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重述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启示

摘要：近年来，财务重述多有发生，从根本上遏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成为迫切需求。文章综述了国内外财务重述的涵义及方式、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财务重述；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股票价格；经济后果

一、 引言

一般来说，财务重述（Financial Restatement）被界定为公司重述之前的财务报告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或遗漏了相关重要的信息，而后主动或者被动进行财务更正的事后补救行为。自1997年后，美国财务重述公司数量总体比例不高，但规模不断增加，引起社会公众、媒体及其他社会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从根本上来看，财务重述是一种事后补救，前期发生财务报告差错的情况下，后期财务重述是对前期的修正，对投资者决策具有积极作用。美国资本市场财务重述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我国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近年才开始，较之国外相关研究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内容较零散。

财务报告是企业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的渠道之一，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信任程度决定了资本市场运转的有效程度。财务报告质量高，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为投资者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从1997年到2005年之间，美国财务重述公司数量从92家上升到523家，占比从0.9%上升到6.8%。Scholz（2008）基于不同分类方法划分财务重述样本，发现虽然重述公司总体占比不大，但数量逐渐上升，给资本市场及相关利益者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越来越严重。因此，财务重述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财务重述的相关概念及方式、财务重述的理论基础、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及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依次综述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并进行述评，最后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为我国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旨在拓展我国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

二、 财务重述的概念及方式

1. 财务重述的概念。1971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将财务重述定义为：“上市公司发现且对前期财务报告差错进行纠正，并对前期财务报告相关内容重新表述的行为”，从APB对财务重述的界定来看，一般将财务重述分为计算上存在的错误、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错误、财务报告时已存在但被忽略的事实及误导性相关信息表述等。Skinner（1997）认为财务重述是在财务会计报告后发现存在错误或误导性相关财务信息，财务报告者了解或相信投资者相信财务报告的全部或重要部分的内容时，公司财务报告负责人应纠正之前的相关财务报告，对相关错误表达重新表述和重新编制报表。

我国学者认为财务报告的定期报告更正或补充即为财务重述，早期还有学者将差错更正行为称为“年报补丁”等。辉（2008）认为财务重述是针对前期出现会计差错和报告中误导性相关信息事后补救的行为。李常青（2008）认为财务重述指对上市公司不真实报告相关信息，及会误导投资者、前期遗漏的重要信息后期补充更正的行为，是对之前的相关财务报告部分内容的重新表述及公告行为。周洋和李若山（2007）认为，财务重述是上市公司采用临时公告方式对已的年度财务报告打补丁的过程，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存在的特殊现象。何威风（2010）认为，财务重述反映之前的财务报告存在差错，应给予修正并公告。从这些国内外对财务重述的界定来看，虽表述不同，但主旨一致，表明财务重述是上市公司对之前的存在错误的、信息遗漏的，会误导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进行修正及补救的行为。

2. 财务重述的方式。财务重述公司应在前期发生差错报告临时公告，后期对前期的错误财务报告重新表述及编制工作，但大部分可能在财务重述后破产或被终止上市，从而并未进行真正的财务重述。Gao（2002）将财务重述分为收入确认、成本/费用计价、重组/资产/存货计价、合并/分立、证券相关、重分类问题、IPR&D、关联交易和其他九种类型。我国财务重述发展起步较晚，2003年前的上市公司如果发生前期差错，只需在财务报告附注中体现即可，披露内容限制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相关内容及对金额进行相应更正。2003年证监会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会计重大差错时更正的相关公告，披露信息应包括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会计差错信息负责，对需要更正的相关事项进行原因及性质的说明，还需要阐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述给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带来的可能影响。财务重述后财务报告经由审计师审计后，披露相关审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我国目前财务重述公司来看，财务重述形式主要分为更正公告，补充公告及补充更正公告三种形式。

三、 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

Chan等（2003）发现，高管薪酬契约大多依赖于会计业绩指标，高度集权下会计重大差错概率更高，高度集权增加了自利行为的能力，因此导致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Abbott等（2004）发现，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程度和财务重述概率显著负相关，即审计委员会有效性越高，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Panl（1986）发现，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发生年报差错的概率，二者之g负相关。Plumlee和Yohn（2008）发现，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程度显著高于不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结论和Baber和Michael（2009）的结论一致。Epps（2010）发现，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被审计师出具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审计报告的概率更高，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

