、精练的线条，通过抽象象征的艺术手法表现期刊的专业范围或者内容特色，具体而言就是采用明快简洁的几何构图、象征性图案或者刊徽之类来展示刊物的内容，同时要注意线条、色彩、图片的完美结合，形成简约大方、优美精致的艺术风格，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当下国内科技类期刊封面设计的现状

笔者对国内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规范性、稳定性、专业性和艺术性这4个方面作了抽样调查。笔者登录知网，进入出版物检索页面，随机查阅近3年来50种基础科学类刊物的封面和50种工程科技A类刊物的封面。调查发现，这100种科技期刊在封面设计的规范性、稳定性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规范化是科技期刊质量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封面设计的规范化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100种科技期刊都在封面完整、规范地标注了必要的信息项目。同时，为了形成刊物的品牌特色和提高辨识度，这100种科技期刊在封面要素布局、色调和刊名字体字号方面也非常注意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其中约80%的科技期刊除了变更出版年月、卷、期号等信息之外，近3年基本使用同一种封面设计，稳定性比较强。另有科技期刊封面设计虽有变化，但注意平稳过渡。如《地球学报》的封面每年都会呈现细微、有规律的变化，但整体格局始终如一。但是，这100种科技期刊在专业性和艺术性方面则明显不足。其中只有50%左右的科技期刊能通过封面设计传达其专业特点和办刊特色。而富有艺术美感、能产生视觉冲击的科技期刊封面设计则更少，在这100种科技期刊中约占10%。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国内科技期刊封面的专业性和艺术性还不够，在办刊实践中尚需重点从这两个方面去改善。

三、科技类期刊封面设计的可行性路径

（一）以封面故事来凸显期刊的专业性

封面故事中刊载的图片内容往往与刊物本身密切相关，因而采用封面故事突显科技期刊的专业特色、宣传相关的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是一个有效的办法。《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共同主办的学术刊物，始终以推动生命科学发展为宗旨，现已发展成为被SCI、CA、俄罗斯文摘等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的优秀科技期刊。登录《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的网站，可以看到该刊物采用封面故事的形式来加强对该领域创新型科研成果的宣传，刊物在每期封面选登当期发表的优秀论文中的制作精良的图片，图片一经选用，该论文即被作为刊物的封面论文，以封面故事的形式简介论文的研究内容，并附上作者、文题和文章所在页码。《地球学报》是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的惟一科技期刊，该刊物每期都选用“中国地质科学院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成果或中国地质科学院科研团队的重要创新成果作为封面照片，同时在封面刊载与之对应的封面故事。这样可以有效展示《地球学报》的办刊特色和水平、宣传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创新性科研成果。

（二）以封面固定图案设计来凸显期刊的专业特色

封面中最有视觉冲击力的当属图片，因此在封面设计时，采用最能反映科技期刊专业特色的图片，形成固定的图案设计，能充分标示刊物的专业特色。《机电工程》是以机械为主，自动化、计算机技术、电工技术为辅的跨学科类科技期刊。该刊物的封面将一幅齿轮的图片和一段波形图进行组合，来代表传统的机械行业和计算机、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于传统机械行业的现代机械制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期刊内涵。同时，在设计时采用写意的图片，图案线条简洁明晰，跨学科的科技期刊内容特色清晰明了，从而简洁又形象地传递了刊物的专业范围，并将这种图案固定贯穿在《机电工程》的各期封面中，突出了期刊封面的认识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

（三）以背景色彩及整体布局设计来增强视觉美感

科技期刊在背景色彩及整体布局上讲究均衡或对称、分散与呼应、尺度与比例等，符合视觉审美原则，能够增强封面的美感。例如，《机电工程》封面采用雅致的横向条纹图案，背景色采用单一色彩，比较符合学术研究严谨的氛围，但单一色本身又采用渐变式蓝色，使严肃、庄重的封面风格中又透出活泼清新的气息，同时刊名的色彩在背景色的映衬之下又具有较强的辨识度。对读者调查表明，这样的封面美观大方、艺术性较强，增强了视觉传播效果。

（四）以个性化表达方式来衬托独特的艺术品格

科技期刊通常在封面设计上强调庄重、严谨的风格，因此容易形成固有的思维定式，封面往往严肃有余，生动、活泼不足，更难以谈得上艺术创作设计的灵动与创新。《建筑节能》2010年4月与国际知名建材企业奥地利堡密特（Bau-mie）公司进行一次广告设计合作。在封面设计中采用艺术化的绿色树叶这个元素，将人的眼睛作为“绿叶”布图的基本构思，表达了刊物和广告产品共同的追求———绿色环保。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图面由双人组成，借此呈现出人、家、自然这3个元素和谐共生的主题。这种个性化表达方式冲破了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拘谨和呆板，使《建筑节能》封面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进一步提升期刊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分子生物学会（TheMolecularBiologySocietyofJapan）发行的《GenestoCells》的封面图片将细胞中的种种过程与极具日本传统风格的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独特风格。每一期都是浮世绘风格流溢的素雅画作，各色封面中暗藏种种玄机，擅长将日本特色的物件和场景与细胞生物学模型融合得不漏痕迹。如2014年的第1期封面，祝福新的一年繁荣兴旺。两匹骏马牵着象征F-肌动蛋白的红白旋索在奔跑。地面的透明流浆让我们想起了原生动物的伪足———它们利用G-肌动蛋白聚合产生的能量而不断生长。

四、结语

艺术与科学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严谨的科学中从来不乏堪比任何大师名画的和谐与美，感人心魄的艺术中也自有其动人的科学道理。国内科技期刊应该在封面设计中将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让艺术更具科学趣味，科学更具艺术美感，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收到更佳的视觉传播效果，从而提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与传统的保险险种相比，其特点优势不突出，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保障。相应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中，科技保险中的财产险比重较大。以人保财产保险武汉分公司为例，其财产险占到公司科技保险业务的75%［3］，而真正涉及科技创新过程的保险业务量较少，有待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有限。高新技术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据有关调查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参保的比率不足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宣传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导致企业对科技保险了解不够;二是部分企业认为科技保险与传统的财产险区别不大，投保的意义不强。这也源于科技保险险种缺乏创新。三是科技保险保费过高，许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匮乏，缺少闲余资金投保。配套措施有待完善。科技保险在国内外都属于新事物，发展时间短，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取。开展初期，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险种设计、费率厘定、损耗断定以及理赔方面，经营成本较大，但往往收效甚微，业务拓展与期望存在一定差距，以致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强。政府的补贴及税收优惠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截至2011年，开展科技保险的地方政府均出台了鼓励发展科技保险的政策，但缺乏补贴细则，可操作性不强［4］，同时由于补贴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部分地区存在惜补现象。

科技保险供需双冷的经济学分析

科技保险存在严重的供需不足问题，限制其支持高科技研究作用的发挥。要找出导致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就要分析科技保险主体包括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动机、条件与现实约束。下面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的角度，利用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分析导致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为相关决策建议提供依据。科技保险供给乏力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公司会根据各险种的收益以及后续开发相关险种的投入决定其供给量。将保险公司的险种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保险，一类是非科技保险。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1、P1，非科技保险的供给量和价格分别为Q2、P2，保险公司的收益函数为R=P1*Q1+P2*Q2，成本函数C=C(Q1，Q2)，设保险公司总成本一定，为C=C0;保险公司的利润f=R－C在总成本和产品价格一定的条件下，保险公司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有效分配资源。下面求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设目标函数（式略）等式(3)即是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其含义为科技保险与非科技保险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二者的边际成本之比，即保险公司每种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就科技保险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险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一种新产品，承保的风险大，收益低;由于保险经营要遵循大数法则，在其业务量有限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增加，使得保险公司的边际收益下降。因而，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保险公司在初始阶段不太情愿提供科技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会把有限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其他相对成熟的险种，提高保险的边际收益。目前科技保险处于初始阶段，各方面准备工作有待完善，保险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展工作，如设计新险种，宣传拓展业务，开展理赔等，保险公司开展科技保险的动力不足。科技保险需求有限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高费率是制约科技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高新技术企业处于创业阶段，资金缺乏，虽然有保险需求但限于资金问题，往往选择不投保。特别是对于和传统保险区别不大的科技保险险种，投保的意愿更不强。下面从高新技术企业效用角度来分析。设企业效益函数为y(x)=y(x1，x2)x1代表科技保险数量，x2代表其他与经营有关的消费量。企业目前的资金总量为f，消费品的价格分别为p1，p2，该企业的预算约束为x1*p1+x2*p2=f。企业的决策是在既定的资金量下确定科技保险的数量以最大化目标函数h，（函数略）等式(6)是企业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每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与单位费用的比值相等，即企业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对高科技企业而言，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技术研究、市场开发方面，较少用于科技保险支出。对企业而言，在资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技术研究和市场开发费用支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更大，即，保险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不必要的支出，如果科技保险与传统保险相比优势不明显，企业的需求更少，从而导致科技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科技保险的外部性

