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印度战略“升值”

奥巴马是首位任期内两度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也是首位获邀成为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主宾的美国总统。

“印度的地位是外界赋予的，而非自己争取的”，这是美国学者罗德尼・琼斯总结的印度战略文化特征之一。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短短5个月内中俄美三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相继访问印度，这一在印度外交史上还绝无仅有的现象，被解读为印度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佐证。

历史地看，印度的国际地位似乎与世界大国对其的“关注”程度密切相关，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这就引发了一些疑惑，被美国学界称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奥巴马新德里之行，将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因大国密集关注而出现的印度战略“升值”，其真实价值到底虚实几何？ 奥巴马访印有何深意

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5～26日访问印度的意义，首先得从象征意义说起。奥巴马是首位任期内两度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也是首位获邀成为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主宾的美国总统。而且，印度总理莫迪还“破例”亲自赴机场迎接奥巴马。这些象征意义的背后，是美国着意提升美印战略关系的现实考虑。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阿什利・特里斯认为，奥巴马的新德里之行，预示着双边关系发生了自布什政府时期以来巨大的转型。

从美印达成的多达59条共同声明内容来看，奥巴马的印度之行可谓收获颇丰。比如两国在阻碍双边关系多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上取得突破，决议延长即将于今年6月到期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以及包括对经贸合作升级至关重要的双向投资协议等。最具战略意义的，莫过于共同声明中提及的印度“向东走”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对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表述在去年莫迪访美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并未提及。在特里斯看来，尽管美印建立富有成效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任务尚未完成，但如今两国离实现那个目标更近了。

从印度方面看，莫迪对奥巴马的高规格接待也极具象征意义。哈佛大学学者史文・艾瑞克・费肯杰认为，在印度的政治文化中，象征意义与实际意义相互交织的程度，比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的要大。“显示印度重要性与国际认可的政治姿态，会影响新德里政策制定者的认知、政策优先，以及决策本身。”

当然，莫迪的对美外交不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莫迪主动提出，恢复2008年以来中止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这与美国亚太战略中着力构建“安全伙伴关系网”的设想不谋而合。莫迪从不掩饰对印美关系的重视，在去年9月的华盛顿之行中，他明确表示把美国视为实现印度崛起的最重要伙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哈希・潘特认为，作为务实主义者，莫迪不可能忽视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在他建设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印度这一设想中的作用。

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短短5个月内中俄美三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相继访问印度，这一在印度外交史上还绝无仅有的现象，被解读为印度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佐证。

在奥巴马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美印的积极互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双边关系的战略水平，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从奥巴马两度访印的短期成果来看，美印战略关系的“转型”，在力度上似乎不如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就认为不能期望过高。他在最近撰写的文章中称，以他的判断，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印美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莫迪和奥巴马都不可能把印美关系的战略转型，放在他们整体外交战略中的突出位置”。

不过，重视印度地缘政治角色、强化对印外交，目前在华盛顿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奥巴马的对印外交，也是建立在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美印战略关系的“转型”不会局限于未来两年。正如哈希・潘特所认为的那样，当美国在日渐复杂的亚洲战略格局中重新定位其领导角色，印度开始在经济和军事上发挥影响力时，两国比以前都更加需要对方。 战略“升值”的虚实

通过改善美印关系提升印度的战略价值，是印度国际地位上升过程中的一大特色。1998年核试验之后，印度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尽管始于1991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展现了印度经济的活力，但这并未引起世界主要大国对印度的兴趣。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问印度，两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把印度拉回了国际政治舞台。同年8月，日本森喜朗首相访印，建立日印“面向21世纪的全球伙伴关系”。同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印，俄印两国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以综合国力来衡量，2000年的印度与1998年并无实质变化，但美国主动的对印外交无疑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在这一点上，布什政府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在印度没有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情况下，布什政府给印度“开绿灯”，与其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的战略意义在于，美国以“破例”的形式，终结了印度有核国家的“贱民身份”，事实上认可了印度核武国家的国际地位。印度核武国家身份是否被国际社会认可，对印度的战略价值提升无疑至关重要。