杨忠莲和杨振慧（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审计委员会发生显著作用，能有效降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兼职数量等内部治理特征也会影响财务重述发生概率。于鹏（2007）发现，非国有控股比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产权性质是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黄志忠等（2010）发现，独立董事相关制度设计能有效降低财务重述和错报的可能性，提高了财务信息质量。张俊瑞和马晨（2011）的结果则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影响公司财务重述概率，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其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曹强（2010）发现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会计准则的空间及复杂程度都影响公司财务重述，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财务重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Dechow（2000）发现管理层盈余管理与财务欺诈可能是导致财务重述的诱因，特别是财务重述公司更可能是操控财务盈余所致。Richardson等（2002）发现为降低经营压力，提高公司业绩及达到分析师预测等目标，财务重述公司成长性水平更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规模对财务重述影响不显著。周晓苏和周琦（2011）发现，财务重述公司盈利能力较差，公司资产的周转速度较低，公司负债程度较高，这类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Baber等（2002）控制了公司治理因素影响后并未发现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独立程度、审计委员会是否包括外部财务专业人士及两权分离程度对财务重述的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公司治理特征、产权结构、政府控制、管理层特征、盈余管理等视角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纵观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基于微观层面制度设计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且基于静态视角，结合外部宏观因素及制度变化等对财务重述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需基于宏观环境和微观财务重述行为相结合，以便于进行更深入的财务重述行为的探析。

四、 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Gao（2002）发现财务重述后公司股票价格三天内下跌10%。Owers等（2011）发现，会计因素引致的财务报表的重述带来更严重的负面经济后果。Anderson和John（2002）、Callen等（2006）的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影响了企业报告盈余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反应更剧烈，给公司带来更严重的影响。魏志华（2009）基于我国沪深2003年～2006年数据研究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发现我国年报发生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显著低于国外相关研究，反应较微弱。Holmstrom（1982）发现发生财务报告重述时公司更可能更换管理层，以降低公司承担的责任及修复声誉机制，与之前Beneish（1999）及Agarwal（2005）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两位学者发现财务重述后公司两年内并未更换公司高管。王泽霞（2009）基于财务重述样本发现重述后两年内管理层变更比例显著提升。Xu（2006）基于财务重述样本发现，财务重述影响了行业的价值，与Gleason（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李世新等（2012）发现，我国财务重述企业具有显著负面经济后果，不只导致财务重述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也导致同行业其他企业股票价格下降，呈现传染的股价下跌效应。Oliver（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内幕交易发生的概率更大，财务重述会诱发股东更多诉讼。

McNichols和Stubben（2008）基于美国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发现财务重述之前公司存在投资过度行为，财务重述后投资过度现象消失。Kravet和Shevlin（2010）发现财务重述公司信息风U提高。Art和Claudine（2009）发现财务重述公司更正相关信息后，竞争对手重新评估其投资价值等，改变了财务重述公司以后的投资决策和环境。Dalia等（2009）发现主动财务重述的公司比被动财务重述公司，其董事会独立性及审计委员会独立性更大。财务重述后主动重述和被动重述公司其董事会独立性明显增加，财务重述增加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从长期提升公司市场业绩及公司声誉。Wu（2002）发现资本市场对财务重述反应强烈，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特征等对财务重述短期市场的负面反应具有显著影响。Desai和Venkataraman（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重述前，短期投资者持股数量持续增加四个月，重述后一年内持股数量显著下降，持股收益发生较大比例的下跌。Oliver和Yuan（2006）发现财务重述给公司价值造成显著的负面经济后果，较大比例发生财务重述公司重述前发生过内幕交易，据此获得高额私有收益。Graham和Qiu（2008）发现财务重述后相关契约管制和限制性条款增加，财务重述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公司信息风险和交易成本，债权人采用更严格的债务契约条款降低自身风险和可能的损失。