科技保险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当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时，费用由企业独自承担，而技术研究成功带来的收益全社会都能享有，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而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同样，当保险公司提供科技保险时，保障了企业研发的正常进行，科研成功会导致新产品价格的下降和更优质的服务，给社会带来收益，但保险公司承担了较大的经营成本和科研失败的风险，在现阶段保险公司获得的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表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外部效应。假设企业技术研究成功会导致产品W的成本下降。在没有购买科技保险时，w的供给曲线是S1，需求曲线是D1，此时的消费者剩余是P1AP0，生产者剩余是P1AO。在企业购买了科技保险之后，降低科技保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了企业科技研发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术研发的成功，导致产品W供给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至S2，相应产品W的价格出现下降，均衡价格下降至P2，消费者剩余为P0BP2，净增加P1P2BA;生产者剩余为P2BO;社会的总福利增加了，从P0AO增为P0BO，净增加量为ABO。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购买科技保险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购买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说明科技保险的消费具有正的外部性，导致企业投保的意愿不强。外部效应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调。图2表示了科技保险外部性引起有效需求变化的过程。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边际社会收益为MSR，外部经济效应使得MPR＜MSR，边际私人成本为MPC，边际社会成本MSC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加上边际外部成本，由于边际外部成本为零，所以MSC=MPC。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点就是最佳科技保险需求量。就社会而言，从企业角度而言，最佳的科技保险需求量是Q1。显然，Q1＜Q2，这就导致了科技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Q2需求量下，社会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但却使企业承担的保险成本增加，因而是企业不愿意承担的。只有在给企业一定补偿的条件下，企业才有可能增大保险需求到Q2，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同理可以从保险公司角度得到科技保险供给不足问题的原因同样在于其外部经济效应［5］。

科技保险发展的对策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进入21世纪之后，科技资源共享的立法逐步得到重视。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明确指出，要“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设施的共享与建设，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共享网络”。政府相关部门也制定和了配套文件，对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提出了要求。

鉴于国家的要求，市场对设备共享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各省市、各高校都根据自身特点出台了各自的共享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主要集中于对大型科学仪器的共享管理办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一致的标准，各地的管理办法零散、不一致，且分布不均匀。以上管理办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共享制度的空白，然而由于其制度还不够成熟，处于试行期，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仪器的共享，满足社会的共享需求，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现状分析

我国一般性通用仪器设备较多，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相对较少，且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的仪器设备均有闲置现象，但中小企业仪器设备资源严重匮乏。

目前，在科学仪器共享方面，我国已经探索建立相关的资源数据库和管理系统。从1997年开始，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地方开始了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陕西、湖北、吉林、沈阳等8个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试点，在试点带动下，已经发展到了目前包含7大区域、31个省市的全国性网络，基本形成一个三级共享体系，仪器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从1998年开始，科技部联合中科院、教育部、总后卫生部、地方科技厅(委)等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以共同投资、专管共用、按出资比例分配机时的共建共享模式开展了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建设，目前已建成15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主要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武汉等几个经济、社会和科技活动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经过10余年的建设，大型仪器中心对科技支撑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支撑了国家一流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进一步掌握我国科技资源的状况，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科技部、财政部又启动了中央、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重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掌握了3.5万余台单台原值在50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

但长期以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学仪器等固定资产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闲置现象，虽然部门及地方仪器拥有单位都采用了一定的方式来加强共享，然而总的来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共享观念淡薄，缺少制约激励机制，设备维护经费不足，缺乏稳定的实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国外科学仪器共享现状

1国外科学仪器共享政策环境

科学仪器设备是重要的科技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开放共享是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各国均不断加强对国有科学仪器资源的共享管理，通过签订项目合同、法律约束、履行服务承诺等方式，从源头设计，实现国有科学仪器资源在一定范围内的开放共享。如美国依据国家资产管理的法规对科研仪器设备进行管理，规定项目承担方的共享服务义务;英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管理规定，对申请条件、方式、收费等内容有详细的规定;印度按项目资助方式进行筹划和管理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设施;日本规定大型科研仪器只要向社会开放，基本都是免费的，但根据使用目的，在特定情况下也进行收费，如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对其3套大型设备(HUMANCALORI-EMETER，骨密度测定装置，运动设备安装研究设备)制定了“研究设施/设备相互利用等推进办法”，规定属于国、公、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因研究需要，可以申请使用这些仪器，使用前需要提交“共同利用申请书”，并收取一定的电热费、数据分析人工费、专门指导费等。

2国外科学仪器资源管理机构

国外科学仪器的管理机构也不尽相同，本文分别总结了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科学仪器管理机构。英国的国家实验室研究理事会(CCLRC，theCouncilfortheCentralLaboratoryoftheResearchCouncil)是英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中心，负责向英国政府建议建设科学仪器，或购买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以及建设或购买所需要的费用额度。

经政府批准，科技办公室(OST，OfficeofScienceandTechonlogy)将向CCLRC下拨相应的经费，CCLRC具体负责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英国所有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CCLRC通过为英国各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大型科研设施来支持其科研工作。美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通常都设在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一般归联邦政府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拥有，以合同的方式为联邦政府部门进行项目研究，项目所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的购置计划及审批管理是由负责项目管理的联邦政府部门负责。印度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设施有两个主要的管理体系，一是政府科技部门所属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中心，简称科技部体系(DST体系);另外一个是高校体系，即大学拨款委员会下设的校际中心(UGC体系)。

3国外科学仪器产权归属

国际上普遍重视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通过研究发现，国际上对于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基本分为两类，一种为视不同情况产权归属分类进行处理，另一种为所有产权均归国家所有。美国的产权归属基本属于分类处理，日本、韩国、英国的相关仪器产权均归国家所有，日、韩、英在产权归属的具体规定和操作层面也不尽相同(见表1)。

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的政策建议

我国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资源极为短缺，受体制机制制约较多，管理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偿定点地开展中国特色的仪器设备共享与管理，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

1进一步利用网络化优势，打破地域限制

目前，我国科学仪器共享方面结合信息化等网络条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建立了资源数据库和共享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已经先后在陕西及西北区域、广东及泛珠三角区域等多个省或地区进行了试运行，系统应用状况良好。应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管理。根据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实际状况，可考虑分层次共享开放大型仪器设备，先从单一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内部共享扩展到对本省市共享，再扩展到本区域乃至全国，最终建立国家大型仪器设备中心，促进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试点建设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根据行业和共享方式的不同，试点探索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引导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本文通过调研与文献研究认为，可试点尝试以下几种不同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1)大学资源开放模式。依托高等院校重要科学仪器，大力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与相关产业相结合，促进跨院校间及院校对企业的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科研的创新和发展。

(2)行业资源集聚模式。由政府主导采用市场化模式运作，主要是针对产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对需求比较大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凝集效应。

(3)孵化器模式。为创业企业提供公共支撑和专业服务、扶持创业企业顺利成长，主要功能是成为仪器资源的整合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4)中介机构整合资源模式。由政府扶持成立的，专门针对某一类科学仪器的整合，而不是仅仅针对某行业的科技资源进行整合。因此，此种整合模式将对特定区域所有需要此类科技资源的单位提供支持，适用范围较广。

3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

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主要用于补贴承担开放共享任务的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费用，鼓励或支持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教师、科研人员充分利用纳入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去完成所承担的科研课题。用基金资助部分和自己交纳的部分经费，支付相关仪器设备的测试费用，使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大型仪器设备所在机构则通过收取设备维护基金和劳务酬金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多赢的局面:使用者利用该基金的资助完成科研课题，大型仪器设备机构通过开放共享，实现多开机多得经费，而院校或科研院所则可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约束方面主要明确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责任。

管理部门对各单位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做不定期的检查，同时结合资源调查数据加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申购评议工作，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和运行情况不佳的单位，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取消相关单位新购仪器设备资格，情节严重的，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4探索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权转移机制

探索由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产权统一归国家所有制度，国家成立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评估设备申购单位资格条件，评估通过后由国家统一购买，设备申报单位负责该设备的管理及开放运行服务，并享有优先使用权，国家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制定专门的评价指标对大型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定期进行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不达标的，取消对该仪器设备的管理权限并移送至其他有资质单位，且在以后时间段内限制该单位对其他科学仪器设备的申购资格。

5建立大型科研仪器有偿服务机制

(1)成立有偿服务管理中心。由科技部组织成立大型科学仪器有偿服务管理中心，负责指导各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有偿服务管理，保障各机构大型科研仪器有偿服务的有序开展。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现有科技期刊约5000种，数量仅次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科技期刊大国。但科技界委员们认为，期刊的现状仍“不容乐观”。

曾主管北大多个期刊的国家纳米中心副主任朱星委员见证了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历程。“前几年我们一直为如何被列入《科学引文索引》（SCI）发愁，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影响力。”

作为中国科学话语权的载体，科技期刊该寻求怎样的发展路径？

“再不能失去国内期刊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飞跃。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然而，与科技论文在国际上令人瞩目的表现相比，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相对逊色。影响力广、具有品牌效应的中国科技期刊很少，是不争的事实。

“看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科学地位，有两个标志：学会与期刊。”两院院士师昌绪多次强调科技期刊的重要性。

刘昌俊分析道，基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学术论文上。“目前我们科技论文数量和质量飞跃式增长，科技期刊发展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再不能失去国内期刊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国内科研人员通常喜欢将一流科研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以我所在的化学学科为例，一些国际知名期刊60%的稿源来自中国，反过来，我们的图书馆要花大价钱将这些论文再买回来。”刘昌俊认为，这是个亏本生意。

