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现代进程起于洋务运动，至今已然超愈一个半世纪，跨越清末、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段。考其承续，发现虽阶段有别，却内在连环，不期然间构成了一个完整历史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指向，均起于西洋势力东渐与两千年帝制腐朽崩塌，而以解决中国问题、建设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为旨归。拂去政治琐屑，置此古今中西大时代，其之因应时势，强毅力行，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段的主流历史意识。

那么，放眼大中华，“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政治形貌与精神气质如何？时至今日，在应然和实然、可欲与可能两相比对的意义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现代进程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往下如何收束？本文在法政哲学维度，粗略梳理出一条“立国叙事”，就教于方家。

现代中国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旨归

解决“中国问题”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期期于“建设现代中国”，则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三大目标为旨归，势所必然。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三项。在此，富强是立国目标，民主是建政导向，而文明―此处意味着现代早期以来还发育成长的所谓现代文明―则将政治与邦国联袂一体，实现文化与国族的内在沟通，赋予中华民族的建政立国以现代文明共同体的位格。总体而言，凡此三项努力，历三时段而不改，虽九死而无悔。百折千回，崎吕落，中国已成全球性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并有望成为文化大国，则无疑问。换言之，凡此三大目标，是现代中国立国大方向，建制立政的大经大略。

现代中国意味着需要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这是一个文明转型、文化启蒙和政治建国的统一进程。“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原话，概括其貌。如此这般，立宪遂成枢机，支撑起政制而建设政治，引领出一个政治立国的浩荡时代。与此同时，意义秩序的翻新，特别是夹杂在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之间，如何恰予调和，遂为文明立国的核心。此一过程，也就是现代国民的养育兴发进程，现代国民的涵养，乃至于“新人”种种，必然提上议事日程。迄而至今，凡此四项，均有长进，却均有待完善。

由此，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对现代中国进程至关重要。考诸近代中国历史，无论哪个阶段，此为主流历史意识，时有差池，亦得纠偏，不容稍懈。

迄而至今，大率可以说，发展经济社会颇见成效，还需往前赶，实现经济转型的充分落地与更新换代的与时俱进。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奔小康，来之不易。建构民族国家已然完成，至于重缔意义秩序，也就是所谓立教，不是一、两代人的事，必得诉诸漫长的心灵成长历程，早已折腾百多年，还要再干一、两代人。同样在此，中国形成了一种多元并进的繁富思想景观，而有待于一种开放性主导文明价值统筹提携，修炼出国族的心智与心性，则中国是并且总是意味着一个全球体系中的中华家国天下。

尤须指出的是，在此四大项目中，优良政体堪当枢机。经验表明，大转型的初中期，经济社会发展蔚为基础，无此一切免谈。一俟基础奠立，既足以支撑民族国家，复造就市民生活，则经济不再是问题，政治便会浮上_面。纵便表面是经济问题，骨子里却常常是政治。

正是在此，大率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成长一直以追求优良政体为鹄的，使得一部现代中国的成长史遂成政治建国进程。如何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百年一脉延续的主题。在此，百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采撷中西，融汇古今，以建设一个可欲而可能的政体，其之有德有方，将与治权、政权和政府、政道和治道，清晰分梳之际，实现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制的有效性的统一。

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

在现代中国进程中，民族和民主是两个重要论题。

具体来说，19世纪末期开始的现代中国进程，起自挣脱朝代国家、奔向民族国家的努力，欲将中国奠立于基于族群共同体而来的民族共同体之上，而指向政治国族目标。因而，其之民族本位与以民族主义立国，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因应的正是这一全球列国体系的时代潮流。这一方案取径历史主义的文明论建构，追索的是现代人的家园归属和文化忠诚，以文明积蕴滋养上述体制保障，进而由心性通达政道，在努力实现天道与人心合德的文明进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义。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意味着它是亿万民众分享的公共家园，需要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法律理性和政治理性，兑现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的政治承诺，表达出应有的政治诚意和政治德性。如此这般，方能达成全体民众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而恰成一共和局面。职是之故，需要建设民主与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而为全体民众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提供体制保障，涵养国族立世存身的政治德性资源。

回瞰过往，总体而言，中国的百年立国进程正是以文明立国来建设民族共同体，以政治立国来建设政治共同体，努力实现政体论与文明论的统一。毕竟，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现代中国不是别的，不过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在此，追求既有集体尊严和基本公共产品，又能护持个人自由与捍卫惬意人生的现代国族格局，既为国家理想，而进度不一，说明了现代中国的诞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长时段运动，难能一蹴而就，而有待于接续努力。

基此，可以这样两句话作结，民主的法制化所缔造的制度文明力量，给政治国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体性所提供的超验价值之寄身于政治建构，旨在让文明国家获得自己的政体肉身。

现代中国的成长依恃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二柄，期期于涵养国族的政治成熟。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建构启程于抵御外侮，而肇兴于自救，终归于寻绎优良政体和有效政治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大略来看，这一思虑初在将国家与朝廷两相剥离，使国族和天下井然分际，凸显国家利益本质及其现代转换；继而，于国民与国家、人民与政体的框架中，省思个体的自由与幸福，将民族心思凝聚于优良政体的追寻。百余年来不懈追求，终于凝聚汇集成追求上述“富强、民主和文明”三大目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建构中华文明国家哲学

行文至此，理述现代中国立国进程的思想脉络和政治进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能否直面中国文明的苦难，包括如何回应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与“1840情结”等民族主义命题和隐痛，怎样解释东西方列强对于现代中国的成长的复杂心态等国家间政治问题。即便无法面对具体苦难，也必须对苦难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多所回应，在人生哲学和生命政治意义上给予理论性阐释，才可能于内在骨血上回应中国文明关切。

毕竟，中国近代的大转型，改天换地，不仅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转型，也是现代世界创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其他古典枢纽文明，中国文明本身就内含着开放性的导向，中国民族历来蔚为“世界历史民族”。事实上，百多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展现了接纳异域文明的宽阔心胸和消纳能力，而举凡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超越性向度的自主选择等等，早已积淀于亿万国民的身心，一定程度上见诸日常的洒扫应对。就此而言，中国文明的复兴与现代中国的成长，既是中国文明返本开新、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百多年来吸纳各种西学元素后的综合生发过程。两头结合，截取融通，方有此刻大中华文明圈的整体崛起。

走到今天，可以看出，现代中成长进程内含着一脉立国哲学，有待抉发。所谓“中国叙事”，就是要梳理其头绪，展现其脉络，落实其名目，从而促进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与人民共和的统一，以塑造华夏国族成熟健全而刚健博大的精神内涵和政治外貌。

进而，这一铺陈立国叙事的运思，也就是一种建构中华文明国家哲学的实际努力。以国家哲学综理国族的理性与理想，提炼国族的核心文化意识与主流价值理念，陈述和表达国民的主流意志，对于国族生活和国民心性做出具有历史维度和政治意义的深度阐释，百多年的华夏心智多所积劳积慧。今天，特别需要在晚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意义上，阐释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近代历史的正当性，梳解其悲情，抒解其苦难，体认更为宏阔层面上的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传统，构建刚健和平而开放的文明气质。此为国家哲学，而为国族塑魂矣。

毕竟，中国的大转型起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历经三波“改革开放”，以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回归、向大西洋文明致意取法、承认普遍人性，来塑造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并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现代中国已然成型，但大转型并未完结，有待再干一、两代人，自当下用功，往前赶路。 一名工人在广州花城广场搭建装饰框架。 摄影/郭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