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拉大与经济改革

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人们在热烈地讨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特别关注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

我认为，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从而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当然，第二层次同第三层次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分清的，特别是难以量化，但我想从理论上讲是能成立的。而且，有一些“设租”活动，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和住房改革中所出现的“设租”活动，应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谈到“寻租”和“设租”，我认为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就共同点而言，两者都是要从高价和低价的差别中获取租金（从共同点而言，我们可以说设租也是一种寻租，或者说，设租是寻租的一种特殊形式）。就两者的不同点而言，寻租中的双重价格都是给定的，即高价是由市场形成的，低价则是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但设租中的双重价格则不然――尽管其中的高价仍然是由市场形成的，但其中的低价则是由设置者确定的。正因为如此，设租所获得的租金量一般要大于寻租所获得的租金量。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寻租活动，高价比低价一般要高出50%到1倍。不管是倒卖钢材还是倒卖汽车，获利的空间一般不超过这个范围。但90年代的设租活动，特别是土地的买卖，获利的空间往往要比这个范围大得多。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土地是没有价格的，90年代土地买卖中的低价不可能由计划经济遗留下来。因此，这时的土地交易中的低价确定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当权力因素介入土地交易时，土地的价格就可以压得很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产品的价格，而9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的范围主要是要素的价格，特别是土地的价格。

我国在90年代出现的设租活动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80年代的寻租活动的获利空间是半倍到一倍的话，那么，90年代的设租活动的获利空间往往会达到数倍乃至数十倍。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代价都是改革过程中非付不可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防止继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应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的本意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事情都有两面，事实证明，这种渐进方式同时也存在着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渐进改革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增量改革”，即财富的存量部分仍然留在旧体制，而财富的增量部分则进入新体制，按市场的规则去运行。但实践中却出现了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公车的使用。改革开放以来，增加了大量的公用新车，但这些新车基本上进入了旧体制。按旧体制运行的浪费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浪费现象既不符合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也不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1998年也曾经拟定过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方案。但时过8年，这一改革仍然处在步履维艰之中。这种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现象是不是一种代价或成本？这种代价或成本是非付不可的吗？这种现象的长期持续难道不是对渐进改革的一种挑战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本文编辑 杜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