与国内科研人员对国外期刊的追捧相反，国外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术论文多少有些歧视，中国大陆学者投稿被直接拒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且论文从投稿到发表周期也偏长，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学术论文阶段，长此以往不利于科研创新工作。

“我们应尽快提高国内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办好自己的引文数据库，让科技期刊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形成良性循环。”刘昌俊说。

只有改变评价体系，才能留住好稿

国内科技期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利用优质国内稿件资源。以物理学领域的期刊为例，该领域中国每年的论文总共在两万篇左右，但能够在国内杂志上发表的不到4000篇，比例不足20%。

为什么好稿外流？刘昌俊认为，这与国内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比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每年度按照学科根据SCI期刊的影响因子对期刊进行四个等级的分区，一区里没有国内期刊，二区的也很少。但一些单位的考核就要求发在一区、二区刊物上。”

“要改变评价体系，鼓励科研人员将自己的最新成果发表在自己的学术刊物上，支持国内期刊的发展，做大做强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事业，使我国尽快成为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国际中心之一。”刘昌俊说。

“刊物吸引力的提高需要科研体制的改变。”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委员希望，科研评价能够实事求是，不过分指标化。“主要看研究者做了什么，而不是文章发在哪里。”

“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尽量在国内期刊上发表文章。”朱星表示，在政策层面，可以要求国家资助的项目尽量在国内期刊发表成果。“日本就曾采取这种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期刊本身也应积极向有影响力的团队约稿，同时，在某些条件下允许一稿多投。“比如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先以快报的形式在国际期刊发表，而更翔实的内容则发表在国内期刊。”朱星补充道。

千方百计吸引国外稿源

除了留住国内优秀稿源，刘昌俊认为国内科技期刊要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稿源，扩大国际影响力。

“首先要培养高素质、国际化的编辑队伍。”刘昌俊以《能源化学学报》为例说，该期刊在包信和院士的主导下，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编辑队伍，遵循期刊评审的国际化规则，目前该期刊是相关领域国内SCI收录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

朱星也认为人才是一个制约因素。“我在北大做科技期刊副主编时，经常为招不到一个既懂专业知识，又具备编辑能力、英文好的编辑发愁。具备这些能力的人通常不愿到工资待遇不高的期刊来。”

朱星还介绍了国内科技期刊近几年国际化的一些努力。“比如在物理领域，《中国物理》整合了以前归属不同部门的《物理学报》等，按国际规则分成了不同类。这种组团竞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目前该期刊在物理类的排名达到中等水平。”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科技期刊论文摘要的现状

发表年份。自1991年以来各年度的数量上来看，2000年是重要分水岭，1991年至2000年为第一阶段，论文数量偏少，10年共发表40篇，占所有论文的25%；2000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发展较为迅速，共发表117篇，占所收集论文的75%，虽然其中各年度论文数量仍有起伏，2006年甚至出现了一次低谷。

刊载期刊。我们还参照北大图书馆《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对期刊的分类，对刊载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型进行了分类统计。鉴于该目录的分类相对较细，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在该目录的基础上对期刊类型进行了适当整合，比如把语言学类和外国语类期刊合二为一，通称为语言学和外国语类期刊；把综合性医药卫生、儿科学、中国医学、基础医学等医学各学科期刊归为医学类期刊。

如表1所示，1991年―2013年，对这一领域关注度最高的是出版事业类期刊，占发表文章总数的35.67%；居第二的是医学类期刊，占17.83% ；居第三的是语言学和外国语类期刊；其次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期刊。其余散见于体育、文学、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和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期刊。

研究内容。通过整理和分析这157篇论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发现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一是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的评介，在我们所收集的样本中，2000年前的论文大多数集中于此，比如杨寿康（1993）分析了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写作与翻译的方法；马邦新（1995）探讨了医学论文英文摘要翻译要点；周宗锡（1999）依据《工程索引（EI）》的要求，探讨了写作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基本原则。2000年以后，这一主题所占比例大幅减少，逐渐被其他主题取代。因此，从研究内容上来看，2000年也是重要分界点，2000年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介绍英文摘要撰写方法和技巧。

二是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写作错误及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英文摘要写作中的错误和问题逐渐成为一大研究热点，比如李学军和马晓耕（2004）探讨了地学论文英文摘要中常见的表达不精炼问题；刘根林等（2008）分析了国内林业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问题；章丽萍和艾红（2011）探讨了我国水产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编辑加工的误区并提出相应建议。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具体分析某一学科，而是综合分析了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写作中的问题。比如郭建顺等（2010）调查分析了英文摘要误用中文标点符号的问题；罗建平、黄伶燕（2011）分析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英文摘要中的语法错误。

以上研究涉及了众多学科的科技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反映出各学科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语法错误、缩略语使用错误、标点符号错误、词汇误用、被动语态滥用、语篇问题以及语言表达不符合英文习惯等。这说明国内科技期刊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不容乐观，如何提高我国科技人员的英文摘要写作水平是极具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三是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对比。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开拓新视角，从多角度对比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写作方法和特点，试图发现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与国外的距离，提高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质量。比如娄虎、颜军（2007） 统计了国内外体育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语态分布和“头重脚轻”句的使用频率。结果显示，国内作者使用被动语态句频率低于其他国家的作者，而“头重脚轻”句使用的频率高于其他国家的作者。陈彦茹（2011） 分别从美国的《计算机与系统科学学报》（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和中国期刊网检索源期刊中各选取了15篇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论文的英文摘要，建立了两个小型语料库，对比了它们的语篇衔接手段，发现中外作者都擅长用指示代词来做前照应，都使用了较多的递进连词。但在人称代词、连接词、词汇重复等衔接手段上，中国作者和母语作者也存在差异。王志娟等（2012）归纳了6种国内外神经医学期刊论著英文摘要写作结构和内容特点，发现与同类型国外期刊比较，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存在篇幅较长，目的与题名、方法与结果内容重复，结论中缺乏研究意义的描述，各部分内容的表达不连贯等问题，指出国内期刊可以学习国外期刊摘要形式和内容结构的多样性，加强背景及研究意义的阐述，以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

虽然此类研究尚少，所涉及学科各不相同，但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国内作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在语言和语篇上受母语迁移的影响；部分国内作者英文写作水平的局限；部分国内作者对国际学术界英文摘要的撰写标准缺乏了解。

2005年以后，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科技期刊的英文摘要，令人耳目一新。比如邓芳明、龚学民（2007）以《中国当代儿科杂志》为例，通过比较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编委审校的英文摘要和其原文，总结出国内在编校科技论文英文摘要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提高编校水平的建议。陆建平（2009）则揭示了当前我国“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英文摘要的语言与编校质量状况，并提出应注重学术期刊语言编校质量与“核心期刊”遴选之间的关系。

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梳理1991年至2013年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发展较迅速，但总体研究数量仍然偏少，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虽然研究数量在不断增长，但20多年来，国内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总数只有157篇，这与国内科技期刊的庞大数量相比仍然偏少。如前所述，国内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总体质量并不十分令人乐观，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不断深入研究，让这一领域的研究步入全新阶段，推动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接轨，提高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相关研究的未来趋势是：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中文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对比，因为提高国内英文摘要质量的根本应在于使英文摘要的撰写遵循国际标准和惯例，符合英文的书写习惯和规范。此外，开发设计英文摘要写作软件，为科技工作者撰写摘要提供高科技的助手，将是未来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则将会采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如基于语料库的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研究，利用语料库的海量数据优势，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本文为2013年江苏省高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重点项目“中外气象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对比研究”（编号：201310300043Z）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辽宁省；科技论文；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C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5-0005-02

科技论文是科学活动产出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对一个地区的科技论文的产出量及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科学研究工作的创新性和发展性，揭示一个地区的科研发展的现状、科研实力、科技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水平。本文通过对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辽宁省2009年发表的国内外论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文献计量学角度了解区域优势及科技环境，以供政府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判断和决策参考。

1 2009年辽宁省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

1.1 辽宁省国际论文产出情况

2009年，SCI、EI和CPCI-S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数量280 158篇，比上年增长3.43%，占世界科技论文总数的12.29%，居于世界第2位。其中辽宁省科技论文数继续增加，共11 933篇，比上年增长7.48%，占全国科技论文总数的4.26%，排在全国第7位，与上年位次相同，位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浙江之后。2009年，SCI、EI和CPCI-S收录的辽宁省科技论文数量分别为4 612篇、4 844篇和2 477篇，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24%、5.21%和4.75%，居于全国第9、5、6位。

1.2 辽宁省国际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

辽宁省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广泛分布于40多个学科，其中最多的学科为化学，占论文总数的16.40%，其次为材料科学，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和计算技术，分别占论文总数的10.72%、10.42%和10.37%。排在第5~10位的学科分别是物理学（占论文总数的9.20%，下同），力学（6.04%），数学（5.82%），生物学（3.95%），机械、仪表（3.01%）和冶金、金属学（2.72%）。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和冶金、金属学排名靠前，位于第3位；药学、林学和材料科学位于第4位；力学和物理学位于第5位，可以看出辽宁省在这几个学科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畜牧、兽医，核科学技术，地学，中医学方面较弱。

