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分析

[提要] 以2009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理论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也同样表明城乡差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最后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异；主观幸福感；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8日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人们从以往单一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转向更加注重精神或心理上的满足，有关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也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学者较早开展了研究。迪纳（Diener，1993）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在最近50年里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但是主观幸福感水平却并没有太大波动。美国学者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他通过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增长与主观幸福水平并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环境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联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曹大宇（2009）总结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总是成正比，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随着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反而可能会下降。当加入相对收入这一变量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小，相对收入效应也会因参考体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中产阶级人数越多，居民幸福感越高，社会稳定系数也越大。大多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收入增加确实能提高主观幸福感；然而，如果收入达到一定临界点后，财富继续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就非常小了。罗楚亮（2006）对我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城市居民，主要是由于居民对工作预期和生活满意程度不同所致。

由于国内外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采用数据和模型也具有差异，对于居民收入与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结论。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还是之后学者们进行的各种实证分析，收入都是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其他相关因素如城乡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婚姻状况都对两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学中，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效用”。当简化假设时，效用作为因变量，收入作为自变量，收入增加会使得预算线向右移动，新的预算线会和右上方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在更高的位置上，即获得了更高的效用。根据理论进行推断，可以认为当收入增加后，消费者进行决策时会获得更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但是，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持续增加并不一定会继续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攀比效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如图1所示，假设个人的期望水平位于R1，当收入为y1时，此时他的幸福感水平为u1，即为A点。假设其期望水平不变，若收入增加到y2，则主观幸福感水平将会增加到u2，即为B点。若收入进一步增加到y3，基于攀比效应，收入持续增加会提高其期望水平，假设个人期望水平将会提升至R2，此时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并不是由u2增加到u3，而是仍位于u2，也就是从B点移动到了E点。也就是说，攀比效应使得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呈现减弱趋势。（图1）

考虑到攀比效应的存在，本文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两条理论假设：

假设1：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加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继续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减弱。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

假设2：随着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容易感到幸福。

三、数据及变量介绍

（一）数据介绍。本文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我国城乡居民的性别、年龄等一系列人口指标以及工资水平、受教育水平等诸多经济特征。由于其中包括了人口特征、教育水平、职业和工资收入等劳动力实证研究需要的重要变量，所以本文采用CHN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介绍。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并且为了方便理解，将变量关系分类进行了升序调整。同时，以收入作为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根据家庭的统一编码，按照家庭人口数平均，求得家庭人均收入。同时，为了论证收入与幸福感“倒U”型的关系，引入了变量家庭平均收入的平方。

其他自变量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个体人口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地区特征。个体人口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以及个人患疾病的情况；社会特征包括个人从事的职业、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以及医疗保险。对于地区特征，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明显的二元分割状况，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变量城乡，以反映不同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在估计方程中逐步加入感兴趣的变量。同时，本文对年龄和平均收入进行了分层处理，将连续变量离散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在表1中，模型1代表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总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模型2代表从城市角度研究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模型3代表从农村角度研究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1）

（一）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总计量模型分析。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年龄、家庭平均收入的平方、疾病、职业以及职位类型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负数；城乡差异、婚姻状况、家庭平均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医疗保险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

对于家庭平均收入，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居民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是逐步提升的。但加入收入的平方这一变量后，其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收入的继续增加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倒U”型关系。这恰巧论证了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假设1。原因可能在于当其预期未来收入超过一定限度时，则意味着将牺牲更多的休闲时间用于工作，而无法更好地享受生活和家庭的温馨，从而导致其主观幸福感降低。

对于其他因素，在地区差异方面，与城市相比，生活在农村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在居民健康方面，拥有医疗保险以及近期未患病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这充分说明了医疗保险及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年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先降低后增加，但总体上青少年比老年人更幸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感到幸福，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幸福感最高；从婚姻状况来看，结婚与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已婚人群在主观上更容易感到幸福；在职业方面，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与白领相比，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以及农民的幸福感是逐渐下降的；从职位类型来看，与个体经营者相比，长期工、合同工以及临时工的幸福感水平也是逐渐降低的。

（二）城乡角度下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分析。从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都随收入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关系，对比估计系数，我们可以发现，当收入增加时，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幅度更大，之后降低的幅度也更小。因此，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城市居民。这也论证了上文所提到的假设2。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生活的态度更加洒脱，对于生活的预期也比较容易满足，生活压力更小。一般人会认为处在经济社会高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更快乐，因为处在经济社会高层的人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处在经济社会高层的人一般都是取得较大成功的人士，他们的一些高层次需求得到了满足，因而也更快乐。然而，我们的研究说明，并非社会地位越高越快乐，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会面临较大的工作或者社会压力，分享亲情、友爱的时间较少，因此主观幸福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收入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型，并且农村居民对生活更容易感到满足，比城市居民更幸福。

根据实证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条政策建议：第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注重教育和职业培训；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进行医疗制度改革；第三，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着力缩小收入差距；第四，注重城乡统筹发展，积极实现城乡一体化。

主要参考文献：

[1]Diener，Ed，Sandvik E.，Seidlitz L.&M.Dien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lative or Absolute[J].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1993.28.

[2]Easterlin，R.A.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Economic Growth[C].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4.

[3]曹大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

[4]罗楚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1988～2002年[J].财经研究，2006.9.

[5]王岩，杨沫.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1.

[6]寇竞，胡永健.城镇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