从财务重述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从财务重述带来的负面资本市场连锁反应（Palmrose & Scholz，2004；Plumlee & Yohn，2008；周洋、李若山，2007；魏志华、李长青，2009），财务重述给投资者信任带来的影响（Hribar & Jenkins，2004），财务重述给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Anderson Yohn，2002），财务重述给资本成本带来的影响（Wilson，2008；Hribar et al.，2009），财务重述给股东诉讼带来的影响（Palmrose & Scholz，2004）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些研究通过采用超常累计的股票市场收益率、ERC，投资者信心等指标研究财务重述对公司及行业可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重述导致严重的资本市场负面反应，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增加了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公司资本成本，面临股东诉讼程度提高，导致分析师行为改变及产生显著的行业传染效应。从我国相关研究来看，财务重述对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较少，未来还需基于更广阔的视角探析财务重述给公司带来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后果，旨在认识其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更好的防止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

五、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的几点启示

第一，未来研究应密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我国资本市场财务重述问题引起了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较国外研究来看，国内相关研究较分散且没能形成体系。我国1999年《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及2003年《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表明会计制度变迁导致我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增发和配股对业绩指标的强制性要求，使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动机，被外部监管机构发现进行了虚假信息时，被要求财务重述。只有将财务重述和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密切结合，才能更深刻了解我国财务重述公司该行为的诱因、资本市场动机及其他影响因素等，才更清晰的研究财务重述经济后果等。

第二，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财务重述研究需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逐渐增加，从应计盈余管理扩展到真实盈余管理。我国增发配股业绩指标提升了盈余管理需求。基于高管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考虑，盈余管理动机较强烈。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结合盈余管理动因研究财务重述行为的较少，我国特殊的产权制度背景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可能导致盈余管理动机和能力不同，对财务重述带来不同影响，将这些特殊因素加入到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中，更能体现我国特殊情境。

第三，健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法律机制。我国财务重述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即便有相关法律规定或行为指引，解释不明确，未能形成统一的规范体系。好的法律保障会对财务重述产生震慑作用，惩罚力度一定程度上提升财务重述的成本，降低其成本收益配比，进而影响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

第四，改善外部债权人市场及经理人市场监督制度。前文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来看，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及内部控制体系能降低财务重述概率。我国目前外部市场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导致管理层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全。良好的外部债权人治理对公司管理层发挥有效监管，被认为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替代作用机制。同时，还可以在银行借贷等债权契约中，将银行纳入到公司治理机制中来。通过制度规范提高债权人监督的积极性和监督能力，降低盈余管理动机及财务重述等。经理人市场被认为是外部治理的一部分，完善的经理人竞争机制对财务重述行为起到监督和抑制。

参考文献：

[1] 李长青，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年报重述视角.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十九期课题，2008.

[2] 魏志华，李长青，辉.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分析：1997-2007[J].证券市场导报，2009，（6）：31-38.

[3] 杨忠莲，杨振慧.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执行效果研究――来自报表重述的证据[J].审计研究，2006，（2）：81-86.

[4] 于鹏.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9）：134-144.

[5] 周洋，李若山.上市公司年蟆安苟　钡奶卣骱褪谐》从[J].审计研究，2007，（4）：67-73.

[6] 周晓苏，周琦.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财务重述研究[J].当代财经，2011，（2）：109-117.

[7] 何威风.财务重述：国外研究述评与展望[J].审计研究，2010，（2）：97-102.

[8] 黄志忠，白云霞，李畅欣.所有权、公司治理与财务报表重述[J].南开管理评论，2010，（5）：45-52.

[9] 张俊瑞，马晨.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2）：63-72.

[10] 曹强.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原因分析[J].经济管理，2010，（10）：119-126.

[11] 王泽霞，李明明，谢冰.财务报表重述公告与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J].财会月刊，2009，（24）：15-18.

[12] 李世新，刘兴翠.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公告的市场反应与行业传递效应研究[J].管理评论，2012，（5）：137-143.

[13] GAO.Financial statement restatements： tre- nds， market impacts， regulatory responses and remaining challenges.Washington D.C.，2002，GAO-03-138.

[42] Wendy M.Wilso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arnings following restate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519-548.

作者简介：陈沉（1987-）（通讯作者），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盈余管理、企业生命周期和投资效率；王磊（1988-），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质量；李哲（1987-），男，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金异动；蒋水全（1986-），男，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