1.3 辽宁省国际论文的机构分布情况

从国际科技论文的来源机构看，2009年辽宁省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81.52%分布于高校，17.46%分布于科研机构，0.33%分布于公司企业，另外0.69%分布于医院（不包含高等院校所属医院，下同）等其它机构。可见辽宁省国际论文的产出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论文产出较多，在SCI收录的四种类型论文数，EI和CPCI-S收录的论文数居前的中国高等院校中，均排在前50名。（见表1）科研机构中，被SCI收录的四种类型论文数，EI和CPCI-S收录的论文数居前的均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院所。

1.4 辽宁省国际论文被引情况

辽宁省国际科技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5378篇，排在全国第7位，被引用17 816次，篇均被引用3.31次，影响力排在全国第8位，与2008年位次持平。2004~2008年SCI收录的辽宁省科技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5191篇，排在全国第7位，被引用16 978次。大连理工大学以1383篇论文被引4 250次，排在高等院校的第17位，成为排名前50位中唯一一所辽宁高校。

2 2009年辽宁省国内论文统计与分析

2.1 辽宁省国内论文产出情况

2009年，CSTPCD收录的辽宁省科技论文20801篇，比上年增长3.99%，占全国科技论文总数的3.99%，排在全国第12位，比上年下降一位，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和山东位于前5位。

2.2 辽宁省国内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

2009年，CSTPCD收录的辽宁省科技论文中，临床医学所占比例最大，为20.85%，其次为农学（7.00%）、计算技术（6.61%）和药学（4.92%）。排在第5~10位的学科分别是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4.30%，），中医学（4.16%），化工（4.07%），基础医学（3.96%），冶金、金属学（3.90%）和机械、仪表（3.77%）。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较，辽宁省冶金、金属学排在第2位，安全科学技术排在第3位，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机械、仪表，水产学，材料科学和环境科学排名都在前5位，但是畜牧、兽医，核科学技术，地学，林学，动力与电气学科排名较后。

2.3 辽宁省国内论文的机构分布情况

2009年辽宁省在国内发表科技论文的机构分为高等院校、医院、科研机构、公司企业和其它机构，分别占论文总数的75.51%、9.21%、7.61%、3.71%和3.97%。可见，高等院校和医院是辽宁省国内论文的主要产出机构。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以2039和1779篇论文位于国内高等院校排名的第35和46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925和868篇论文位于医疗机构排名的第13和20位。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273和187篇论文位于研究机构排名的第17和38位。

2.4辽宁省国内论文作者情况

如表2所示，CSTPCD2009年收录的辽宁省科技人员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1 892篇，同机构、同省、省际和国际合著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58.42%、19.11%、12.33%和1.04%。国际合著论文217篇，占中国科技人员的国际合著论文地区排名第5位。

3 辽宁省基金与资助产出论文情况

2009年，辽宁省科技论文中由各类科学基金资助产生的论文9479篇，较上年增长13.25％，占全部基金论文的比例为4.20%，居全国第9位，排在前8位的分别为北京、江苏、上海、山西、广东、湖南、湖北和山东。辽宁省基金论文数占本省国内论文数的45.57％，比2008年增长2.17个百分点。

4 结论

4.1辽宁省科技论文总体水平和影响力居全国中上游水平

2009年，SCI、EI、CPCI-S和CSTPCD收录的辽宁省国际国内科技论文共34538篇，排在全国第9位。SCI、EI和CPCI-S收录的辽宁省国际论文11933篇，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在第7位；CSTPCD收录的国内论文20801篇，排在第12位；国际国内论文比排名第7位。辽宁省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总次数为17816次，影响力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在第8位；国内科技论文被引用53028次，影响力排在国内第13位。可见，辽宁省国内外科技论文总体水平和影响力居全国中上游水平，国际论文的发文数和影响力在全国的地位都高于国内论文，国际论文的发展强于国内论文。

4.2 辽宁省科技论文学科优势明显

2009年，辽宁省发表的国际论文有82.93％的学科进入全国排位前10名，国内论文有72.50％的学科进入全国排位前10名；冶金、金属学、材料科学在国内外科技论文的全国排位中均在前10名，同时在SCI收录的中国材料科学领域科技论文的前20位机构中，辽宁省占有3家（中科院金属所、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充分表明了这些学科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但是在畜牧、兽医，核科学技术，地学学科方面科研水平较弱。

4.3合作成为辽宁省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模式

2009年，CSTPCD收录辽宁省发表的论文中，合著作者占90.9%，其中以同机构作者合著的方式最多。辽宁省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数占4.60%的比例位于全国第五位。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7篇

名誉总编辑：李玉林博士，吉林大学副校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长、总编辑：徐果承，1968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3―2001年任《江城日报》总编辑、党委书记、吉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94―1997年先后创办了《家庭主妇报》和《多种经营报》，并兼任两报社长。1996―2000年《江城日报》先后两次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报业管理先进单位。他本人被评为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1997年，在首届全国地市级党报编校质量评比中，《江城日报》获得第一名，并受到表彰和奖励。2000年他被评为吉林省十佳新闻工作者。

副总编辑：席启，主任医师、教授，从医30余年，100余篇，出版医学专著5部。

高级医药顾问：

支本欣：美籍华人，博士，1982年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通过中美合办的CGP考试后，于1983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他主要从事天然物的化学全合成研究。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美国孟山都（Monsanto）化学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后他转为该公司研究员，先是从事新型糖晶的科研与开发，后进入该公司属下的制药分公司，进行化学药品生产工艺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发明了该公司最重要的药品之一，即Celebrex的化学生产流程。该项技术获世界范围专利。2001年支本欣博士转入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AMGEN任研究员，从事化学药品生产工艺的研究开发。

许佩珉：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28年生，1955年毕业于中南同济医学院。1956年至今他一直从事中老年保健工作，曾担任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生9年，其中担任刘少奇主席保健医生近8年。他从事内科的临床与研究近48年，从事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35年，曾赴加拿大渥太华癌症防治中心学习研究一年。他在肿瘤内科的研究中，特别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防治上很有建树。他较早地选用动脉管化疗的办法治疗恶性肿瘤，选用放化疗同时进行的办法治疗肺癌、选用大剂量化疗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的办法治疗恶性淋巴瘤、乳腺癌及小细胞肺癌、以及用生物药治疗癌症等。经他的努力在综合医院中较早地建立起肿瘤专业。同时他也培养了一批肿瘤内科骨干。他发表专业论文50多篇、参加编写医学论著11部。其中包括：《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老年医学》、《老年人恶性肿瘤》等。他曾荣获北京市爱国立功奖、国务院医疗卫生事业特殊贡献奖及北京医院的科研一、二等奖。

刘迎龙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1952年生人，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阜外心血管医院外科副主任，先心病研究室主任。

刘迎龙同志从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学习研究一年。从1983年起他开始从事心脏瓣膜病的临床与研究，并承担了国家“六五”和“七五”期间人工心脏瓣膜的实验与研究工作。近十余年来，他致力于小儿的先天性心脏病研究，特别是婴幼儿重症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从1991年起他主管小儿病房工作。12年来他获得了十几项省部级成果奖励。因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他荣获了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他正在与全国二十几家著名医院的科研人员联手，承担了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十几年来，刘迎龙同志共培养硕士生8名、博士生26名、博士后1名，参加著书6部，140余篇。自1986年起，刘迎龙同志先后到全国19个省市80余家医院作表演手术，3次应邀赴印尼做婴幼儿复杂先心病手术，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提高我国小儿外科医术在国际上的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杨跃进：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58年生人，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心内科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疑难病杂志》等期刊的副主编、编委。

杨跃进同志自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以来，一直从事心内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在该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993年以来，他负责主持了“ANT左室重构的实验研究”等九项科研项目，参与了“血栓溶解的对比研究”等三项八五攻关科研项目的研究，并以协调员身份参加了“中国r－tpa与uk的对比研究（TUCC）。在科研工作中，他4次荣获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奖励，多次荣获阜外医院医疗成就奖。在教学工作中，他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0名，招收博士研究生6名。近年来，他在《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循环杂志》等中外报刊上100余篇，并出版了多部论著。

赵荣国：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1952年生人。赵荣国同志1982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1985年中国协和大学研究生毕业，1993―1995年到美国田纳西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2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医疗影像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通CT、磁共振、普通X线以及各种照影的应用和临床诊断，参加过多项国家课题的研究，曾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成果二、三等奖，协和医院医疗成果二等奖等奖项，40多篇，参与编写著作5部，是《腹部影像诊断学图谱》副主编、《现代CT诊断学》、《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编委。

向红丁：主任医师，博士，博士生导师，1944年生人，土家族，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治疗中心主任。他196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1981年和1985年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

向红丁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内分泌专业、特别是糖尿病专业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该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国内外知名的糖尿病专家。近年来他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先后三次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现在他正在主持国家863计划、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重大项目等部分课题和项目的研究。近年来，他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参与撰写论著20余部。其中他的科普专著《糖尿病300个怎么办》获得全国优秀科普奖等两项奖励。现在他兼任卫生部老年医学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和秘书、卫生部糖尿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委和秘书、北京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糖尿病杂志》副主编等职。

罗立华：主任医师，现任卫生部北京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医学顾问。她1955年生人，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1994―1995年去日本奈良大学妇产科留学一年。罗立华同志从医24年来一直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具有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妇科肿瘤、不孕症、习惯性流产、月经不调、高危妊娠等妇产科疾病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并在这些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她在国内外多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专业学术论文。