如特里斯在分析美国对印度的重要性时指出的那样，美国的默许或支持，有助于印度“合法”地登上国际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核问题”上，美国体现了中俄日等国在对印外交中不具备的优势。布什政府提升印度战略价值的政策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刺激”作用。2006年3月美国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数月，日本安倍内阁也把日印关系从“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确立了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提升印度的战略价值，中国总在背后扮演着主要的“参照”角色。莫迪和奥巴马都把对方国家称为“天然伙伴”。梳理历史文献发现，事实上最早用这一表述来定位美印关系的是尼克松总统。当他还是参议员时，就主张美国应帮助印度在亚洲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尼克松在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当年即访问了印度。布什政府称印度为“天然伙伴”的另一面，是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美印共同声明对中国只字未提，但没人会否认奥巴马和莫迪都有对中国因素的考虑。

一方面，印度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杠杆角色”，是其战略价值提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杠杆角色”赋予印度的战略“升值”空间，又受到国际格局变动的约束。

从外部因素来看，印度战略“升值”具有虚实并存的两面性。一方面，印度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杠杆角色”，是其战略价值提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杠杆角色”赋予印度的战略“升值”空间，又受到国际格局变动的约束。首倡美印“天然伙伴”的尼克松总统，最大的外交亮点却是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大力“提携”印度的布什总统离开白宫时，美印关系并未达到其所期望的水平，反倒是当初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关系大幅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世界主要大国的“关注度”来衡量印度的战略价值，存在“价值与价格”偏离的可能。

印度战略价值的“干货”，还是近年来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以这个指标来看，世界银行最近的一组数据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组数据显示，印度主要的经济发展指标，与中国刚好存在10年左右的“代差”。比如，2013年印度的外贸总额为3130亿美元，中国2003年的外贸总额是3260亿美元。印度2012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GDP中占比36%，与中国2000年的数据35%接近。印度2011年研发支出在GDP中占比0.9%，与中国2000年的数据一样。2012年印度外汇储备是2980亿美元，与2002年中国的2970亿美元相当。 战略上“理性模糊”

虽然经济实力是印度战略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但历史地看，发挥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战略作用，是印度对外关系的一个常态。在印度普纳大学学者史瑞坎特・帕兰杰佩看来，印度的战略之所以呈现这种状态，原因在于印度的战略文化。他在《印度战略文化：国家安全政策的构建》一书中，提出了印度战略文化“故意模糊”的特点。他认为，印度战略的独特之处，是在国家生存问题上的“无焦点”，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印度对战略上“故意模糊”的利用。

印度战略界201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不结盟2.0》写道，传统上印度排斥正式的同盟，但当国际利益需要时，我们就选择与特定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该报告认为，印度对美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印度也与北京有着复杂的关系。这样一来，印度有时候就具有超越其内在价值的“衍生价值”。不过，这种“价值利用”也有限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坦维・马丹认为，美国和印度都看到了对方在对华战略中的作用。“美印都把与对方的良好关系视为对中国发出的信号，但双方都不想挑衅中国，或者被迫在对方与中国之间做选择。”

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无论是周边外交还是大国外交，其着眼点都放在经济外交上。尽管如此，截至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莫迪对外政策会偏离印度外交的历史路径。莫迪在外交政策上未提及结盟或不结盟，但他上台以来针对中美俄日等大国的外交行为，显然带有利用印度“衍生价值”的成分。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约翰・西奥西阿利有另外一种解读，他认为，印度常常在现有大国关系中谋求自身的国家定位，通过寻求“三角杠杆”来获得影响力。而且，对外经济的开放以及军事实力的增强，也有助于印度更有效地构建“三角杠杆”。

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印度战略上的模糊性，预示着印度未来战略行为将依然带有不确定性。但在“理性模糊”的表象下，印度战略或许也有“理性清晰”的一面。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之一戈尔瓦卡，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样定义印度的战略：印度外交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使印度能够在不需要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应对任何对手，从而使印度最终超越权力平衡政治。作为印度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戈尔瓦卡的表述毫不掩饰印度的大国雄心。但谁能断定这不是印度政治精英心中的终极战略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