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摘 要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初具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满足当前培训新型农民和职业化农民的需要，因此亟需创新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理论。在杨凌示范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社区化教育的思想和虚拟培训组织理论以及成立农民职业教育非营利性组织的视角出发，构建出政府、学校、企业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全面参与，以促进农民提升致富本领、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该模式在实施中要创新管理体制，注重培育民间非营利职教组织和涉农职教研究机构。

关键词 基地化培训模式；杨凌示范区；虚拟培训组织；职业化农民；非营利性组织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3-0079-05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已初具规模，政府上下联动推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格局初步形成，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多元化和民营化不断发展，不同类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正在形成，竞争与择优机制不断加强，农民职业教育重点日益突出，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日趋多样化，培训体系和能力建设逐渐得到重视，其效果也逐步显现。但是，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目前的特点是多家参与、多条途径进行，培训往往流于形式、培训效率低、效果差，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缺乏快速集成供给的能力和协调整合各类培训资源的机制[1]。农民职业教育供不应求与供求脱节的矛盾、教育培训形式相对单一、重复浪费现象总体上仍然比较严重，培训单位很少关注培训效果及后期跟踪服务。另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管理体制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农民职业教育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仍比较滞后，没有独立的市场化、产业化的教育培训管理机构，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必须对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突破和创新。

二、杨凌示范区教育资源分析

杨凌示范区是我国唯一的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区内拥有1所农业高等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所部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一个职教中心、多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及5000多名农业科教专家。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成为发展涉农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同时，杨凌示范区省部共建的体制优势和示范带动功能定位等都为发展涉农职业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杨凌，现在已经形成了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等示范新区，并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推广模式，在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新建了一批科技示范推广基地。2011年8月，全国现代农业科技创业孵化联盟在杨凌成立，这是首个全国性农业领域企业孵化的非营利性自主联盟，联盟发起单位42家，包括各类孵化器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专利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目前，在杨凌示范区内初步形成了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为牵头单位，纵向上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相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横向上各教育机构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举办各类涉农专业特色教育，初步形成了高校、高职、中职、技校、职教中心相互支持配合的“五位一体”多元化办学结构。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不同，培训内容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如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村官培训工程”和“农业新科技推广工程”，以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新型农民培训工程”等。而杨凌示范区职教中心有近30年的办学历史，拥有现代化的解剖实验室、生化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微机室、多媒体电教室等。既能开展学历教育，又能开展短期培训。从教师来源结构看，示范区内农民职业教育师资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高校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农民职业教育需求。从农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分担结构看，由政府、学校和农民三部分来承担。

杨凌示范区内职业教育资源丰富，有开展大规模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潜力，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农民职业教育体制不顺，条块分割，教育资源分散，各自为政，以营利为目的，管理松散，利益为先，协调乏力，培训与市场缺乏关联，投入不足，培训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培训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杨凌素有中国的“农业硅谷”之称，但是传统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和落后的科技推广体系却导致许多新技术、新成果只是专家学者实验室里的展品。新技术、新成果“灯下黑”、“走不出杨凌”的现象，一度成为“农业硅谷”杨凌的尴尬。因此亟需进一步整合示范区内各类教育资源，使之发挥集约优势，并在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三、构建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含义

所谓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即依托杨凌示范区内的资源优势，通过区域资源分析评价，并对示范区内各类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使其发挥资源的聚集和集约效应，在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需求调研的基础上，构建出政府、学校、企业以及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等的全面参与，以促进农民提升致富本领、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区域内集约化、多样化、规模化，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新形态、新阵地和新课堂。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包括教育培训主体对象、教育培训质量监控系统、教学体系、保障体系、反馈体系等一系列资源和活动在内的总称。

该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能够克服地方政府划地为牢、分割式的农民职业培训弊端，能够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职业教育规律的融合，能够满足陕西及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培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施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农民培训的新路径，能够解决农民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常见的供需脱节矛盾，还为我国当前培养新型农民和职业化农民，促进农民就业与农民增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范式[2]。通过农民职业技能基地化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在向把杨凌示范区建设成为部级农业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和农业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并最终成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一面旗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