李潭：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与培训中心不孕症专科门诊主任，1957年生人。自1995年以来，李潭同志就专门从事生殖内分泌及生殖免疫的研究工作，并在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不孕症的诊断及治疗方面，李潭同志有很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她的见解和经验得到了众多业内人士及患者的高度评价。几年来，到该中心诊治的病人有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近万人次，其中很多不孕症患者都如愿以偿。近年来，李潭同志在《中国妇女报》、《健康报》、《北京大学学报》、《生殖医学杂志》、《生物化学杂志》等报刊上围绕不孕症问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自2002年10月以来，李潭同志又在中国健康网上作客，现场为众多网民回答治疗不孕症等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王爱国：主任医师，现任中国人民总医院（北京301医院）麻醉科副主任，1952年生人。

王爱国同志大学毕业后就在总医院麻醉科工作。多年来，他一直从事麻醉与复苏的临床实践与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对各专科手术的麻醉和抢救工作、特别是对老年患者的麻醉工作十分精通，而且在麻醉与复苏的理论研究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具有较深的造诣，曾先后获得全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两项，总医院医疗成果奖一项，在部级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两次荣立三等功。

梁雨田：主任医师，现任北京301医院骨科副主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1950年生人，现兼任第七届全军战创伤专业委员会常委职务。

梁雨田同志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7年，多年来一直侧重于骨科创伤的早期救治及晚期修复的诊治与研究工作，在创伤、脊柱外科、关节外科、显微外科等临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内他首先开展了《经皮自体骨髓移植在骨缺损瘢痕组织内成骨作用的实验与临床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从事骨科工作以来，他先后发表专业论文50余篇，其中《经皮加压螺丝钉治疗股骨颈骨折》等40余篇发表在中华创伤杂志、医院杂志等重要期刊上。他还参与编写骨科专著多部。近年来他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目前他是全军十五指令性课题《四肢创伤修复》分题的负责人之一。

汤天清：北京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带教教师。

汤天清同志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十几年来他一直从事临床及医疗保健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肾脏病理检查、血液透析及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深造诣。汤天清同志经常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2002年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肾脏病大会”。他撰写的《尿微量白蛋白检测在原发性肾脏病的应用》、《尿毒症并发结核性胸膜炎》等多篇论文，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他还编撰出版了《常见老年病》等多部专著。

于广慧：教授，原沈阳药科大学副校长，中国药学会理事，中国医药科研开发促进会副会长。

于广慧同志几十年来主要从事合成药物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前后参加了抗肿瘤新药2．4―二羟基―6―甲基嘧啶类衍生物的合成研究，高分子止血药的合成研究，具有液晶性质的化合物合成研究，红景天甙类的合成研究等。并承担了化学制药专业、微生物制药专业，中药专业，药学专业的有机化学教学工作。

于广慧同志先后在部级刊物上10余篇，参加过专利法培训，并获专利人资格证书，被评为沈阳市医疗专利人，被聘为辽宁省医药管理局技术顾问。

徐绥绪：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新药评审专家库成员。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自然医学会名誉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徐绥绪同志自1961年从沈阳药学院毕业后，40年来，一直从事中药化学的教学、科研与开发工作，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自1985年以来，他主持和参加研究的国家、省部级攻关项目和科研项目共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3项、国家星火计划1项、部委级科研项目4项、省重点科研项目4项及自立课题“抗病毒口服液”等8项。获得国家卫生部新药证书3项并申请专利4项，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教学成果奖14项。1994年被国家医药管理局聘为全国医药院校教材天然药学专家组组长，1999年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他主持研制的“抗病毒口服液”等药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已生产出售，获利税数亿元。他主持研究的有关人参的开发项目也取得了多项成果和重大效益。在教学方面他主讲6门课程，培养博士生、硕士生20余名。主编或合编专著6部，主审专著2部，在国内外报刊上104篇，其中12篇已被SCI收载。曾获中国药学发展奖――地奥药科学技术奖（中药奖）三等奖。

卢尔滨：主任医师、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1944年生人，现任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心内科主任。

卢尔滨同志自1967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顽固性心衰，严重高血压、复杂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曾成功地实施了吉林省第一例二尖瓣狭窄球囊扩张术。近年来，他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卫生部、教育部曾先后派他到美国研修、讲学，研究成果曾在美国心脏病学会（AHA）大会上发表。他还指导研究生进行心血管领域多项研究。他参与研制的药品，已经生产、出售。他先后50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在心血管的临床和科研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文曾：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吉林省司法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吉林省抗癌协会肝癌专业组副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文曾同志1964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普通外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来，他主要从事乳腺外科的临床和科研，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规范治疗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关文曾同志在从事外科教学的40余年里，培养指导硕士生32人，博士生7人，有40余篇在《中华实验外科》、《中华外科》等杂志上，作为副主编或编委撰写出版医学专著7部。关文曾同志因在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中的成绩卓著，曾多次受到卫生部、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大学的嘉奖，多次被评为全国、全省优秀教师和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杨占泉：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耳鼻咽喉教研室主任，国际鼻科学会顾问，亚洲鼻科学会委员，中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耳鼻咽喉科学会鼻科专业组组长，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副总编，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常务编委。

杨占泉同志自1963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40年来，杨占泉同志在耳鼻喉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同时在该领域的基础理论方面做出了扎实的贡献。近20年来，他在鼻―颅和鼻―眼相关外科的临床实践和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令业内人士瞩目的成绩。他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报刊上的论文70余篇，出版专业论著7部，其中主编两部。他的科研成果仅获得省部级二三等奖的就有5项。他高超的医术受到广大患者的普遍赞扬。

李荷莲：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42年生人，现任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

李荷莲同志多年来一直从事妇产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对妇科肿瘤、生殖道畸形、反复流产的防治、不孕症的诊治、胎儿宫内健康预测等专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计生委和吉林省计委等课题7项，获部级、省级和校级科研奖12项，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4部，并担任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七年制妇产科学副主编，五年制妇产科学第四、五、六版编委，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教材成人教育妇产科学主编，培养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15名。李荷莲同志在妇产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业内人士瞩目的成绩。

鲁继荣：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43年生人，现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儿科学组委员，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临床儿科杂志》、《中国儿科实用杂志》、《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中国实验诊断学》编委。

鲁继荣同志自1966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40年来，一直从事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小儿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及哮喘病进行长期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委、省卫生厅下达的多项研究课题，先后荣获了卫生部二、三等奖各一次，省科委、省卫生厅、北京市科委等各类奖十余次，培养硕士生20人、博士生7人，并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中华医学检验杂志》、《临床儿科杂志》等报刊发表了60余篇论文，有些文章曾被SCI引用。

鲁继荣同志1994年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为我国的儿科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同库：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4年生人，现任北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心内科主任，吉林市心血管学会主任委员，吉林省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副主任委员，欧洲心脏病学会会员，世界高血压联盟盟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同库同志在吉林省率先开展了人工心脏起搏技术、心脏瓣膜狭窄球囊扩张技术等20多项高难度技术，填补了吉林省的空白。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攻关课题，有15项科研项目获奖。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卫生部二等奖2项，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吉林省卫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6项。

刘同库同志71篇。其中近30篇在国际专业期刊及国家重点专业期刊发表，有的被国外权威只读光盘（CD－ROM）数据库摘录收藏。他还编著出版了4部医学著作，其中一部《全国成人高等医学教材临床诊断学》被作为高校教材。他曾两次出席世界心脏病学术大会。

郭兮钧：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3年生人，现任吉林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兼消化内科主任），吉林省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肝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市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郭兮钧同志1977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的临床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消化内科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进行的“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胃左动脉化疗栓塞术”、“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术”、“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等16项研究，有10项获省、市、局新技术及科技进步奖，有20余篇论文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

郭兮钧同志是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吉林市劳动模范。

徐路平：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8年生人，现任北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吉林市医学会心胸外科主任委员，吉林省学科带头人，省心胸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徐路平同志是一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普外心胸外科专家。从1999年末开始，他就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心脏直视手术。2000年3月，由他主刀实施了吉林省第一例马凡氏综合征心脏手术。2001年8月由他主刀完成了吉林地区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徐路平同志目前承担着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的研究任务。近年来，他的科研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有37篇在部级和省级专业刊物上。

段亚东：教授、主任医师，1952年生人。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吉林军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六五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吉林市眼科学会主任委员。

段亚东同志擅长眼显微手术，尤其是角膜移植术。他自1983年主刀开展角膜移植术以来，已做角膜移植术462例。他主持建成东北地区第一个超净化眼库。他在国内首创结膜干燥保存及结膜移植术、前房充填全眼球湿房保存、植床穿破褥式缝合技术。他发明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治疗系统，为国内首创。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8篇

编者按：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特别推出“专家风采”一栏，逐一介绍本刊专家顾问，旨在为读者和专家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衷心感谢专家们为杂志做出的无私奉献！

李秀钧，70岁。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

出诊时间：每周一、四上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候区国学巷37号

邮编：610041

个人简介：1961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医疗系。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校及四川省重点学科（内科内分泌）学术带头人，1980～1982年公派赴美国梅奥临床（Mayo Clinic）研究院（Ma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研修内分泌学2年，1994年11月在日本长崎大学医学部担任访问教授。曾任华西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内科副主任、内分泌科主任、糖尿病胰岛素研究室副主任。

曾任卫生部糖尿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继续教育委员会第一届学科组成员，中华糖尿病学分会第一、二、三届常委，中华内分泌分会第五、六届常委，四川省内分泌暨糖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现任四川省卫生厅慢性非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糖尿病组组长，成都市内分泌暨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等多个杂志编委。美国内分泌学会会员，美国糖尿病学会（ADA）会员。

从事医疗、医学教育及临床研究46年，在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尤其是对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及性腺功能低下等的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糖尿病机理，着重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关系方面。培养博士生17人，硕士生26人，获省科技奖二（参加）、三等各1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参编专著31部。其中主编的《胰岛素抵抗综合征》为国内第一部专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业特长：内分泌及代谢病，重点是糖尿病。

刘建英，45岁。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出诊时间：周一上午：糖尿病专家门诊，周五上午：内分泌专家门诊。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邮编：330006

个人简介：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工作至今。2004年评为江西省卫生系统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江西省干部保健专家成员。现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内分泌科科主任。江西省内分泌专业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负责人，南昌大学优质课程(内分泌)负责人。曾任首届全国糖尿病足学组成员。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第五届委员和江西省老年学会常委，内科学会委员、内分泌学会委员。曾参加《胚胎胰岛组织冷冻保存及其在临床移植中的应用研究》，该课题获江西省高效科技成果三等奖。成果鉴定一项，现主持课题8项，担任国际协作课题《ADVANCE》江西地区中心负责人。20余篇，《内科学试题库》副主编，参与三部书的编写。获江西医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2002年组建了江西省首家糖尿病教育中心，组织编写了《糖尿病知识手册》。目前正在进行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病因素的研究。

专业特长：擅长于治疗糖尿病、甲亢、甲减、垂体瘤、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更年期综合征、尿崩症等，尤其擅长糖尿病足病和重症甲亢的治疗。

相关科室信息：2005年被江西省团委授予“青年文明号”，2006年《内分泌学》被评为南昌大学优质课程。2006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被评为“第二轮第三批江西省医学领先学科建设项目计划”。率先在江西省开展糖尿病教育和胰岛素泵的治疗。

叶山东，42岁。教授、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出诊时间：每周一上午，周四下午专家门诊；每周五下午知名专家门诊。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17号

邮编：230001

个人简介：1987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1995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内科学、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博士学位。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20年。现为中华内科学会委员，安徽省内科学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学主任委员，安徽省内分泌学会常委兼秘书。以第一作者发表医学论文、综述和专题讲座80篇，指导研究生和下级医师60余篇，主编专著四部（《内科疑难杂症诊断和误诊剖析》、《糖尿病诊断治疗学》、《临床糖尿病学》、《糖尿病和冠心病》）；参编专著5部。现担任7家杂志编委或副主编。

专业特长：内科疾病，尤其是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甲亢和骨质疏松症等。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9篇

作者简介：

勾文增（1976―），男，吉林四平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① 参见教育部《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摘 要：国内长期以来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个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开始兴起，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逐渐不再抽象地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具体考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且就科学与宗教问题提出更为多元化的观点和见解。受制于当时国内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史学的进路。但从史学视域反思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宗教研究，则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仍然存在着史学观念和史料学方面的明显缺陷。

关键词：科学与宗教；研究综述；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44-08

“科学与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国内的学科分类框架内，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社会学、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传播学和科学技术史（包括农学史和医学史）等学科。①对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两类相对成熟的学术进路：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其中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史、哲学史、教育史和科学史的视域加以展开；哲学传统主要从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视域加以讨论。

一、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论文

发表：1980―2009

本文的研究样本，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kns50/）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11）”。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将时限设定为1980―2009年，以“科学与宗教”或“宗教与科学”或“科学和宗教”或“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6575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749篇，1990―199年1591篇，2000―2009年4236篇。以“科学与宗教” “宗教与科学”“科学和宗教”“宗教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706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59篇，1990―199年189篇，2000―2009年458篇。以“科学与信仰”“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可检索到1100篇论文；其中1980―1989年48篇，1990―1999年199篇，2000―2009年853篇。以“科学与信仰”或“信仰与科学”或“科学和信仰”或“信仰和科学”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共可检索到96以科学与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其中1980―1989年2篇，1990―1999年12篇，2000―2009年82篇。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统计出，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开始10年发表的科学与宗教论文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中间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最后10年发表的大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5%。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其数量比大约为1：9或1：10。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据，1980―2009年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论文数量，约占数据库所有收录论文数量的2%，这一比例在30年间大体保持不变。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输入“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新教”、“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与东正教”、“科学与佛教”、“科学与道教”、“科学与伊斯兰”和“科学与回教”，进行全文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可得出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佛教的论文、有关科学与道教的论文和有关科学与伊斯兰教的论文，其数量比例约为5：4：4：1。由于国内多数有关科学与宗教（泛指）的论文是以基督教

“基督教”一词在现代中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狭义指基督教新教，广义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多个宗派。在本文中，“基督教”一词使用的是广义概念。

作为宗教范例的，使得有关科学与基督教的研究论文数量实际上远超出了有关科学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论文数量的总和。

二、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演进：1980―1989

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长期进行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在此期间，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被始终如一的确定为“对立”甚或“斗争”的关系，“真正的科学”

1949―1979年间，国内长期存在着批判“唯心主义科学”或“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运动。

被描述为是“唯物的”和“辩证的”科学，是不断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而各类宗教则一概被描述为“唯心的”“反动的”“封建的”或“帝国主义的”，其前景是彻底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科学与宗教”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只翻译出版了若干由苏联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所宣扬的观点都反复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斗争”。

三、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开始缓慢兴起，但这一时期的论文大多仍沿袭旧有的观点，强调历史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着力“揭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佛教）在科学问题上的“反动”和“虚伪”。例如：或是认为近代天文学史中存在着“科学”与罗马教会“惊心动魄、曲折漫长”的斗争[1] ，或是认为佛教经常采用“貌似科学的虚伪姿态”，“造谣和说谎的本领是无出其右的”[2]。有所不同的是，当时论及阿拉伯科学史的论文，则认为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科学具有历史贡献，并批判了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剽窃”和“贬低”。[3]但在具体评价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时，这些论文仍将他们描述成为“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较少提及伊斯兰教对其科学活动的具体影响。[4]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和传播，是当代科学与宗教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进化论在国内通常被描述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科学基础，也曾长期被认为是科学与宗教、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领域之一。1982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及了当时欧美地区有关进化论与创世论的论战，认为这是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5]有多篇论文从科学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达尔文进化论产生和传播的问题。有文章认为进化论和神创论在中国也曾存在过激烈的斗争，而教会则是中国进化论研究和传播的障碍。[6]也有文章虽然提及了进化论发表以后英国科学界对其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但认为这些学术意见是“偏见、谩骂和诽谤”，并将其归咎为英国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强烈反对。[7] 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科学与宗教“对立论”的观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调整，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科学活动问题。当时，相关论文大多只讨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进行的科技交流活动，并严格将他们与后来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来华传教士划清界限。[8]这些论文在肯定来华耶稣会士科学活动的同时，仍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继续保持对基督教的历史鞭挞，谴责基督教对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扼杀，甚至引证恩格斯的著作，认为欧洲的科学思想在18世纪仍然落后于古代希腊。[9]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中西科技交流史中重要历史人物徐光启的研究论文，但在高度称赞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同时，几乎不提及其个人的，并倾向于通过褒扬徐光启来贬抑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影响。[10]此间，也有部分文章提及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但大多对传教士的“主观动机”进行了激烈批判。[11]有关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在客观上突破了旧有的“对立论”，特别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广泛宣传的科学与宗教泾渭分明的传统观点，从而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深入思考。

四、国外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引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与美国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在此过程中，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有关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见解，也逐渐进入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发展。1985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主席罗伯特・科恩应邀来华讲学。在讲学过程中，科恩虽然自认是美国科学史界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也反对在科学与宗教问题上的科学主义观点，并表示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科恩主张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但又认为西方历史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也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并引证开普勒的个案和自然法思想的宗教渊源为例加以了说明。[12]1986年，由罗伯特・默顿撰写的科学社会史经典著作《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国内自然辩证法界、科学史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默顿的著作中大量提及了近现代杰出科学家的状况，并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论证了基督教清教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13]日本历史上具有悠长的佛教文化传统，日本学者中也有较多信仰佛教的人士，他们有关科学与宗教的见解也通过译文的渠道为国内学者所了解。日本学者也不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着“对立”与“冲突”，而是认为在西方历史中基督教“促进了科学发展”，并且认为现代科学和佛学理论在思想上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14]伴随中苏关系的解冻，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无神论”研究也被介绍至中国，[15]成为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科学与宗教问题的重要学术参考资源。但是，此时苏联国内已经爆发了宗教复兴运动，苏联学者的科学无神论论文，除了对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进行反驳以外，并无太多学术上的新意，不少文章中更多论及的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问题。

五、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部分国内学者尝试调和“宗教（主要指基督教）与科学对立”和“近代科学在宗教化的欧洲产生”这两幅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历史图景。但是由于当时国内严重缺乏相关的科学史与宗教史文献，这些较有开创性的研究最终也沦为了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历史思辨。[16]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在参考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多进展，突破了原有的“对立斗争论”。不少国内学者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若干历史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史实考证：通过对当时国内出版的多部百科全书中有关塞尔维特事件描述的合参辨析，反驳了恩格斯有关加尔文因塞尔维特的科学发现而将其处于火刑的论断[17]；通过对第谷学说的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反驳了认为耶稣会士阻挠中国学者接受哥白尼学说，并进而阻止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观点；[18]通过对哥白尼学说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哥白尼的神学思想对其天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1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视野，采用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明史的研究进路，认为历史中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科学有着积极的影响。[20]

通观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多认为历史中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或“斗争的”，宗教是“反科学思潮的来源”，宗教处于“垂死”状态并将“自然消亡”，而科学在未来必将“战胜”宗教。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学术争鸣才较多出现。

六、国内科学与宗教研究的学术

演进：1990―1999

针对80年代末期学术界有关科学与宗教存在良性互动、宗教对科学具有积极影响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有多位学者相继撰文，重新强调论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论”，认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一种“反科学的势力”。以有关科学家问题的论文为例，大多从外因论角度解释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是由家庭和社会等外部环境所造成的，认为科学家信仰宗教是其缺乏足够的理性精神或缺乏“彻底的”唯物思想的表现。至于对信教科学家科学活动的影响，或认为对他们造成了学术上的损失；[21]或断言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没有明显的作用”，科学家在其自身科学活动中仍然“坚持着唯物主义传统”；[22]或宣称作为“虔诚基督徒”的科学家，最终在科学研究中走上了“反叛基督教神学的历史道路”。[23]这些论文颇具思辨色彩，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审慎的史学分析和充分的史料证据，其论证和结论中存在较多主观臆测的成分，与历史事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国家学术政策和宗教政策日趋宽松的宏观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国内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并展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逐渐不再笼统地提及科学与宗教问题，而是对各主要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考察。

七、

科学与佛教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源自印度的佛教曾对中国民众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本土化的宗教特色。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科学与佛教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撰文，认为佛教与基督教“明显不同”，佛教从未反对过科学或迫害过科学家，而是“重视科学”、“与科学精神相通”，并且佛学“多被科学所证实”，使得“科学与佛学遥相接轨”。[24]有学者对民国初期“佛教化新青年”群体进行了历史个案研究，考查了科学思潮对“佛教化新青年”的冲击以及“佛教化新青年”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并分析了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变迁。[25]也有学者在研究20世纪佛教在美国传播问题时，提及了通过协调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来推动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策略。[26]还有学者在讨论佛教现代化问题中，对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佛学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指导”价值。[27]关于佛教与科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需要更加充分地论证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以此来更好的说明佛教对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28]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流派，也有多位学者撰文就古代藏传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发表了见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具有科技功能”，寺院僧侣大多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职责”，而藏族古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9]早在80年代末期，国内的佛教界人士已开始就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发表出了基于佛学思考的独立见解。[30] 90年代下半期以后，佛教界人士就该问题的阐述也更为丰富，以在国内佛教期刊《法音》上发表的文章为例：或是认为佛学观念和现代宇宙观相一致，提出佛教在人类文化重建中的拯救使命，主张佛教可以纠正当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31]或是重申了20世纪太虚等著名佛教学者所提出的佛法超越科学、科学发现使人更加接近佛学真理的观点；[32]或是认为佛教本身是一个科学体系，科学发展与佛教思想不断接轨，而佛法可以拯救世界文明。[33]

八、科学与道教研究

在20世纪，玻尔等著名西方科学家和李约瑟等著名西方科学史家，对中国传统的道教思想都极为推崇，或是认为道教自然观对物理学发展具有哲学或方法论上的价值，或是认为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玻尔、李约瑟等人的上述观点，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约瑟，其学术著作通过翻译途径，对中国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道教与科学成为了一个较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就道教与科学的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学术研究，也形成了较为多元的学术见解。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道教“最重视科技”[34]；有学者认为道教的特点是“准科学方法与的奇妙结合”，使“科学的方法与宗教的信仰融合起来”[35]；也有学者从宗教与科学的起源视角，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中的文化意象，认为宗教（主要指道教）与科学同时萌芽、互相包容[36] ；还有学者在分别讨论道教与化学和道教与医学关系的基础上，主张道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区别，认为“道教中的科学因素”是“道教徒自掘坟墓”。[37]关于中国道教思想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也有文章认为其影响结果是负面的甚至是“扭曲的”，是20世纪西方诸多伪科学理论和反科学思潮的源泉。[38]道教与中国传统养生学之间关系较为密切，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多位学者就道教与医学的问题展开了多个案的研究，广泛涉及道教服食方[39]、道教符咒治病术[40] 和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道教思想的相互影响[41] 等问题，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历史上道教对科学（和医学）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44］张晓丹. 东方智慧的第三次浪潮――阿拉伯科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1）:50-58.

［45］冶成福. 伊斯兰教的产生与数学的发展［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2）:50-54.

［46］林中泽. 论基督教的崛起对西欧社会的影响［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20-27.

［47］李剑伟. 基督教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J］. 军械工程学院学报，1990（4）:271-276.

［48］夏宗经. 基督教文化与科学――兼评欧洲中世纪在科学史上的地位［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27-34.

［49］袁江洋.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总释”的史境诠释［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133-137.

［50］袁江洋. 探索自然与颂扬上帝――波义耳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神学思想［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6）:34-42.

［51］袁江洋. 论玻义耳-牛顿思想体系及其信仰之矢―― 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变革是如何发生的？［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

［52］郭怀中. 关于伽利略案件的几点讨论［J］. 物理教师，1990（2）:38-41.

［53］史志强，王较过，靳峻竹. 科学最终战胜愚昧伽利略冤案获［J］. 物理，1995（7）:445-448.

［54］张增一. 伽利略：自然真理与《圣经》解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4-58.

［55］张增一. 伽利略与罗马教会［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50-58.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China: 1980-1999

GOU Wenz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t has been long held in China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belong to two separate categories with repulsion and conflict. Domestic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began in the 1980s. With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scholastic opinions gradually came to emerge that there exist benevolent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at relig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science. In the 1990s, academic circle gradually stopped abstract discuss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rather, it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science, namely, Buddhism, Taosim, Muslim, as well as Christianity; and accordingly, diversified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advanced with regards to scienc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restraint of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concerning 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philosophy,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ok dominance at that time. Yet even a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study of this period indicates that these researches have distinct flaw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principles and data collection.

Key words:

国内科技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技期刊；数字化；增值；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65-03

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学术出版成为期刊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开展科技期刊在网络化环境下的增值服务也受到期刊界的重视[1-5]，但是目前这些研究还主要立足于开展服务层面。数字化、网络化使得科技期刊的内涵和外延均在无限扩大，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纸媒期刊本身。本文希望从科技期刊作为特殊商品这一自身的特殊性出发，首先分析科技期刊的价值与增值的内涵，然后从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三个方面，介绍在增值方面国外科技期刊的做法、国内科技期刊的经验，探讨我国科技期刊如何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手段，开展多样化运作，增加自身价值，各种价值相互促进，从而提升“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一、科技期刊的价值与增值

科技期刊的价值，是科技论文在评审、编辑、出版、传播、评价等一系列活动中所形成的创造性劳动，主要包括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等。“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增值是指科技期刊顺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从自身特点出发，以内容为基础，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比传统纸媒期刊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获取更便捷的信息资源，从而满足作者和读者更多方面、更具差异的个性化需求，使科技期刊的价值得以提升、影响力得以扩大。

国外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普遍开展早，理念先进，技术手段领先，我国科技期刊虽然近几年也开始重视数字出版，但是普遍尚未掌握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缺少政策、人才、资金的支撑，因此大多数科技期刊还仅局限于将纸媒期刊的内容数字化后搬到网络上，网站上的信息普遍内容较简单、形式较单调，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挖掘和发挥出科技期刊更大的价值，实现增值运作。

二、学术价值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是由它所刊载的内容来体现的， “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不再是其登载的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的简单加和，而是远远超出论文本身，延伸到可由其论文所能挖掘的内容、承载其论文的期刊网站所刊载的内容等无限广大的范围，其学术价值也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有无限运作的空间。

（一）内容的挖掘与关联

对内容进行挖掘与关联，指对论文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挖掘和丰富论文的内涵，实现相关的知识和文章的轻松链接，提升论文的附加值，即实现所谓的语义出版。国外一些知名的期刊出版集团如爱思唯尔（Elsevier）、斯普林格（Springer）等，利用XML等技术对论文进行结构化的描述与深度加工，达到了论文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完成了对数据的处理与整合，实现了知识点间的关联与链接，使期刊不再局限于纸媒期刊的内容，信息量得以成倍扩大，学术价值得到大幅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普遍采用方正、Word等软件进行排版，受语言、出版软件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在知识挖掘方面起步较晚。目前已经有一些科技期刊如中国科学院的部分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Frontiers系列期刊等开始采用XML排版，尝试对内容进行挖掘和整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已经开始进行语义出版方面的研究。传统科技期刊应关注相关进展，在现有基础上开展相关尝试，实现自身学术价值的提升。

（二）网站的改进

网站作为科技期刊信息和展示的平台，能够提供纸媒期刊所无法承载的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展现形式，科技期刊利用自身的网站，提供文字、音频、视频、多媒体资源，增强互动内容和环节，能够增强科技期刊的凝聚力，提升科技期刊自身的学术价值。网站建设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的普遍重视。《科学》（Science）的网站提供科学播客（Science Podcast），展示编辑对作者的采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研究内容和科研成果[6]；《英国医学会杂志》（BMJ）在网站上提供实验方法、实验数据和审稿意见等论文之外的许多内容；《自然》（Nature）、《细胞》（Cell）、《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等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了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探讨平台，引导读者开展学术研究[7]。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已连续评选了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宣传优秀网站的成功经验，促进高校科技期刊网站建设；《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临床转化神经医学》（Translation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s）在网站上提供论文有关的视频文件等。但是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网站还普遍比较简单，不像国外知名期刊的网站内容那么丰富，视频和音频文件较少，使科技期刊增值的内容不多，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较大。

三、使用价值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是指科技期刊供作者、读者使用所带来的价值，“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网络化使科技期刊更好用，用起来更便捷，用处更广泛，读者可以在纸媒期刊出版前便阅读到优先出版的期刊，不花钱便免费获取期刊，通过期刊网站获得更多专业信息、专业资源，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具有巨大的增值空间，能够吸引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进而促进其学术价值的提高。

（一）优先数字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是指在印刷版出版之前，将期刊的内容以数字出版的形式提前在网络、移动媒体上，读者可以对优先出版的论文进行阅读和引用，从而缩短论文面世的时间，有利于提高论文的显示度和被引用率、提高期刊的影响力[8]。优先数字出版增加了期刊的使用价值，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已成为国际科技期刊出版的大趋势，为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所采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都采取了优先数字出版，如Nature的优先在线出版（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AOP）、Science的快递（Express）、Springer的在线抢先阅读（Online First）、Elsevier的即将出版（In Press）。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的期刊论文经过同行评审被录用后，通过制作在正式编辑发表之前便在线发表，通常从接收到初次在线发表学术论文仅需 60 天，短篇评论文章只需45 天[9]。中国知网于2010年10月正式启动了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目前为学术期刊提供单篇和整期的优先数字出版，实现了互联网出版、电子出版、手机出版等形式的优先出版，得到国内科技期刊的积极响应。

（二）开放获取（OA）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出版模式的传播形式，它的理念和做法已被科技界、期刊界、图书馆界普遍接受。传统纸媒期刊普遍采取在期刊出版的同时或一段时间后上网供读者免费检索、阅读、下载、复制、传播，使读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论文，有利于提高期刊的传播效果。不同的期刊在阅读权、再使用权、版权等方面开放的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外一些知名的期刊均采取了开放获取的形式，如《细胞》（Cell）的系列期刊在出版12个月后可以免费获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出版6个月后可免费获取[10]。欧盟要求欧盟研发框架计划（PP7和“地平线2020”）资助的项目，其研发成果实施开放获取，鼓励各成员国一致采取开放获取政策，加强对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资助。2014年5月15日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宣布开放获取政策，规定所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在发表后1年全部向读者免费公开。《纳米研究》（Nano Research）在2008年创刊时采取全部开放获取，以便读者阅读下载，提高期刊影响力和显示度，并收到良好效果，2013年其影响因子已达7.392。近年来，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纷纷推出了OA期刊，如《自然交流》（Nature Communication）、《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细胞报告》（Cell Report）等，我国也有《光：科学与应用》（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等OA期刊问世[11]。开放获取有利于科技期刊扩大读者群，增强了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促进了科技期刊学术价值的提升，因此成为科技期刊增值运作的手段之一。

（三）期刊群的建设

为了加强学科与出版资源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补，提升科技期刊的办刊水平，期刊群、期刊联盟应运而生。加入期刊群对于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的个刊无疑是加入到更广阔的平台，有利于提高个刊的显示度，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吸收高水平的稿件，吸引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实现自身发展，提升自身使用价值，因此期刊群的建设日益受到科技期刊界的重视。国外有Springer、Elsevier、英国皇家化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RSC）、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等刊群。如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出版化学、生物学、材料、医学和物理学等专业的40余种期刊，同专业的期刊间共享审稿专家，可以互转稿件，避免了重复审稿，缩短了论文刊发时间；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旗下有约110种期刊，其平台具有协同采编、跨库检索、文献评价、数字化学习、数字化研究等功能[12]。我国目前有20多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刊群、期刊联盟，如中华医学会刊群、中国光学期刊网、材料期刊网、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等，以及中国航空学会期刊联盟等。其中中国光学期刊网（http：//www.opticsjournal. net/）[13]截至2016年3月6日汇集了52种光学期刊，投稿专区汇集了47个期刊的作者投稿系统或投稿邮箱，资讯栏目有会议资讯、行业动态、招聘信息等，社区栏目有博客、我的博客、学习小组等，为光学专业人士和企业提供了日常关心和关注的专业信息，为专业人士投稿提供了方便，也避免其受到虚假网站的欺骗；当然，由于期刊的主办单位不同、期刊的性质不同，期刊群内的期刊还只是松散的结合，若能够共享审稿专家、互转稿件等将能够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使期刊群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四、销售收入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销售收入是指通过销售期刊所获得的收入，“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销售收入不再只是来源于销售纸媒期刊，还包括数字期刊的使用、版权的使用所带来的盈利收入。

（一）销售网络版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纸媒期刊销售量越来越少，而加入知名的数据库和检索平台是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重视的，获得电子版、网络版销售收入的方法。Springer和Elsevier是世界知名的两大期刊出版机构，加入其平台，是科技期刊提高影响力、获得销售收入的举措之一。如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的《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加入Elsevier的ScienceDirect平台，每年获得稳定的销售收入。中文的科技期刊选择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等，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出版，获得销售收入。

（二）加入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CC）

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是一家全球版权经纪公司。科技期刊编辑部只需提交期刊的名称、刊号、出版单位、出版时间、语种等基本信息，即可完成授权和许可。科技期刊加入版权结算中心后，有国内外读者要使用科技期刊上的论文、图表时，只要付费给版权结算中心后即可直接合理使用，编辑部从中可以获得版权收益[14]。国外知名的出版集团如Springer、Elsevier、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均加入了版权结算中心。目前国内的《浙江大学学报（A辑：应用物理和工程）》（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Applied Physics & Engineering）、《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等已与版权结算中心签约，并且已有期刊开始获得版权收益。数字化时代，检索、获取、使用论文变得越来越便捷，版权的保护和开发日益受到科技期刊的重视，与版权结算中心合作可以保护自己的版权，提高期刊的国际国内显示度，获得版权收益，因此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编辑部加入版权结算中心，加入版权结算中心也成为科技期刊增加销售收入的方法和手段。

（三）按需印刷、出版抽印本

数字化、网络化为传统纸媒科技期刊实现按需印刷、满足作者和读者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可能。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的纸质版印刷量在不断缩水，取而代之的是在线阅读的大量增长。作者出于留念、上缴、保存等目的可能需要自己论文的抽印本、豪华版，科技期刊按照作者需要完成按需印刷，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和提升科技期刊销售收入，更能扩大宣传，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而且操作简便、容易实现，因而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的重视。如Nature在论文录用后，会随论文录用通知，给作者发去论文抽印本的订购单，作者可以另外付费购买其论文的抽印本；《中华内科杂志》将特色栏目“临床病理讨论”中的126篇论文汇编成《内科疑难病例讨论选编》，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仅扩大了期刊的知名度，而且还为编辑部带来不菲的销售收入[15]。随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科技期刊开始关注经营、效益的问题，按需印刷、出版抽印本是科技期刊开展经营、增加销售收入的重要手段。

五、结 语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网络化为传统科技期刊带来了巨大的增值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科技期刊顺应时代和技术发展，通过多样化运作，增加自身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提升学术影响力，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需要做，必须做。

参考文献：

[1] 张维，吴培红，冷怀明.数字化环境中国内外科技期刊增值服务的发展现状[J].编辑学报，2014，26（2）：156-158.

[2] 张静.科技期刊借助数字化手段提供增值服务探析[J].编辑学报，2013，25（2）：105-108.

[3] 冯玲.我国科技期刊信息增值服务路径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3（6）：141-143.

[4] 孙守增，杨琦.学术性科技期刊的价值构成及其特点[J].编辑学报，2001，13（1）：6-8.

[5] 杨志华.学术期刊价值链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4）：645-649.

[6] Science Podcast：2 November 2012 [EB/OL].（2012-11-08）[2016- 03-10].http：//.

[7] 肖宏，马彪.“互联网+ ”时代学术期刊的作用及发展前景[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10）：1046-1053.

[8] 付雅静，钱俊龙.数字出版时代提高科技期刊显示度途径的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0）：1262-1266.

[9] 出版问答[EB/OL].[2016-03-12].http：//.cn.

[10] 吕小红.试论高校科技期刊的学术经营策略[J].中国出版，2013（310）：34-36.

[11] 齐国翠，石应江，李哲.开放获取――学术期刊低成本高显示度的重要出版策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7）：705-709.

[12] 迟秀丽，侯春梅，贺郝钰.我国科技期刊专业集群化网络出版平台研究[J].编辑学报，2015，27（2）：182-185.

[13] 期刊集群[EB/OL].[2016-03-10].http：/// Journals.

[14] 高雪山，钟紫红.美国版权结算中心及其版权解决方案：期刊转型不可忽略的保值增值途径[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4）： 61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